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會，郭青老師來了，他看我們站在太陽下，就問怎麼回事，我們說中午去延河洗澡，挨了罰。郭老師又責備又疼愛地說：“你們看，不遵守紀律，挨了罰吧。下回不能再這樣了。你們先上課去吧，在太陽下站久了會頭暈的。”我們小聲說：“趙先生沒讓走呢。”郭老師說：“先回去吧，我會跟趙先生講的。”郭老師對我們的慈愛、細致，真是像父母一樣，有時連父母都管不了這麼細呢。
那時，老師就是我們的家長，同學們之間的關係，更像是兄弟姐妹。吃住、生活、學習、玩鬧都在一起，苦也大家一起苦，也就不覺得那麼苦了。
第一次長途行軍，我還不到十歲
1938年的秋天，日本飛機轟炸了延安。保育院小學為了孩子們的安全，決定全校緊急疏散轉移到偏僻的山溝裏去。一些學生家長，為了照顧年幼的孩子，就雇了毛驢、馬車，讓孩子坐車，或馱著行李走。王敏清的媽媽也要去雇車，爸爸卻不讓，堅持讓敏清跟隨學校步行轉移。
我媽辯解說：“孩子才九歲，那麼遠的路怎麼能走得動呢？咱們不能太苦了孩子啊。”
我爸語重心長地說：“不是為省錢，也不是雇不起，我是想讓敏清和其他孩子一樣，在艱苦環境中鍛煉，不能脫離大家去搞特殊，這對他將來的成長肯定有好處。”
“再說，那些烈士的孩子誰來管，他們看見有的孩子坐毛驢，心裏會有什麼感受？不是會受到傷害嗎？”
在爸爸的一再堅持下，我就跟同學們一起步行出發了。當時，學校的馬車馱運大行李，還有吃飯用的大鍋、柴火、糧食等等，我們自己背上小行李。我就背著一條褥子上路了。那時我還不到十歲。
學校的隊伍剛出發時，我還覺得很好玩。一邊唱歌，一邊蹦蹦跳跳，可高興呢。老師也哄我說，山上好玩，有果子吃呢。我們年紀太小了，根本不知道行軍是怎麼回事。走了一段路後，就感覺累了，人也打蔫，不說話了，耷拉著腦袋，勉強跟著隊伍往前走，真想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起來了。
好不容易走到下午，太陽快落山了。我實在走不動了，就耍起了小孩子脾氣，把背包一放，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來。老師過來一個勁兒地哄我，還把我的行李也背上，讓我跟著隊伍繼續慢慢走。
我一看，不走也沒有退路呀，前後都是荒山野嶺，拉下我一個人，怎麼辦？隻好拖拉著沉重的腳一步步往前挪。有不少年齡小的孩子，也和我一樣，就這麼一邊走一邊哭。那天，我們大概走了有五六十裏山路，這樣的行軍的確不是一般小孩子所能承受的。但那是戰爭年代，條件就這麼艱苦，沒有別的選擇和退路，我隻能一步一步地堅持著，終於走到了學校的新家——安塞縣吊兒溝。
吊兒溝的新校址，實際隻有幾間破舊的民房，不僅沒有教室，連住宿的地方也不夠。我們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動手，修建校舍。男同學們修理窯洞，割柳條，編窗戶，女同學就來搓麻繩、打草簾子，大家幹得熱火朝天。很快，我們就住上了自己搭建的土校舍。一個大窯洞裏，有一條大土炕，炕上鋪著同學自己打來的厚厚茅草，大家一個挨一個睡在上麵，最多能睡上十幾個人。
上課，就在露天的大樹下掛上一塊黑板。那“黑板”就是門板做的，用燒飯用的煤炭，把門板抹黑，就成了黑板。我們盤腿坐在地上，手裏拿著一根樹棍，在地上劃來劃去，就這樣練字和上課。
我那時候挺調皮的，坐著也不老實。農村的地麵上，有時會種些小蒜，我一邊坐著聽課，一邊用手去挖地上那些小蒜。挖小蒜時，還偷偷的，不敢讓老師看見。因那時吃的菜太少了，挖來小蒜，拌著飯吃，可香呢！
後來，學校給每個同學發了一塊小木板，放在膝蓋上，就算個課桌了。沒有鋼筆，就買來一個鋼筆尖，在後麵綁上一根木棍，蘸著墨水來寫。那墨水呢，就是用延安當時的一種紫色鉛筆，把鉛筆的鉛一點點削下來，泡上水，製成土墨水。不過到了冬天，墨水就凍住了，沒法用了。
延安的冬天很冷，我們在外麵上課，手和臉都長了凍瘡。凍了後先是發硬，繼而發癢，然後就潰爛流水，非常難受。直到現在，我的手腳上還有凍瘡留下的疤痕呢。那時的學習就是這麼艱苦。
第一次縫被子，手不知被紮了多少回
那時，延安保育小學的生活，完全是一套軍事化管理。每天早上吹號起床，集體做丹麥操，然後排隊到河邊洗臉，吃飯時要排隊唱吃飯歌，輪流指揮，然後在操場上坐好，指揮喊“開動”後，才能去吃。
我們這些學生，根本沒有洗臉盆，也沒有肥皂，沒有毛巾。早上大家就排著隊，集體到河邊去洗臉。浩浩蕩蕩的隊伍有三百多人，那景象看上去相當壯觀呢。
夏天，學校的老師、保姆們就帶我們去延河裏洗澡。他們先下到水裏，然後再給我們學生一個一個地搓洗身上的泥。那時，女孩子們也一律留著短發，因為沒有條件老洗澡，特別是冬天，頭上很容易長虱子。留短發就容易梳洗，剃光頭就更清潔，所以全校的男女生幾乎都一個摸樣，很難辨認。為了給女生做出榜樣，幾位二十多歲的女老師都帶頭剃了光頭。
我們這群孩子，是喝延河水長大的，星期天就在延河邊上玩，抓青蛙，磨石子什麼的。那時的延安還是石器時代，沒有什麼工業產品。孩子們玩什麼呢？玩意兒就是些石子、泥土、水等天然之物。我們男孩子還特愛磨一些石頭珠子，當彈球玩。有一次，我去河邊玩水，掉到河裏去了，什麼都衝走了，就留下了一口袋石頭珠子，我很珍惜自己磨的彈珠，一直把它們保留到了今天。
那時我很貪玩。一次去延河洗澡玩水，把褲子脫了放在河邊的石頭上。邊遊邊玩著，不覺遊出去好遠，再回來一看，褲子已讓河水給衝跑了。這怎麼辦？光著屁股回學校不要羞死人嗎，後來隻好翻牆，從學校的後門溜了進去，生怕被人看到。
除了玩彈球，我們那時還玩打瓦片。就是用一根棍子，綁一根繩子，抽打著瓦片玩。還愛玩的遊戲就是騎馬打仗，三個人一撥，一匹馬，看誰先把對方從馬上拽下來。我們也踢踢足球，那時哪有什麼正經足球呢，就是用毛線纏的毛線球來當足球踢。大家踢得一頭汗，也挺高興的。
自從我父母1938年夏天去山西工作後，我就成了“孤兒”。一放假，看到別的孩子都有家長接走了，卻沒人來接我，心裏感到很難過，很傷心。但父母不在身邊，也逼著自己學習生活本領，鍛煉自理能力。
我先從洗手絹，洗襯衫開始，學著料理自己的生活，再後來就拆洗被子、棉衣了。那時怎麼拆洗被子呢？我們先把被裏被麵拆下來，抱到延河裏去洗，沒有肥皂、洗衣粉，就拿腳在石頭上踩，拿棒槌打。被子洗好後，兩個孩子一人拽一頭，一塊使勁兒擰，擰幹了，就放在河邊沙灘上晾。通常被子晾上後，我們就脫了褲子，去河裏洗澡玩耍。到上岸來時，被子也曬幹了，就可以抱著回去縫了。
還記得，我第一次縫被子時，還是個十歲的娃娃。因為被子拆得多了，老師們縫不過來，就教我們自己去縫。我那時個子小，很費勁地把被裏、被麵都鋪在炕上，然後就蹲在被子上麵，一針一針地轉著圈縫。上麵一針，穿下去，再下麵一針穿上來，就這樣，一個星期天功夫，才把被子縫了一個圈，手上也不知被紮了多少回。後來的一個星期，我又抽出零碎時間，把被子一點一點地絎上，一床棉被才算縫好了。
我們那時穿的衣服，就是部隊的小號軍裝，一式的粗布灰衣服。穿起來像個大袍子，衣服袖子要挽起來好幾卷，褲腰都能提到胸口上，一年發一套單衣，一套襯衣，三年發一套棉衣棉褲。
這些衣服，根本不夠我們這些好動的孩子穿。特別是那些沒有父母的同學，冬天裏隻有一件空心棉襖，腰裏勒一根繩子，擋擋風。鞋呢，就是部隊發的小號軍鞋，太大了怎麼辦？就把鞋兩邊係上繩子，綁在腳上穿。鞋破了，就隻好打草鞋或光腳了。襪子呢，在延安的八年，我從來沒有穿過襪子。
1939年的春末夏初，國際友人路易？艾黎來到我們保小參觀，他給全校師生拍了一張照片。為了照相時服裝統一好看些，學校臨時借來一些衣服給我們換上。但從照片上看得出，許多孩子的腳上穿著草鞋，沒有襪子。後來，一些中央領導同誌看到了這張照片，感到孩子們的生活實在太苦了，千方百計地籌些款子，為學校增發了一些食品和用品，使我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
一塊紅燒肉，我小心翼翼地吃了兩三天
1941年冬天，王敏清的父親從山西回到延安，住在王家坪的八路軍總部。那時延安大學和附屬中學剛剛成立，王敏清小學快畢業了，父親說：“你就在王家坪，上延大附中吧。”於是他上了延大附中。
延大附中的生活也是軍事化的，早晨起來跑步、訓練。在延河邊刷牙、洗臉、吃早飯，上課在山上，吃飯要下到半山腰的食堂。不管什麼天氣都要下來，有時下大雨，路很泥濘難走，那是土山，滿地都是泥。打飯到山上吃，那時也沒有傘，最多隻有草帽，也沒有飯盒，隻有一個罐子，連飯帶菜裝在一起，雨水都打進罐子裏。冬天依然是凍手凍腳，我感覺附中的生活比保小時還要艱苦些。
我們那時的飯主要是小米飯，土豆、南瓜湯。一年有三次能吃到饅頭和肉，一次是7月1日，黨的生日；一次是八一建軍節；還有一次就是春節，過農曆新年的時候。從1941年到1943年，無論是在延安大學的中學部，還是後來轉到了延安自然科學院、延安中學，這三年，基本都是這樣生活過來的。
不誇張地說，這一年的三次饅頭，三次肉，實在是太誘人了。每次到了改善生活，快吃肉的時候，對我們來說，都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
在這之前一個星期，我們上課就不那麼專心了，嘴裏經常念叨著，下禮拜要吃饅頭了，下禮拜要吃肉了啊！就這麼天天盼著吃肉的這一天。
不僅我們學生這樣，沒有心思學，老師也是一樣，沒有心思教了。老師也是人啊，一天盼一天啊。到了吃肉的頭一天，更是老想著，要怎樣憋足了勁，狠吃一頓。
真到了吃肉的當天上午，什麼上課不上課的，我們更沒有心思了，腦子裏想的全是肉和饅頭的香味。
下課鈴一響，大家撒丫子就往食堂跑，搶著排隊打飯、打菜。菜還沒有打到手，三個饅頭一會兒就快下肚了，真恨不能一口吃兩個。剩下的那點饅頭，就放在肉菜湯裏泡著吃，饅頭蘸上了肉湯，也變得更有肉香味兒了。
那肉菜，怎麼個吃法呢？其實，每人的一份肉菜裏頂多有三四塊肉，其餘就是粉條了。這麼寶貴的肉，怎麼舍得一下子就把它吃完呢。我就把一塊瘦肉放在嘴裏含一下，然後再吐出來，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口袋裏，好留著回去慢慢享用。
等回到了宿舍裏，我隔一會兒，就從兜裏掏出那塊寶貝肉來，撕下幾絲瘦肉，放在嘴裏慢慢品嚼，那味道可真香啊！這肉香味兒，至今還讓我回味無窮呢。就那一塊肉，我至少能吃上兩三天。舍不得啊。當時我們就是這麼吃肉的。
到了春天，我們就可以到山上去摘酸棗吃了。延安當時的食物非常有限，沒有什麼可吃的，酸棗就成了好東西。好像現在吃花生米一樣，一粒一粒的，大家吃得很高興。到了冬天，山上的枯樹枝上有毛毛蟲的蛹，我們就去捉來，把它的黑殼剝掉，放在火上燒著吃，也好像吃炒雞蛋、吃肉似的，香極啦。
看衛之老師臉上的表情很痛苦
1942年下半年，王世英從山西八路軍辦事處回到延安向黨中央彙報工作，中央決定讓他留在延安參加整風審幹運動。於是王世英先後參加了中央軍委和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至1943年下半年，主管整風運動和中央社會部的康生又發起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造成反特擴大化，使大批幹部和人才遭受誣陷迫害。
我父親對審幹擴大化的種種做法非常不滿，於是他奮筆疾書，寫出了一篇《關於請求中央糾正搶救失足者運動過左問題》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以自己的黨性，為已定性為特務的童陸生、魏巍、周峻烈等人據實進行了申訴，並把報告上交給了毛澤東、劉少奇和康生。父親也因上書反對“搶救運動”再度成為延安的知名人物。
康生看了報告後，給父親寫信說，要他把自己的黨票收好，不要亂保這個保那個。康生還在中央學習委員會的會議上，指責父親說他是“大自由主義，想逞英雄”，還說“你王世英有幾個腦袋”。不久，延安根據地內便傳出了王世英也是大特務的流言。
我父親知道這是康生搞的鬼，做好了挨整的準備。但隔了一段時日，並不見有什麼動靜。有一天，毛澤東突然派人來請父親去打麻將。父親滿腹疑惑地走進了毛澤東的窯洞，發現康生、任弼時也在座。
毛澤東一見父親的麵，就打招呼說：“我們的大老實人來了。”娛樂間，毛澤東問父親：“聽有人說你是特務？”父親坦然答道：“主席，說什麼都可以。我是不是特務，過十年後再看。”
毛澤東當即表示：“你這個態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煉！”後來，還是毛澤東親自糾正了“搶救運動”過火的情況，並對受迫害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
毛主席說的“真金不怕火煉！”這句話，給了父親信心和勇氣。在此後數十年間，父親也常以毛澤東的話來勉勵自己。
1942年延安開始整風時，我在延大附中的這個班剛集體轉到了延安自然科學院，因為中央考慮讓我們這批孩子多學些自然科學知識，就開辦了延安自然科學院，也就是現在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
那時，我一個中學生，對政治上的事情還不太懂。但自然科學院的老師們全都參加了整風審幹運動，也讓我們這些半大孩子感到了運動的極度緊張和不尋常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