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十六歲，在同學中算年齡大的，那些小同學才十三四歲。為了躲避敵機轟炸，我們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行軍。有的小同學，晚上行軍時常打瞌睡，我這個大姐就得推著她們走。當時感覺，這路什麼時候才能走完呢！後來才慢慢適應了行軍生活。
最危險的一次，是在鄧家溝打了一個大戰役後，我們這個所裏躺了兩百多個傷員。前麵的部隊撤離後，國民黨的飛機很快就來轟炸。當時我們所裏一副擔架都沒有，怎麼轉移傷員呢？情況非常緊張。
後來，我們醫院的兩個通訊員騎著馬去找前線部隊。那時總後勤部是周恩來負責，結果他們兩個人很巧，在路上就碰到了周副主席。周恩來急忙問兩個通訊員什麼事。他們兩人說：“我們醫院現在有好幾百號傷員，一副擔架也沒有，馬上撤退，要我們怎麼辦？”
周副主席一聽，馬上寫了一個條子，說：“批給你們800副擔架，很快就會送來。”兩個通訊員一聽，高興極了，趕快跑回去報信。這時，飛機還在天上轟炸，擔架一時還沒來。輕一點的傷員已經被攙扶著開始撤離，行動不了的重傷員隻能等待，我們大家都急得不行。
終於，擔架隊來了，我們醫院的醫生、護士分別護送著幾百副擔架和傷員後撤，我和另外一個護士，就護送了一百多副擔架。
一進窯洞，我坐在地上就睡著了
那時打仗，大部隊在前麵，野戰醫院就跟在後麵。大部隊在前麵征糧，已經吃得差不多了，等野戰醫院到來時，往往分不到糧食，大家常常是半饑半飽的。
有一次，我們駐地又沒了糧食，幸好碰到了一個放牛娃，他說村裏的一個地主埋了10缸糧食。我們一聽，就跟著他去挖，結果挖出來了10缸麩子，就這樣大家也很高興呢。由於缺少糧食，傷病員一天一頓幹飯、一頓稀飯，我們就更得將就了，一天隻能兩頓稀飯。
就在那次護送擔架撤離途中，我們碰到了中央警衛團的隊伍。有一位曾在延安楊家嶺認識的叔叔看見我，打招呼說：“哎，小鬼，你現在幹嗎呢？”
我說：“正帶這些擔架轉移呢。我現在是野戰醫院的護士呢。”
“哎喲，你不簡單呀。有什麼困難嗎？”
“沒什麼困難，就是肚子餓。”我還像個小孩子似的說。
那位叔叔聽我說餓，就準備到他們的夥房給我弄些吃的。結果跑去一看，因部隊馬上要撤離，夥房的飯食、大鍋等家什都架在馬背上走了。
叔叔看我餓得那樣子，馬上從懷裏掏出了兩枚邊區幣，說：“拿著，你在路上買點東西吃吧。”可一路都是荒山野嶺，哪裏能買到東西呢。隻好餓著肚皮，堅持走。
我們連續翻過了幾座大山，到了山底下，有個大川，川邊有一個村子。炊事班的同誌說：“你們先歇歇，我們去找米趕緊煮飯。”可我餓得呀，實在耐不住了，忽然想起了口袋裏還有幾個邊區幣，像找到了救星似的，趕快到老鄉家裏換點吃的。老鄉給了我兩個糠窩窩頭，我高興極了，拿回去就和幾個同學分搶著吃。才吃了幾口，就吹起了哨子，敵人來了，我們的隊伍馬上又出發了。我們連一頓飯也沒吃上，就又爬上了一座大山，到宿營地時，天已經黑了。
搞後勤的同誌說：“飯都給你們煮好了，安排好了，就快來吃吧。”我們就趕忙把傷病員、擔架員一個個都安排好，然後到自己住的窯洞去放行李，再去吃飯。可是我的腳一邁進那個窯洞，屁股往地下一坐，連背包都沒來得及放下，就靠著背包睡著了。實在太累了！我一覺就睡到了第二天天亮，才去吃了飯。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一個人叫苦叫累。為了傷病員，我們什麼都可以犧牲。這是真的。
臨死前的“回光返照”，我被“死”人一把抱住
經過野戰醫院的一段艱苦磨練，項蘇雲不僅適應了行軍打仗、戰地搶救的緊張生活，也不像最初那樣，一見流血死人就害怕了，膽子鍛煉得特別大。
那時侯，我們經常要去查夜，一個男的一個女的，提著馬燈去。大批的傷病員住在一二十個窯洞裏，我們查夜，一夜要查三次，常常要查到第二天雞叫。重傷員和輕傷員要分開護理，沒有單獨的窯洞放置重傷員，我們就在窯洞外牆邊上挖一個坑，鋪上草，把重傷號安置在裏麵，上麵用布一罩，晚上就重點守護著。經常是守著守著，一個重傷員就死去了，我還不知道，隔了一陣一摸，他身上都冰涼了。
那時傷員中有許多截了肢的，經常患肢體潰瘍，或破傷風。因陝北那個地方，衛生條件差，馬糞呀，蒼蠅呀，蚊子呀，什麼都有，得了破傷風的人就沒法治了。沒有藥，隻好喂點飯什麼的，等著死了。
得破傷風的病人臨死前，會出現回光返照的現象，有人就突然站起來，把一個活人抱住，然後再倒下去。我開始害怕極了，不敢過去，就讓男同學去。後來實在忙不過來，我也就跟著去了。男同學告訴說，“回光返照”的人一抱住你，你就把他放下，他就自然過去了。
我就真的被“回光返照”的人抱住過。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我什麼都不怕了，膽子鍛煉得特別大。戰爭就是這樣殘酷，但戰爭也磨礪了人的意誌，人的膽量。
那時條件很苦，不僅傷員的醫療條件難以保證，就連我們這些醫務人員，鬧病的也很多。我後來也得了傷寒病，一直發高燒，說胡話。幸虧這時候醫院弄到了一點磺胺藥片，就是靠了這個救命的磺胺藥片，才保住了我的一條小命啊！我在病床上躺了半個多月，才慢慢好了起來。
跟隨中央大隊撤離陝北，趕上了“4821”
1948年春天，毛主席和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誌正在撤離陝北。在往河北行走的途中，任弼時仍然惦記著項英的女兒項蘇雲，他專門給八路軍總後勤部部長葉季壯打了一個電報，叮囑他找一下第四野戰醫院的項蘇雲，通知她隨中央一起行動。
那一天，我們醫院的李政委找我談話，說上麵有要求，中央機關撤離時，要我跟著一起走。當時我正在野戰醫院組織的宣傳隊裏，為地方群眾做宣傳演出。我很不願意離開同學，離開野戰醫院，但政委發話了，我隻有服從。
第二天，我就動身了。背著自己的鋪蓋卷，拿著路條，每走到一個村子，就拿著路條找村長安排吃飯住宿，然後再走。就這樣走了三天，才找到了總後勤部部長葉季壯。他看過介紹信後說：“明天我安排一個小鬼送你到西口，對麵就是中央辦公廳。”翌日早晨，有個小鬼拉來一匹馬，把我的行李捆上，我們倆走了一天，過了黃河到了對麵的西口。剛好中央辦公廳的楊尚昆伯伯他們在那裏。楊尚昆、葉劍英、汪東興，都在那裏等著毛主席來。毛主席來了，卻沒有在那裏停留，就往河北平山方向走了。
後來，我就隨著中央辦公廳的後勤大隊走。當時大隊長是汪東興，和我一起走的還有任弼時的女兒，任弼時的警衛員等，全大隊約有一二百人呢。走了幾天，路過冀西北，繼續走，一直走到了河北的平山縣西柏坡。應該講，我還是很幸運的，不管走到哪，大家對我都很好，還記得我，沒有把我丟下。
我就這樣離開了野戰醫院，離開了延安中學的同學和老師，也離開了延安和陝北。後來，任弼時伯伯讓我隨著工人代表團到了東北，我在哈爾濱，又見到了我思念的李富春叔叔和蔡暢媽媽。這時，黨中央要選送一批延安青年去蘇聯學習，我正好趕上了。就在1948年秋，我和其他20名青年一道赴蘇聯學習深造，成為後來被稱為“4821”的成員之一。
項蘇雲在蘇聯學習的是紡織技術。1952年回國後，她先到北京第二棉紡廠當車間主任，後又擔任了紡織工業部研究所、情報所的所長。1984年，她由於視力和身體原因，調到中國科技協會搞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工作。那時，她參與組織了青少年參加國際奧林匹克競賽，為祖國爭得了不少榮譽。後來，她到全國許多地方一走，發現還有許多貧困家庭，還有那麼多失學兒童，她感到，不僅要培養青少年中的科學尖子，還要教會普通孩子一條謀生的路，正像陶行之先生所說的，教育要到沒有人的地方去辦，到需要的地方去辦。
項蘇雲離休後，視力急劇下降，現在的視力幾乎是零，行動起來困難不小，但她依然滿懷熱情，仍在盡力為社會，為青少年一代多做點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