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虎生得了兩場大病，第一次是患瘧疾。這種病，在今天來說，並不難治，但在當時的延安，缺醫少藥，也有死亡的危險。虎生連續高燒多日，身上忽冷忽熱，難受極了。陳雲伯伯聽說後，非常焦急，一麵翻箱倒櫃地找藥，一麵四處求援，大家努力終於把虎生挽救過來。
可沒過多久，有一天，劉虎生突然感到眼前發黑，頭冒虛汗，躺倒後，身上出了許多小紅點，這些小紅點很快又變成了大血泡。原來他又患上了敗血症。陳雲得知後，趕快叫人用擔架把虎生抬到了幾十裏外的和平醫院。進醫院後，虎生已昏迷不醒，脈搏十分微弱，鼻、嘴、耳多處出血，醫院打電話通知蔡暢媽媽，說虎生已經病危，要她趕快準備後事。
蔡媽媽在電話裏哭著喊：“請你們一定要想盡辦法搶救這個孩子，我馬上就到！”這時陳雲已經騎馬趕到了醫院，蔡媽媽隨後也趕到了，他們看見虎生就像死了一般躺著，不能動彈，眼睛也睜不開，隻是腦子還有點明白。
虎生後來回憶說，朦朧中的他，聽到蔡媽媽聲音顫抖地說：“這是劉伯堅烈士三個孩子中，唯一有下落的孩子，如果我們保不住他，怎麼對得起烈士啊？”她又緊緊地握著虎生的手，深情地喊著：“虎子，你可要挺住！挺住呀！”
接著，蔡媽媽親自去請經驗豐富的蘇聯醫生阿洛夫為虎生會診。阿洛夫診斷說，這孩子患的是急性敗血病。現在唯一的治療辦法，就是輸血。當時在場的醫生、護士十多人，都先後為虎生輸了血，這才保住了虎生的性命。他又在醫院治療休養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恢複了健康。
事後醫生們說：“虎子的命真大，抵抗力這麼強！”虎生卻發自內心地說：“我雖然失去了親生父母，可我得到了勝似父母的關懷。”
後來，虎生曾在一篇作文中這樣寫道：“我就像一隻被媽媽丟了，又被找到的小鳥，終於在延安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落了巢。我家的人可多呢，有慈父般威嚴、寬厚的陳雲伯伯、李富春叔叔，還有慈母般溫暖、體貼的蔡暢媽媽，在他們的關愛下，我從未感到過自己是個孤兒。”
蔡媽媽啃雞爪子，讓我吃雞大腿
1941年冬，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在皖南事變中犧牲後，延安中央組織部特別派人到白家坪的保育小學慰問了項英的女兒項蘇雲，送了她一件棉大衣。暑假以後，組織上為了照顧項蘇雲，又特意把她留在了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附屬子弟學校繼續上學。
這段時間，我在蔡媽媽家度假的時間比較多，他們的女兒李特特常羨慕我，說我在她母親身邊的時間比她還要多。
1942年，延安開展大生產運動時，我放假了，就把被子拿回家洗。我的被子裏子麵子都是黑色的粗布，很厚，拆了以後，我就洗不動。蔡媽媽就對我說：“現在不是搞變工隊嗎，你也可以變變工呀。讓我的警衛員來幫你洗被子，小夥子力氣大，你呢，編織毛線拿手，就用毛線幫他織一條圍巾，怎麼樣？”
我高興地答應了。於是，蔡媽媽的小警衛員就花了半天時間，幫我把被子洗幹淨了。我呢，用了四天時間，給他織了一條毛線圍巾。幹完後，我跟蔡媽媽開玩笑說：“他花了半天時間就幹完了，我織圍巾卻花了四天時間，這不是不對等嗎？”蔡媽媽搖了搖頭，和藹地說：“不能這麼算，他雖然花的時間少些，可卻用了好大的力氣呀，這就叫做各取所長，互相幫助嘛！”蔡媽媽的幾句話，就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也懂得了一種看問題的方法，以後的許多事情，都可以這樣去考慮。
我弟弟阿毛上小學後，我就常和弟弟一起回蔡媽媽家度假。
那時，蔡媽媽家有好幾孔窯洞，連在一起。最裏麵的一個窯洞，是蔡媽媽和李叔叔住的，外麵一間窯洞蔡媽媽辦公，最外麵還有一個窯洞，是李叔叔用來開會和接待客人的。我和弟弟回去時，就住在最外麵的窯洞。
怎麼睡呢，我們倆睡一張床，腳頂腳睡，有時候我倆就在床上打鬧，蹬腳玩。我比弟弟大四歲，力氣比他大，有時一蹬腳，就蹬到了他的臉上。他生氣了，就滿院子追跑著和我打，蔡媽媽趕緊跑出來勸架。弟弟告狀說我欺負他，我就講弟弟耍賴。
蔡媽媽隻好打圓場說：“阿毛，就算姐姐欺負了你。你到我窯洞裏來，我給你小米糖，不給姐姐吃，這你該高興了吧？”於是，她把弟弟領進窯洞，弟弟拿著糖出來，就跟我顯擺說：“你看，我有糖吃，你沒有。”
我弟弟從小就有尿床的毛病，蔡媽媽常常半夜來叫他起床尿尿。有時阿毛怎麼也叫不醒，蔡媽媽就拿一根棍子在桌子上一敲，嚇唬他說：“阿毛，再叫不醒，我就要拿棍子打你啦。”弟弟一聽，嚇得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蔡媽媽就是這麼細心地照料著我們的生活。
盡管蔡媽媽照料我們很細，但管教卻是很嚴格的。特別是我那調皮的弟弟，有時老師告狀，把他的搗蛋事告到了蔡媽媽那裏，蔡媽媽就要對他來一次嚴厲的批評教育。這時的李叔叔、蔡媽媽會擺出一臉威嚴，弄得阿毛很害怕。後來阿毛就有了一句話：“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叔叔、蔡媽媽。”
有一段時間，蔡媽媽病得很厲害，臥床不起。當時蔡媽媽在中央婦女委員會工作，病了以後，大家都輪流來看望她。她身體本來很虛弱，還要接待來人，很耗費體力，身體有些吃不消。李叔叔就跟我說：“蘇雲，你來幫叔叔一個忙，蔡媽媽休息時，你就坐在門口看著，來了人你就先擋一下，向他們解釋一下。”這樣，我就在門口當了一個星期的特別衛兵。
我從圖書館借來一些圖書，一邊看一邊守門。有時，蔡媽媽在裏麵睡得悶了，就拉我進去聊天，我就給她講講我剛看完的幾本民間故事什麼的，氣氛很自然，很溫馨，我們就像母女倆。難怪蔡媽媽的女兒李特特有時都嫉妒我，（她一個人在蘇聯很長時間，長大以後才回到媽媽身邊。）說：“你比我在媽媽身邊的時間還長，我媽媽對你比對我還親。”
我在蔡媽媽家吃飯時，家庭氣氛也挺濃。李富春叔叔吃起飯來，大刀闊斧，典型的男子漢吃法。一大碗飯，扒拉幾下就吃完了，你不給他夾菜，他也就不吃。每次，細心的蔡媽媽都把菜給他埋在飯下麵，好讓他多吃一點菜。
蔡媽媽身體有病後，夥房為了照顧她，有時會給她燉一隻雞來吃。當燉雞送來時，蔡媽媽就開始給幾個人分配。她說：“李叔叔吃雞不會啃，就讓他吃雞胸脯；我喜歡啃，雞爪子、雞脖子就歸我來吃；蘇雲呢，你人小，就給你就吃雞大腿吧。”所以每次一吃雞，我們“家”就這麼分工了。蔡媽媽是非常細致，愛幹淨的一個人，李富春就是大大咧咧的一個人，二人性格也是互補的。
有時吃完飯，李叔叔、蔡媽媽就拉著我在窯洞後麵的山坡上散步，還牽著我的一條小狗。路上遇見的叔叔阿姨會問我：“你家幾口人啊？”我就說：“四口。”我把我的小狗“路路”也算上了。
李富春伯伯問：“娃娃裏麵也在抓特務嗎？”
1943年，延安開展了整風運動，大人們整天都在聽報告，學習、討論，開會。後來康生又搞起了“搶救運動”，弄得人人自危，連保育小學也被卷了進去，老師和學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那一段時間，我們學校也搞起了到處抓特務，人人過關的運動。老師和高年級同學都要受審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經曆，如講不清楚，就被懷疑是特務，還搞互相揭發。我們聽說有的被懷疑的老師，還被吊起來打了，逼他們交代問題。學校還專門組織我們學生到邊區禮堂，聽一些在整風中交代問題好的人現身說法，我們小學生坐在下麵，也跟著大人喊口號。
有一天，學校的李科長也被認定是國民黨特務，拉到禮堂去批鬥，學生們被要求去助威看熱鬧。在批鬥現場，人們一擁而上，打了李科長，還把他用繩子捆住，送到了安塞縣政府。據說李科長在安塞縣監獄關了一個多月才被放回來，因為他參加革命前是陝北的農民，根本不是什麼國民黨特務……後來，學校在低年級同學中，也搞起了人人過關。
弟弟告訴我，他們的老師把一個小同學叫去交待問題。老師命令他靠牆站好，問他：“你是不是國民黨特務？”他說：“我不是。”老師又問：“你不是特務，你見過特務嗎？”他說：“我是農村來的孩子，根本沒見過什麼特務。”老師生氣了，說：“你再不老實交待，就罰你站凳子。”他果真被罰站到了凳子上。
站了半天，他肚子餓得不行，實在堅持不住了，就對老師說：“我見過特務！”老師馬上拿出本子記錄，他說：“夏天，大伯派一位姓李的年輕人，從靖邊縣騎馬來保小接我回去度暑假。路遇大雨，河水猛漲，我們過不去了。騎在馬前的小李，叫我抱緊他的腰，他在馬背上猛抽了幾鞭子，硬是從河裏衝了過去，把我嚇得要命。我想，小李可能就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因為那次我們險些連人帶馬被洪水衝走，那不是小李不存好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