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兒童節時，延安《解放日報》曾刊登過一篇保育小學在延安陝、甘、寧邊區兒童節比賽中全麵獲獎的報道。報道中寫道：在老師的辛勤管教下，保小在各個方麵，都有不少聰明、能幹、才藝出眾的少年，如小小政治家於龍江，小小畫家洪小靈，小小科學家李久銘，小小演說家項蘇雲，還有在智力測驗中分數最高的最聰明的孩子李路達等。
我在保小時，有個小小演說家之名。可能因為我記性好，又從來都不怯場，所以常被老師挑選出來演講。有時老師就把我抱到馬上，騎馬帶我到延安去參加會議或者代表學校演講。我在邊區的演講比賽中還獲過獎，常受到老師和校長的誇獎。
可是有一次，我去學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為當地群眾演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施政綱領時，卻出了個洋相。
那天，我們學校的老師和同學一道，在真武洞的集市上，拉開了一片場子做宣傳。我早就把黨的施政綱領背得滾瓜爛熟，就一步跨上了講台，嘰呱嘰呱地背起來，許多趕集的老鄉都被我這個小姑娘大方生動的演講吸引過來。
就在這時，我看見台下站成一圈的老鄉中，有一個站得離我不遠。他一邊聽我演講，一邊在懷裏摸著什麼，摸出一個小東西，就放在手上一掐，發出喀吧一聲響，然後又放在嘴裏一咬，好像吃得很香。他就這樣，摸著，掐著，咬著，來回反複……
這個老鄉的奇怪動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一個勁兒地想，他在幹什麼呢？他掐咬的是什麼呢？想著想著，竟走了神，把自己背熟的“綱領”也給忘掉了，演講卡了殼，引得台下一陣哄笑。
後來我才知道，延安地區冬天缺水，一般人沒有條件洗澡，身上長了虱子，隻好在太陽底下曬曬，趁機抓一抓。那個老鄉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呢。可為啥要咬呢？當地老鄉們說，虱子吃了我的血，我就應該把這虱子也吃了。
就為了好奇心，常受表揚的我，這次回到學校挨了老師的批評。
調皮的阿毛正在變成美麗的蝴蝶
無論在保小還是抗小，老師們就是學生的第二父母，他們不僅給學生上課，教授知識，還要管他們的行為習慣、思想品德、身體健康。不管哪個同學病了，老師都要陪護，喂水送飯；學生睡了，老師還要邊批改作業，邊給同學們蓋被子，叫起夜；誰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老師就飛針走線地給學生縫補。
我弟弟阿毛在抗小的時候，有尿床的毛病，不論春夏秋冬，窯洞前總要曬著他畫滿“地圖”的被褥，因而他是全校出了名的“尿床大王”和“海軍大將”。他的被子常年又濕又臭，每晚鑽被窩都是件難受的事，連和他睡一個通鋪的同學也跟著挨熏。
班主任馬老師多次囑咐同屋的同學晚上起來叫一下他，可仍起不了多大作用。保育班長吳老師把他接到幼兒班，像管幼兒一樣幫助他，生起氣來還打他的屁股，但這也沒管用。後來教導主任韓老師，就把他領到自己的窯洞，給他搭了一張床，還專門給他準備了一個尿桶。晚上睡覺時，韓老師把烘幹的被子給他蓋上，親切地跟他說：“阿毛，幹淨被子蓋得舒服嗎？”
“嘿，好舒服。”
“那你能保持被子幹淨，不尿床嗎？”
阿毛低下頭，不說話了。
“我幫你改掉這個毛病，晚上叫你起來尿尿，你能起來嗎？”
“能。”阿毛點頭答應了。
這晚，韓老師非常經心，每隔兩三個小時，就叫阿毛起來一次，第二天，院子裏果然不見了阿毛尿濕的被子。後來，韓老師漸漸摸準了阿毛尿尿的規律，及時叫他起夜，經過一個多學期的耐心訓導和幫助，阿毛逐漸養成了習慣，能自己起夜了。當他再回到集體宿舍時，已經摘掉了“海軍大將”的帽子。
我弟弟阿毛還是個非常調皮的孩子，每次學校大集合時，他總是出洋相，惹得大家發笑，有時他還敢跟老師頂嘴、打架，甚至不合意時就哭哭鬧鬧，因此在抗小是很出名的鬧將。可阿毛的優點也很鮮明，是個十分勇敢的孩子。
學校的袁老師告訴我，有一次，阿毛在菜地裏偷吃了黃瓜，被老師罰站了牆角。袁老師看見了，就把他拉到自己的窯洞裏，耐心和他談話。袁老師說：“你父親領導新四軍抗日，被國民黨害死，人民都紀念他，你要好好學習，做父親的好兒子，長大了建設新中國，為父親爭光。黃瓜摘下來應該交到夥房大夥一塊吃，不能摘下來就隨便吃，既違反了紀律，又不衛生。”
阿毛聽了，認真地點了點頭。此後，他和老師建立了親密的感情，老師走到哪裏，他就跟到哪裏。正像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說的，對特殊兒童要格外關心愛護。對阿毛這樣一個從小沒有父母在身邊，生活環境特殊的兒童，老師們給予了他更多的關愛、嗬護，使他逐漸成長，有了不小的進步。後來，他被送到蘇聯學習潛艇技術，解放後一直在海軍部隊。1974年，他在“文革”中病故。
我在五年級時，曾為弟弟寫了一篇作文，文中寫道：
人人知道阿毛是個調皮的孩子，人們見了他都討厭，連我也討厭他——阿毛就是我的小弟弟。可現在不同了，正如寧校長所形容的，他以前是一條毛毛蟲，現在正在變蝴蝶了。我是他的姐姐，以前很少幫助他，在某些方麵，還助長了他的缺點發展。我現在想起來，對不起爸爸和媽媽，也對不起他。
現在的阿毛和以前不同了，學校集合的時候他規規矩矩，再不見吵鬧。以前星期六不讓他回家，他就哭鬧的，可我這次回家的時候，他並不吵鬧，隻叫我帶一封信給蔡媽媽，我覺得奇怪，在路上把他的信拆開看了看。信裏這樣寫道：“親愛的蔡媽媽：我很想回家，也想看看您。先生說我已有進步，叫我寫信給您，讓您來接我。如果不能來接我，就送點東西給我，叫我姐姐帶來。敬禮！阿毛。”
我看了信，覺得我弟弟阿毛真是變了，他已經能這樣寫信了。我看了，真是高興。我弟弟阿毛在變了，由難看的毛毛蟲，快變成美麗的蝴蝶了。他已逐漸脫去了毛毛蟲的醜態，我很感謝先生們把我的弟弟變成了好娃娃。我今後要多幫助他，使他真正變成一個好學生——一隻真正美麗的蝴蝶。
在張浩叔叔家過假期的孩子有一個班
自1939年以後，中央組織部決定，對一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幹部子弟，以及一些烈士的子弟，在生活上給予照顧和管護，每到星期天和假期，中央組織部和一些單位就負責派人接這些孩子回延安度假。
1939年暑假的一天，郭老師告訴我，有個叫張浩的人，派警衛員來接我回去。我說不認識，但孩子有一個心理，總是羨慕有家長的同學，非常願意有人來接自己去過周末和假期。於是我就跟著張浩的警衛員回去了。當時和警衛員一起來的，還有一個馬夫，他們接的可不止我一個人，有一大幫孩子呢。其中有張浩叔叔的兩個兒子，還有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方誌敏的兩個兒子，還有不少派到前線去的幹部的子弟，統統被接到了張浩叔叔的家裏。我數了數，一共13個孩子，都在他家過暑假。
張浩是中共早期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留在武漢的張浩，為了籌劃組織年關暴動，在秘密運送兵工廠的武器失敗後，決定自己試製炸彈。一天深夜，他們在家試製雷管時，不慎引起爆炸，驚動了街上的巡警。張浩的妻子為了去搶救受傷的同誌，匆忙撤離，未來得及抱走剛滿月的小女兒。第二天，敵人貼出告示，想以招領小女孩為誘餌來抓捕共產黨人。張浩夫婦強忍著內心的悲痛，阻止了準備前去認領孩子的同誌。敵人看計謀沒有奏效，殘忍地將張浩的小女兒扔進油鍋活活燙死了。
在張浩叔叔家時，他給我們這些孩子辦了一個學習班。他給我們規定，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上午是學習時間，不能出去玩，要看書寫作業，並由班長檢查。每天下午休息一下，就可以出去玩。在延安有親戚的同學，星期六可以去，但星期天一定要返回。
那時，我們小孩吃的是大灶的標準，張浩的夥食標準是領導幹部的小灶，他就把自己的標準撥給我們孩子一些，還請來他的廚師為我們掌勺，想辦法讓我們這些孩子吃得飽些好些。他就是用這樣的辦法，實實在在地關心著他的部下和他們的子女，讓他們在前線安心打仗和工作。
我在張浩叔叔家過了兩個假期，假期中每逢星期六，就回蔡媽媽家。可有一次，蔡媽媽打電話給張浩，說她感冒了，怕傳染給我，讓我先別回來了，結果我看其他孩子都被“家人”接走了，急得哭了起來。張浩叔叔就來勸我不要哭，然後把我領到他住的窯洞，拉開他的抽屜給我看，裏麵有好多老鄉們送他的紅棗、年糕什麼的。他把吃的東西拿出來，說：“蘇雲，不哭了，你在這裏盡管吃。”他就這樣哄著我。
其實，那時張浩叔叔的身體一直很虛弱，沒多久就病重住進了醫院，我還去醫院看過他。後來我才知道，他在革命生涯中，曾三次受傷，兩次被捕。30年代初他被派往東北籌組滿洲省委，擔任省委書記時，被叛徒告密，遭日軍逮捕。日軍對他嚴刑逼供，將他的手腳捆綁起來，用棍子撬開他的嘴，往肚裏灌水，灌滿水後在他的肚子上踩杠，冷水和著血從鼻子、嘴裏往外流。數九隆冬，敵人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皮鞭抽打，然後把血肉模糊的他丟到缸裏。酷刑下的張浩叔叔仍未吐露一字與黨有關的機密。後來黨組織將他營救出獄，但他的身體卻受到了嚴重傷害，以致最終過早病逝。
張浩叔叔病故後，毛主席親自為他題寫了“忠心為國，雖死猶榮”的挽詞。送葬那天，哀樂隊、花圈挽聯隊、手槍隊、騎兵隊等和前來送行的群眾，有一萬多人，排起了長長的行列。毛主席、朱德、任弼時、楊尚昆等中央領導人親自為張浩守靈、執紼，並抬著棺材，一步一步地攀上了桃花嶺墓地。最後下葬時，毛主席非常敬重地說了一句：“讓張浩同誌天天監督我們。”
原來，桃花嶺和毛主席住的楊家嶺隔水相望，張浩希望把自己葬在這裏，是想表達他對黨和人民領袖的崇敬之心。因此毛主席說“讓張浩同誌監督我們”，也是對他在天之靈的最好回應和安慰。
那天的葬禮我也參加了，那情景我一生難以忘懷。
蔡媽媽喊著：“虎子，你可要挺住呀！”
那時，中央組織部對劉伯堅、彭湃等幾位烈士的子女也特別關照，放假時，總是把他們接到陳雲、李富春家裏去住。
我的同學劉虎生，他的父親劉伯堅烈士，也是中共早期的優秀革命家。他1920年赴歐洲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回國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並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紅軍主力長征後，他率領部隊在江西堅持遊擊戰爭，後來在向贛南油山突圍時重傷被俘。1935年3月，他在江西省大瘐縣金蓮山上壯烈犧牲。犧牲前，劉伯堅給妻兒寫下了遺書，表達了他“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的信念。就在他犧牲的同時，虎生的媽媽，擔任中央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兼機要科長的王叔振，也在閩西長汀被害了。
當時年僅八歲的虎生，被寄養在西安的舅媽家裏。1936年底，西安地下黨組織費盡周折，才找到了身藏父親遺書的虎生，把他送到了延安，上了“保小”。對他的生活養育，就由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於若木夫婦，副部長李富春、蔡暢夫婦來承擔了。
虎生當時是個調皮的男孩子，又是在長身體的時期，鞋子穿得很費。公家發的布鞋根本接不上茬，李富春叔叔和蔡暢媽媽就把發給自己的新鞋省下來給虎生，而自己穿的鞋卻補了又補。陳雲還把自己節省下來的一點津貼給虎生買手帕、牙粉、牙刷等生活用品，並親切地告訴虎生：“一定要好好刷牙，口腔才能衛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