這張合影起初我自己並沒有，我現在保存的這張照片，還是上個世紀50年代，我去周總理家玩的時候，鄧媽媽贈送給我的。父親當年把這張照片洗印了很多張，分送戰友，鄧媽媽給我的這張就是其中一張。我頭上戴的帽子，就是父親去延安時帶給我的，我後來才知道，他到延安的時候，給延安的孩子們帶去了許多來自國民黨統治區民眾的捐贈品。
在和爸爸相處的那些日子裏，他對我們照顧得很好，給我洗手、洗腳、穿衣服，有工夫就陪著我，對我非常嗬護關心。在我也為人父母之後才體會到，父親那樣是在盡力補償他不能自己照顧子女，以盡自己父親的責任的歉疚，在這之中他也難得地體味了一次父女間的天倫之樂。我也是在長大成人，被教育成為一名革命者之後，才真正理解為什麼父親不能更多地和我們在一起，更多地盡父親的責任，更多地享受天倫之樂。因為他是一個革命者，他心中有著更大的責任，他選擇了先天下之憂而憂，我完全能夠理解他。
記得爸爸在延安時，有一天，他親自請郭老師一起吃飯，以表達對他照顧自己女兒的感激。當爸爸親自給郭青斟酒時，小小年紀的我，卻把郭老師的酒杯搶了下來，對爸爸說：“郭老師不喝酒，不喝酒。”弄得兩個大人相視一笑。
那時，日本軍隊的飛機常常在白天來轟炸，我們學校的學生就會離開駐地，躲進山裏去上課。有一天晚上，郭老師來告訴我，說我爸爸白天來過學校，想再看看我。但我們進山裏了，爸爸隻好通過留校的老師轉告，說他有任務，馬上就要離開延安了。
我和爸爸就這樣，來不及當麵告別，永遠地分開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就是永別。甚至沒有悲傷，卻有了對下一次見麵的期盼。
半個月後，西安有人來，捎來爸爸托人帶給我的東西，一封信、一筒餅幹、一副手套，這說明爸爸心裏在惦念著我們，是郭老師給我念的父親的來信。
應該說，我從小就是在沒有父母的環境中長大的，沒得到什麼父愛和母愛。在見到爸爸以前，我不知道什麼叫父親，腦子裏沒有“父親”的概念。這次在延安與爸爸的見麵和接觸，才使我對父親有了至深印象，而父親也把他一生的父愛，都在那十二天給了我。
母愛的缺失，給我留下了一生的缺憾
項蘇雲和父親之間，僅有一次相見，而對於母親，在她幼小的心靈裏，更是一片模糊。她曾向父親問起過母親，但父親沒有對她多說什麼，隻是沉默不語。
我到了延安後才知曉，母親曾在我到達的3個月前，帶著三歲多的小弟弟到了延安。但她把弟弟留下後，就一個人返回去，從此後就杳無音信了。我們母女錯失了最後一次相見的機會。
當時，我隻知道有母親在身邊的同學特別讓我羨慕。後來漸漸長大後，才東一耳朵西一耳朵地逐漸知道了母親的一些事情。
1931年母親在上海生下了我，並獨自把我帶到了兩歲。隨後，就把我托付給別人，繼續追逐她心目中的理想去了，她去了父親已經去了的江西中央蘇區。1934年紅軍撤離中央蘇區長征後，我母親和堅持留在中央蘇區的一萬多人被敵人包圍。突圍時，正懷著弟弟的母親，和中央蘇區政府的婦女部長周月林，與當時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一道在福建被俘。但被俘時，他們用的都是假名，審問中也沒有露什麼破綻。她們在監獄中被關押了三年多，我的弟弟就出生在監獄的牢房裏。
但就在母親和周月林被保釋、瞿秋白也快要獲得自由時，國民黨突然不知道從哪裏得知了瞿秋白的真實身份，瞿秋白因此被殺害了。
從監獄中被釋放的母親，曆經艱難找到了在皖南的父親，並向父親談了被俘和在獄中的全部經過。後來，母親就把我弟弟送到了延安，在返回皖南途中，不幸失蹤，從此再沒有音訊。
對於母親的失蹤，社會上有不少謠傳，說我母親張亮出獄後，找到了父親項英，還沒放下行李，就被父親責問：“瞿秋白的死是不是和你與周月林有關係？”他看母親顯得很緊張，就認為母親承認了出賣瞿秋白，一怒之下，拔出手槍把母親槍斃了。其實這都是誤傳，並沒有什麼事實根據。
而解放後，與母親一起入獄和釋放的周月林也確實被打成叛徒，被關押了十二年。直到1979年，人們從當年國民黨官方辦的一份報紙上，發現了一篇當時中共福建省委“投誠”人員的自供，才弄清了出賣瞿秋白的真正叛徒。至此，我母親和周月林的清白無辜才得到了證實。
一談起母親的事，總讓我生出很多感慨：在革命戰爭年代，不僅要經曆流血犧牲，艱難困苦，還可能要蒙受委屈冤屈啊！而對某些人來說，委屈冤屈或許是更難以承受的。
我對媽媽根本沒有什麼印象，我保存的唯一一張母親的照片還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得到的。“文革”時期，我去上海參觀，住在我丈夫的朋友家裏。有一天，他的一位友人來拜訪，看見了我，忽然說，他有一張我母親的照片，是從上海黨的一大會址紀念館裏要來的。他就給我翻印了一張，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邊，收藏到現在。
我僅僅是在剛出生的那兩年，和媽媽在一起。以後的漫長歲月裏，我隻能依靠模糊的照片來辨認她的長相，在照片上撫摩著她的手、她的臉，感受一下遙遠的母愛。
我從四五歲懂事後，就是跟著郭老師，還是男老師啊。在小學的時候，也有一個葉保姆照顧我，她是雲南人，小腳，很細心，但還是沒有跟著母親的那種感覺。我很羨慕有媽媽的同學，有時甚至夢見媽媽摟著自己睡覺，一看見人家媽媽抱著自己的孩子，就覺得自己很委屈，挺可憐的，真希望有一個自己的家。
帶過我的一些媽媽、阿姨，都感覺我懂事，特別乖。蔡暢媽媽就特別喜歡我，認我做幹女兒。
有一次在蔡媽媽家，不知怎麼，我的衣服被炭火燒了個洞。蔡媽媽就教我怎麼織補，經線緯線，挑來挑去，織補得很好看。我很盼望老能有人來這樣教我。蔡媽媽還是一個非常愛幹淨，愛整潔的人。她看的報紙，寫字的紙、筆都擺放得很有規律。我開始不懂，有時給擺弄亂了，她就把我叫過去：“蘇雲，你看我的東西是這樣放的，你可以拿，但用後一定要放回原處。”這時我才知道，生活中還有這樣那樣的規矩，以前從沒人教過我。
還有女孩子來月經的事，沒有媽媽在，也沒人教。後來有的女同學來月經了，生活老師就把我們女孩子集中在一起，講講女孩子來月經的事情，我們十幾個女孩子一聽都笑，還不好意思呢。
其實我知道，大家對我都很好，給了我許多關愛。但我給人的乖巧、懂事的感覺，其實也是內心比較拘謹，有點隔閡的表現。因為在外人麵前，總不能像在自己親生父母麵前那樣，可以無拘無束。
連我弟弟也是這樣，他跟我說話總是規規矩矩的。上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他到我家來，隻喝杯白開水，不吃飯。他說：“姐姐你很困難，我不能吃你的。”你說我們之間親不親，親，但彼此都習慣了這樣，沒有多少溫柔的東西在裏麵。
我和弟弟兩個孤兒，是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長大起來的，自力更生，獨立生活的能力很強，但就是在個人的情感上，有些欠缺，很內向，有些深層的東西，就埋在心裏頭。總感覺和有父母親的正常人家的孩子不大一樣。
郭青老師待我比親女兒還要親
延安保育小學的同學經常說，在他們的印象中，學校更像一個大家庭，同學間好像兄弟姐妹，大哥哥大姐姐們都要照顧低年級的小弟弟小妹妹，而郭青校長，就像這個大家庭的家長一樣。
護送我來延安的郭青老師在抗大學習畢業後，就擔任了我們保小的教務主任，1939年後任“一校之長”，他和我們朝夕相處，把自己的愛都奉獻給了我們這些孩子。
正像他自己所說：“終日同孩子們在一起，看到他們的純潔天真，心情為之感動。我的學生太多了，雖然我不一定記得每一個人，但我都愛他們！”
記得1938年秋天，由於日本飛機的轟炸，保小從延安疏散到了安塞的吊兒溝。那是一個偏僻、狹窄的小山溝，隻有幾排簡陋的窯洞，老師和同學們都住在一起。按男女大小來分，二十多人住一個窯洞，大家都睡在一排土炕上。因土炕不能燒火，冰冷幹硬，就弄來一些幹草鋪在炕上。郭青老師也和孩子們住在一起，他睡在炕沿口上，以便看管著一炕的孩子。
起初，同學們起夜小便，都要到遠處的山坡上。誰知這荒涼偏僻的山溝裏有野獸，有一個同學就因夜裏小便受了野狼的驚嚇，奔跑時摔傷了腿。以後學校就在每個窯洞門外放一個便桶，好讓同學們起夜時不必走遠。盡管這樣，郭青老師還是不放心，他為了照看孩子們起夜，總是叮囑同窯洞的學生：“你們誰夜裏起來，一定要叫醒我。”
我聽後來擔任國家體改委常務副主任的賀光輝說過，有一天夜裏，他悄悄起來，本不想驚動郭老師，但老師還是被驚動了。郭青爬起來說：“怎麼不喊我。”他披上衣服，跟著光輝到門外，一直陪著他解完手。賀光輝心想：即便是親生母親，也不一定管得這樣細心呀。
盡管每個同學都能記得郭老師的撫愛，但在我們那麼多同學當中，誰也沒有我和郭老師的感情深，關係親。郭老師冒著生命危險把我護送到了延安，他也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他曾經跟我開玩笑說，是我把他帶到革命隊伍中來的。抗大學習畢業後，他又回到了保小，和我們朝夕相處，給了我那麼多無微不至的關懷。
我的同學陳業說，她剛從白區被接到延安進保小上學時，郭青老師曾把她叫到辦公室去對她說：“你同班的同學項蘇雲，是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女兒，她父母都不在身邊，你以後要多和她一起玩，多關心和幫助她。即使吵架，也要讓著她一點。”陳業記住了老師的囑咐，後來總是主動找我一起玩耍，我們很快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從沒吵過架。
保小遷到安塞以後，鬧過兩次嚴重的糧荒。那期間每頓飯，我們每人隻能吃到兩個小土豆，我餓得哇哇直哭。郭校長看了實在不忍，就掏出身上所有的錢，買了一個白麵饅頭讓我吃。盡管很饞，可我也沒有自己獨享，而是舉著饅頭跑回了宿舍小院，大喊著：“我有饅頭，我有饅頭啦！”同學們呼啦一下圍過來，你掰一塊，她咬一口，很快就把白麵饅頭瓜分光了。我自己雖沒吃上兩口，但心裏還是高興。我把郭老師的愛，和同學們一起分享了。這並不是因為我有多高的覺悟，而是老師們言傳身教的熏陶。
後來，保小又搬到了吊兒溝，那地方有個小飯館，能做合羅麵條。有一天，郭老師用他的大搪瓷缸子，買來一缸子合羅麵，又把我叫過來吃。我仍像上次一樣，把那一大缸子麵條端回宿舍，自己沒吃上幾口，就分給大家，同學們你一口，我一口，很快就把一缸子麵條吃光了。
等我小學畢業，上了延安邊區中學時，郭老師也調離了延安，到綏德縣任教。雖然分開了，相距還挺遠的，但郭老師仍然沒有忘記我這個失去了父親的孩子。
有一次，郭老師從綏德回到了邊區政府所在地延安，他把我從學校叫了出來，對我說：“蘇雲啊，過去咱們沒有錢，吃不起，現在我在綏德教書，賺了幾個大洋，咱們一起去吃頓飯吧。”
他拉著我到了新市場那裏的一個飯館，飽吃了一頓。吃完還給我買了一大包鍋貼，讓我帶走。臨別時，郭老師還送給我一把他專門為我打製的銀勺子，勺把上刻了我的名字。最後，郭老師又塞到我手裏兩塊銀元，要我留著花。說實在的，郭老師和我非親非故，卻待我比親女兒還要親，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郭老師對我的好。
小小演說家的一次尷尬事
別看保育小學坐落在西北延安荒涼的大山溝裏，卻湧現出不少聰明、勇敢、才藝出眾的少年。先說保小有好幾位學生幹部，在同學中的威信很高，如毛遠誌、毛華初、劉允斌、謝紹明等，他們年齡稍長，或是黨的領袖的子女，或是烈士子弟，他們從不顯得特殊，而是在父輩的嚴格要求下，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處處為同學作表率，有的在小學裏就成為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