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這事交待了，老師才說：“你可以回宿舍睡覺了，以後就這樣交待。”這小同學過關了，可後來聽說靖邊縣真的就把小李打成了“特務”，他被整苦了。那位小同學以後一直悔恨自己九歲時的無知，被迫進行誣陷，讓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遭了罪。
在整風期間，學校的老師學生一律不讓回家。大概過了好幾個月後，緊張的氣氛才慢慢緩和下來，學校才允許我們回家了。回家前，學校還特意交代，如家長問起不能回家的原因，你們就說參加整風，其他都不要說了。
1943年的夏天，我和弟弟，還有同學黃毅先三人，一起回到了楊家嶺的李富春叔叔和蔡媽媽家。一進窯洞，李富春叔叔見了我們，就問：“你們怎麼那麼長時間都沒回家來啊？”
我說：“校長說大家都在整風，整風不能回家。”李叔叔問：“一群娃娃，整什麼風呀？”
他這一問，我弟弟可就來勁兒了，“哎呀，你不知道，我們學校整風可熱鬧了，還把人吊起來打呢，大家跟著喊口號！”他繪聲繪色地說著。
我在一旁聽著，嚇得不得了，生怕回學校後挨校長的批，那不就倒黴了嘛。我連忙阻止弟弟，可阿毛根本不理我，還一個勁兒地說著。李富春叔叔認真地聽著，然後說：“等等，你再仔細說一說。”阿毛就把學校整風的情形從頭到尾細說了一遍。
李富春叔叔聽了，很生氣，他馬上拿起電話給中共西北局的負責人高崗打了電話，問道：“怎麼我們大人整風，娃娃裏麵也在抓特務呀，還打人？！”
過了一個星期，西北局就派人來學校調查，糾正了保育院小學整風擴大化的錯誤傾向。後來，學校領導還向幾位被錯整的老師道了歉，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做法。
我做的燈心絨布鞋上了大生產展覽
1943年，延安又搞起了大生產運動，毛主席發出了號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保育小學的師生也投入到了大生產運動之中。老師、學生都參加了生產勞動。
記得那時學校也分給了我們一塊地，種上了黃瓜和西紅柿。那年，西紅柿結得特別多，吃都吃不了，校長想了一個辦法：讓我們來熬西紅柿醬。用一個大鐵鍋，熬呀熬。就在那次熬西紅柿醬的時候，我不小心，摔到了大鍋邊上，眼睛都摔出了血，好險哪。
那時延安上下各處都在搞大生產運動，一下子，許多地方種的蔬菜都過剩了，吃不了。人家想到我們小學可能缺少蔬菜，就給我們送來不少大白菜，沒想到，我們自己種的蔬菜還吃不完呢。
大生產運動，一個是解決吃，一個是解決穿。除了種糧食、蔬菜外，我還學會了紡線。那時候，各單位都派了紡線任務，一定要按時完成。棉線一紡好了，就把它交上去，人家就會折算成錢幣，給我們做酬勞。那是我第一次掙到了錢，有了一些邊區幣。蔡媽媽讓我把錢存到邊區的合作社裏，還跟我開玩笑說：“小蘇雲，你現在可是財東了。”因為邊區幣的麵值都很大，一花起來，就是成百上千的。
那時，我們不僅學紡棉線，還學了紡羊毛。紡羊毛前，先要把那些髒兮兮的羊毛，拿到延河裏去洗幹淨，洗了後彈一彈、搓一搓，撚成線，然後織成毛襪子，為前方的戰士送去。我們班有個叫歐陽岱娜的女同學，手很巧，她把羊毛染成不同的顏色，白的黑的搭配，編出小點點的圖案，織成的手套可漂亮了。
後來，在老師的指導下，我還學會了做鞋。第一次，連納鞋底子，帶上鞋麵鞋幫，給自己做了一雙鞋。鞋麵就是用我爸爸來延安的時候，給我帶的一個燈芯絨背心改做成的。
我們的這些勞動成果，在延安大生產成績展覽時，都送去展覽了，包括我做的燈心絨布鞋，岱娜織的手套。
雖然那時我們還都是娃娃，但是延安開展的大小運動，像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等等，幾乎皆是軍民總動員，搞得轟轟烈烈。我們小孩子也不例外地參與了，印象很深，給我們的影響也不小呢。
初入延中，大風一吹，碗筷全給卷跑了
1944年底，項蘇雲從抗小畢業，考入了延安中學。延中是在1938年創建的。當時延安是全國抗日革命陣營的中心，許多革命青年都投奔這裏。延安開辦了不少培養幹部的學校，如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等。但一些幹部子弟、小學畢業生，還有文化水平較低的工農幹部，需要一個中等學校來滿足他們，於是延安中學應運而生。
我記得，考試後還張了榜，我考的成績在前十名呢。當時我分在了延中的9班。從小學進中學，也有一個逐漸適應，逐漸自立的過程。
第一次到延中吃飯，我拿了一個瓷碗，一副筷子，跟一個班的同學一起去吃。一個班麵前放兩個大木桶，一木桶是飯，一木桶是菜。菜每個人一份，小米飯隨便吃。在小學吃飯時有老師照顧，吃完一碗小米飯再請老師給添一點。到了中學可不一樣了，正在長身體的學生都很能吃，經常是，我吃完了一碗再去添時，木桶裏已經沒飯了。
老師問，誰沒有吃飽舉手，我就舉手。老師安慰說：“這樣吧，你先上課，等飯做好了再叫你吃。”開始我還等呢，哪兒有飯呀。晚飯時，我又沒吃飽，又舉手，可還是沒有飯吃。這樣弄了幾天，我才發現了，是我的碗有毛病，不夠大。後來我發現，我的同學林漢雄，把一個特大的缸子用繩子一拴，吊在脖子上，他的飯就夠吃了。後來，我也學他的樣子，弄了一個大缸子，這樣一來就能吃飽了。還有些女孩子，幹脆就捧著一個大盆子吃飯，現想起來，挺有意思的。
開始我還像在小學一樣，吃完了飯，把碗筷放到一個角落裏。可沒想到，再吃下一頓飯時，碗就沒了。倒不是誰拿走的，而是大風一吹，碗筷全給卷跑了，碗都丟了，就更別想吃飽了，挺狼狽的。我後來才知道，吃完了飯，就地打碗開水，帶到住的窯洞宿舍去喝，喝完了就去上課，下次吃飯，再到窯洞來拿碗。
我們每天在山上上課，早晨到山坡下的草坪去做操。操練以後，就去接山溝裏的泉水，嘩嘩地洗臉。洗完以後，再到半山坡的廚房去吃飯。吃過飯，有時候就去山下背廚房燒飯用的煤，一個星期大概要背兩三次。剛吃得飽飽的，背上沉重的煤塊爬山路，一會兒就又餓了。遇上下雨天，土坡變得很溜滑，我們從山上的窯洞下來吃飯，要摔不少跟頭。有的同學幹脆坐下，出溜著下去。總之，那段生活也很鍛煉人的。
第一次看見血淋淋的紗布、繃帶，嚇得手腳直哆嗦
1947年春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根據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延安中學轉為野戰醫院，為前線的部隊和傷病員服務。
那天，飛機轟炸了整整一天。一會兒不停歇地轟炸，讓我們連飯都沒法吃，就在窯洞裏躲著。到了晚上，老師去開會，回來給我們傳達說，陝、甘、寧邊區總動員，現在要撤離延安，我們延安中學馬上要變成隨軍野戰醫院，第二天晚上就要出發。
這一來，我們全校趕快先堅壁清野，把帶不走的桌椅等物品都埋了起來。夥房給大夥兒烙了許多大餅，每人分兩張大餅背上，大部隊連夜往吊兒溝轉移。留下少量的人，收拾斷後，臨離開時，國民黨的軍隊已經逼近了，我們在山頂上都能看見。
我們這個臨戰上馬的野戰醫院，當時分成了五個所，一個手術隊。每個所有從邊區醫院抽調來的兩位醫生、兩位護士，教我們這些學生一些醫療技術。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第一批傷病員從前線下來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圍上去看。剛一見那些血淋淋的紗布、繃帶、血肉模糊的戰士，我們都嚇得不得了，手腳直哆嗦，可哆嗦也得跟著幹呀。有時把繃帶給傷員纏得太緊了，傷員叫喚起來，又拆掉了重纏。後來才慢慢適應了，跟著邊區醫院的護士一點點學習包紮處理，酒精消毒，敷藥，繃帶包紮。我們還學會了怎麼洗繃帶，怎麼消毒。當時的醫療器械簡陋而且奇缺，甚至從山上折來樹枝，消毒一下，就當鑷子用。
周副主席給我們批了800副擔架
項蘇雲所在的野戰醫院總是跟著部隊走，仗打到哪兒，野戰醫院就遷到哪兒。前線打仗送下來的傷員，經過野戰醫院的包紮處理後，再往後方轉移。有時部隊撤走了，傷員來不及往後送，野戰醫院就要在敵人到來之前，帶著傷員迅速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