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清，曾五進中南海，是執掌過中央最高領導人醫療保健工作的總管。他性格爽朗，樂觀健談，盡管因咽部患腫瘤動了手術，嗓音顯得沙啞，但憶起延安的往事，他充滿了感情，談興甚濃。說起幼年的一些趣事時，還止不住地朗朗大笑。
他總是說：“延安的生活，奠定了我做人的根基；延安的精神，培育了我們這樣一批人。我已年近八十，人生榮辱皆嚐。但這一輩子，始終沒有辱沒頭頂上的三個字：王—敏—清。工作幹事，快速敏捷；做人處世，清清白白。這就是去延安的路上，父親給我起的名字，也是他對我做人的要求和希望。現在我到了晚年，更要注重保持晚節，尊重自己的人格。這也是延安培養出來的人的素質，我十分珍惜。”
去延安的路
1938年4月，古都西安。
一天早上，一輛軍用敞篷卡車，從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駛出，出了城門，開上通往陝北的公路。車內坐著父親王世英和妻子李果毅及兒子王敏清一家子。王世英是奉黨中央的命令，調回延安工作的。車廂內還有三四個大、小孩子，也都是中共高幹的子女，一行人同往延安。
那車是敞篷的，用來拉軍用物資，當時能有這樣的車子坐，就很幸福了。我們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隨著搖搖晃晃的車身，在顛簸的路上走著，路遇高坡，車的馬力不夠，我們大家就要下車來，一起推著車子上坡。
一路上，有我們這群孩子，車裏的氣氛顯得輕鬆愉快，爸爸和我們說著笑著，還變起了戲法，逗得大家笑個不停，旅途的單調閑悶，黃土高原的朔風寒氣，也被這車廂裏的歡聲笑語衝淡了。
我一時興起，湊到爸爸的耳邊，悄聲問：“爸爸，這回我們又要搬到哪裏去？我又要改叫什麼名字了？”
爸爸一聽，眼睛一下子濕潤了。他看著剛九歲的我，心裏湧起一股歉疚的感情。
因為我們一家在上海、天津白區時，經常要搬家轉移，每搬一個地方，我就要換一個名字。我已經記不清換了多少個名字了。因此在記憶中，搬家和改名字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而且搬家總是和改名字聯係在一起，所以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爸爸拍著我的頭，大聲地說：“孩子，這次咱們是去延安，回家了。以後你再也不用改名字了，你就叫王敏清，永遠叫王敏清。”
我還有些不解地問：“爸爸，你不是說咱們的老家在山西洪洞縣嗎？怎麼又是延安呢？”
“兒子，沒錯，是回老家。延安就是咱們真正的老家啊。”爸爸說。爸爸說的是革命者的老家，但當時的我還不太明白。
我又追問道：“那我為什麼要叫王敏清？”
因我記得，當時我來到西安前用的名字叫張華。
爸爸說：“我姓王，你也姓王，這是我們祖上傳下來的姓。為什麼叫敏清呢？敏，就是敏捷，辦事情要幹脆、快捷，不能拖拖拉拉，要做一個精幹的人；清，就是要講究清潔衛生，不要搞得邋裏邋遢，髒兮兮的，別人不喜歡。”
我父親是山西人，母親的籍貫是湖南，他們都是很愛幹淨的人。所以我小時候，盡管衣服穿得破舊，但總是幹幹淨淨，收拾得很整潔。
爸爸這番話，給我的印象很深，我記住了：到延安，就是到了家。我的名字永遠叫王敏清，再也不改了。
以後我漸漸長大，在延安上了中學，入了黨，思想也逐漸成熟起來。我對父親給我起的名字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感到，敏，不僅是要辦事情敏捷，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也要敏銳，要有洞察力；清，不僅是個人要講究清潔衛生，表麵上清清白白，心靈也應該清清白白。
五歲參加革命，成了“小地下”
經過兩天多卡車的顛簸，到了延安，也到了家。
王世英一家人站在了寶塔山下，都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放鬆，他們再不用提防有“狗”在後麵盯梢，再不用擔心要隨時搬家轉移。這樣的感覺，隻有經過了白區地下工作的殘酷現實，才深有體會。
我在山西老家出生時，爸爸正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每天每時都在同敵人周旋、鬥爭，根本沒精力顧及家庭和孩子。我母親生下我不久，為了工作需要，也離開了我。我沒有娘的奶吃，餓得整天哇哇哭，經常深夜鬧得四鄰不安。我的還未成年的叔叔隻好抱著我，東家一口，西家一口地討奶吃，有時還把我抱到外村去找奶吃。所以我說，自己是吃百家奶長大的。
後來我生母病故，父親又調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為了更好地隱蔽身份，遮人耳目，組織上從湖南派來一位女同誌，與父親假扮夫妻，組成一個“家庭”，又把才六七歲的我，從老家接到了父親身邊，儼然湊成了一個和睦的“城市平民”之家。後來，假夫妻變成了“真”的，我又有了媽媽。所以解放後，當我看到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男主角李俠和他的妻子時，就會想到我的父母，以及我親身經曆的幼年情景。
那時，我父母經常外出工作，卻很少能帶我出去。我想找周圍鄰居的小朋友玩，爸爸也不允許。我整天被鎖在小屋子裏，一個人，又孤獨，又害怕。屋子裏靜悄悄的，時常有長著賊溜溜眼睛的小老鼠探頭探腦，竄來竄去。我被嚇得大聲哭叫起來，可又有誰能聽見呢？夜晚，我時常趴在窗口張望，巴望著爸媽能早點回來。有時遠處走來一個人影，我就大聲喊：“爸爸，爸爸！”那人頭也不抬地過去了，我滿肚子的委屈就化成眼淚，哭呀，哭呀，直到哭累了，就趴在窗台上睡著了。
有一次，天很晚了，我爸爸媽媽從外邊回來，發現樓上自家的窗戶沒有燈光，馬上警惕起來。他們以為家被特務搜查了，就躲在外麵悄悄觀察，後來發現樓道裏沒有什麼異常，人們照常出進。一問鄰居，也說沒什麼事情。這時父母才趕緊上樓，打開房門，拉開電燈一看，我趴在窗台上睡著了。
媽媽看見我的小臉上還掛著淚痕，就喚著我的乳名：“蛇娃，快醒醒，媽媽回來啦。”我被搖醒來，一見爸媽，又委屈地哭訴起來：“我趴在窗戶上等你們那麼久，等得都睡著了，你們怎麼現在才回來呀？”
別看我那時候年歲還小，卻已經懂得幫爸爸媽媽做些事情了。當時上海的地下工作環境很嚴峻，地下工作者常常要被軍警、特務追蹤抓捕，爸爸媽媽經常教我，遇到陌生人或特務來盤查，就得裝作不認識自己的父母，還要管爸爸媽媽叫叔叔阿姨。
有一天，父母帶我出了趟遠門。臨行前，媽媽把一本密件縫在我的襯衣裏，這事兒對我來說，早就習以為常了。為了讓媽媽放心，我就拍了拍縫密件的地方，說：“特務來了不能看這兒，更不能摸這兒，要像平常一樣地玩。對嗎？”媽媽看我那小大人的樣子，不禁笑了。
我們到上海車站乘火車，在進站登車時就見站上軍警密布，正在嚴密搜查旅客。爸爸掏出了一個新買的皮球給我，又給我遞了一個眼神，我馬上領會了他的意圖，便跑到站台的一個角落，高興地拍起皮球來，嘴裏還數著“一個、二個、三個……”軍警遠遠看到一個小男孩兒正聚精會神地拍皮球玩，誰也沒有在意。我就這樣躲過了軍警的搜查。等搜查過後，爸爸才把我叫過去，跟他們一起上了火車。
小時候特別佩服的人是父親
王敏清從小就很崇拜父親，佩服他的大智大勇。
後來他漸漸長大，才對父親早年投身革命的傳奇經曆有了更多了解。
我父親王世英1905年出生在山西洪洞縣鄉村的一個貧苦家庭，靠父母含辛茹苦和他的勤工儉學，才高小畢業。1922年在老師推薦下，他又考入山西太原國民師範學校，1923年時，因參加學運，被校方開除。
在這以後，他和幾個同學一起去河南開封投奔了國民革命軍馮玉祥的部隊。1924年，他又南下廣州考入了黃埔軍校第四期。這期間，他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1926年他受黨的委派，擔任了省港大罷工的工人糾察隊隊長。
1927年國共分裂後，我父親也幾度和組織失去聯係。1931年他找到組織後，受中共中央委派，去上海開展地下情報工作。1933年初，由於上海的臨時中央執行了“左傾”路線，黨在白區的工作遭受嚴重損失，臨時中央被迫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不久，黨又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作為黨中央的派出機關，領導江蘇、上海一帶的白區工作。我父親那時就在中央局軍委情報部門工作，任務是向外派遣人員，搜集各種情報及時提供給中共中央。
當時，蔣介石下令“前方軍事圍剿”，後方“政治圍剿”，從各地調來大批軍警和特務到上海，並用了一些共產黨內部的叛徒，嚴密追蹤，大量捕殺共產黨人，以圖徹底清除共產黨在上海的力量。在如此白色恐怖中，不斷有地下黨員被逮捕，黨的組織也不斷遭受到很大的破壞。
為了保證上海黨組織的安全，1934年冬季以後，我父親還在中央地下特科中領導過一個專懲叛徒和特務的紅隊，也稱“打狗隊”。據說，紅隊全是由一些身強力壯，武藝高強的地下黨員組成，他們的經驗豐富，槍法頗準。
父親還給我講過那時的一個驚險故事。
有一次，中央特科的負責人武胡景同誌去上海一個劇場參加會議，此事被叛徒告密後，國民黨的武裝警察馬上包圍了那個劇場，要叛徒對劇場內的人員一個一個進行辨認。
父親在得悉消息後，迅速帶領一批紅隊隊員趕到劇場來援救。
我父親對“紅隊”的一個帶隊的人朱軍說，目前隻有叛徒一個人認識武胡景同誌，隻要把這個叛徒幹掉，敵人就難以抓到武胡景同誌了。父親下令說：“你們要先想辦法進到劇場裏麵，然後瞅準時機下手，完事後迅速脫離此地。”
朱軍接受了任務，帶人來到劇場門口，他先對門口十多個軍警便衣稱是“CC”（中統）的朱組長，要找劇場裏的藍衣社白隊長，於是帶著小李混進了劇場。隻見劇場內布滿了軍警和便衣，正在讓客人一個一個從樓上走下來，那個叛徒就站在樓梯口辨認。
朱軍和小李擠到了叛徒的附近，兩人低語道：一人開槍幹掉叛徒，另一人打掉廳裏的幾盞大燈，趁黑逃脫。正商議著，叛徒忽然發現了他們，臉色大變。但還未等他喊出聲來，朱軍已刷地把槍一甩，槍響人倒，叛徒報銷了。緊接著，小李“叭叭”幾槍急射，打滅了大廳的燈，場內頓時一團漆黑。
朱軍和小李趁亂跑到了大門口，小李還被一具死屍絆倒，摔了一跤。負責接應的老王急忙把他拉起，跑到了預定地點，他們飛身竄上一輛吉普車，飛馳進了黑暗的小巷。中央特科的負責人武胡景也趕在敵人封堵劇場大門前，趁亂逃脫了險境。他興奮地向我父親誇讚道：“紅隊幹得真棒！”
第二天，上海多家報紙紛紛報道了前一天晚上發生在劇場的事件，驚呼共產黨的“紅隊”神槍手大鬧劇場，軍警死傷數人。
好不容易才吃下了小米飯
剛從白區的大城市，來到西北的山溝溝，對延安的生活，九歲的王敏清也並不是馬上就能適應的。
在白區工作時，為了公開身份的需要，父親經常是西服革履，母親也穿著旗袍，我呢，一副城市小少爺的打扮，白襯衫，黑皮鞋，還紮了小領結。到了延安，全家人都換了一身行頭，一式的土布軍裝。我們小孩子，穿最小號的軍裝，還是像個大袍子，袖子卷起好多圈，褲腰能提到胸口上，但不穿就沒有，也得湊合穿啊。我這個所謂的“小少爺”，也一下子變成了土包子，比現在農村的孩子還土。
吃飯更成了大難題。剛到延安，第一次吃小米飯，我怎麼也咽不下去。餓了，還是吃不下。一到吃飯，就皺起了眉頭。那時的小米飯，可不像現在熬小米粥的小米，又香又黏，很好吃。那些小米，都是從庫房裏倒出來的陳年發黴小米，做出的飯都是散的，嚼在嘴裏就像是嚼沙子，很不好吃，而新小米，是要留著打仗和備饑荒的，所以我們總是吃陳小米。與白區的城市生活相比，那真是從天上掉到了地下。
我跟媽媽說，我吃不下飯。母親看我挺可憐的樣子，就到市場上買了點西紅柿，放點糖，拌了給我吃，但我從沒吃過西紅柿，也吃不慣。媽媽沒辦法，就給我喝那點糖水，就這麼熬過了好幾天，後來實在不行了，總不能被餓死啊，我就硬著頭皮吃一點小米飯。
到了魯迅小學後，更沒有別的吃了，隻好硬著頭皮吃小米飯。回家時，媽媽再給買點菜，慢慢過渡了好長一段時間，才逐漸習慣一些了。
我們吃的菜主要是熬南瓜、土豆湯，其實就是用鹽水連泡帶煮的南瓜和土豆，稀糊糊的，一點油水也沒有。我們就用南瓜、土豆湯來泡小米飯吃，頂多還有點胡蘿卜。
剛到延安，我們一家先住在組織部招待所。過了幾天，媽媽就把我送到了延安的魯迅小學，也就是後來的“保育院小學”。當時在魯小就讀的，大多是我們黨和軍隊幹部的子弟，我們後來戲稱“真假烈士的子女”。所謂真烈士的子女，就是父親或母親已經為革命犧牲了的孩子，如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劉伯堅的兒子劉虎生等；所謂假烈士的子女，就是父母雖然在世，但或在前線作戰，或在白區鬥爭，同樣不能和子女在一起，而且說不定哪天，假烈士的子女，就變成了真烈士的子女了。
我父母來延安不久，就奉調去了山西抗日前線，把我一個人留在了延安的學校。我在延安的那八年，父母大半時間不在我身邊。
我剛到學校時，年紀還小，生活還不能完全自理，洗衣服、洗澡什麼的，還需要成人照顧。老師就成了我們的家長，和我們的感情非常深。上課時，他們就是老師，下課後他們就成了家長。我剛去的時候還尿床呢，換衣服、換被子，都靠老師們操持。
我父親離開延安時，就把我托付給了保小的校長郭青老師。有一次，我想買一枝鉛筆，沒有錢，就去找郭青老師。我先喊了“報告”，進到校長室，然後跟郭老師說：“老師，我想買一枝鉛筆。”郭老師就給了我一毛錢去買。
還有一次，夏天睡午覺時，我睡不著，就和另一個男孩子跑到延河裏去洗澡。趙老師查房發現了，跑到河邊把我們找來，訓了一頓，還罰我們在外麵的太陽底下站著，麵壁思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