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然科學院有個老師，叫衛之，整風中被打成了特務。我記得1943年的一天，學校突然通知到院子裏集合，開批判鬥爭衛之老師的大會。我去了，就站在院子後麵的高坡上看。
一會兒，衛之老師被押了上來，台下就喊口號：“坦白從寬，老實交代！”隻見衛之老師緊閉著嘴，一句話也不說。主持大會的人喊道：“衛之，你再不老實交代，就拉出去槍斃！”在那時，運動就是搞得這麼“左”，對同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我聽了“槍斃！”，心裏一驚，怎麼說槍斃就槍斃人呢？平日，我對衛之老師的印象很好，他人很樸實，對學生不錯，是個正直的知識分子。那時，我單純的腦子裏就有個問號，為什麼都要槍斃了，衛之還不坦白自己的問題呢？是什麼原因呢？
又過了兩分鍾，就上來三個小夥子，把衛之五花大綁，我看見，捆綁的繩子都勒進了衛之老師的肉裏，幾個人推推搡搡的，把衛之押了下去。這件事給我的思想上很深的刺激，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過了幾個月，我在自然科學院後麵的山坡上看到了衛之。他背著沉重的柴火走過來，身後還跟著一個軍人，一看就是監督衛之勞動改造的。我看了衛之老師一眼，心裏感到很涼，他頭也不抬地從我身邊過去了，臉上的表情，很痛苦。
馬夫的眼睛看不見了，幾個男孩乘機猛抓黑豆吃
在自然科學院學習時，有幾件有趣的事，讓王敏清記憶猶新，都和吃不無關係。他說，因為那時常吃不飽肚子，隻要有一點能吃的，就覺得香得不得了。留下的記憶也格外清晰。
當時學校的物品，全都靠牲口來運輸。拉煤，運糧、拉車、搬家什麼的，哪樣也離不了牲口。為了保證牲口有勁兒，除了喂草料外，還把黑豆炒熟了拌在料裏給牲口吃。
一次，我們班上一個男生，偶爾發現喂牲口料裏拌的黑豆，吃起來特別香，就把這個小秘密告訴了同班幾個淘氣的夥伴。於是，這幾個人就都加入了偷黑豆吃的行列。
記得當時一起去偷吃黑豆的除了我，還有齊元鏡，後來的冶金部部長；林漢雄，後來的建設部部長；曾憲林，後來的輕工業部部長；還有賀光輝，後來的國家體改委常務副主任等。我們幾個人到處鑽，上倉庫，下馬圈去找黑豆來吃。
我們幾個趁馬夫不注意，趕快抓一把揣在口袋裏。拿回去後，一顆一顆慢慢嚼著吃。有時一把黑豆能吃上一個多星期，邊吃邊回味。
後來馬夫發現了，就跑出來罵我們偷吃，我們也不管了，反正罵也不疼不癢的。我們控製不了那香噴噴的黑豆的誘惑，還是結夥兒去偷吃。
馬夫為了治我們這幫淘氣鬼，就當著我們的麵往黑豆裏摻馬糞。他心想，叫你們吃！這回別想了。沒想到，我們這群餓怕了的孩子，不管不顧的，繼續偷吃黑豆，弄得馬夫一點轍都沒有了。
齊元鏡為了偷吃，還想了個鬼主意，耍了個小花招。他不知從哪兒弄來了一盒虎牌萬金油，這東西在當時的延安，可算很金貴的藥品呢。有一天，正趕上馬夫被大風吹得害眼，眼睛腫了起來。齊元鏡說，我們去跟馬夫套套近乎。就走到他跟前，說：“你眼睛不好，我這裏正好有一盒萬金油，是非常好的藥，專門治眼睛的，我給你眼睛抹一些吧。”抹完了，馬夫的眼睛怎麼也睜不開了，我們這群孩子就乘機下手猛抓黑豆。那次真是抓了個痛快。
最後，馬夫也想出了個絕招，幹脆往這黑豆裏撒尿。他覺得這下總該能治住我們了。誰曾想，我們這群孩子就裝作沒看見的樣子，仍然去吃黑豆。在那個年代，饑餓的滋味是太難受了，隻要能有一點吃的，我們就不管不顧了。這是現在物質生活過於豐富的城市少年們所難以想象的。
還有一段時間，我們班同學都參加了種糧食，種蔬菜的勞動，收獲了不少西紅柿。這些西紅柿，一部分交給食堂，一部分留在班裏，大家分著當零食吃。可這麼多西紅柿，放在哪裏保存好呢？大家想起了班上一位段同學，他一直說自己從不吃西紅柿。大家在地裏吃時，他也說不吃。
西紅柿發到班裏後，大家就想到他，決定把西紅柿放到他宿舍裏保存最保險，因為他不吃嘛。而放在別人那兒都不保險，一犯饞，就把西紅柿吃光了。
結果，西紅柿放到了他住的屋子裏，誰也沒有懷疑他會偷吃。後來他自己坦白說：“其實我坐在屋子裏沒少吃西紅柿，可過了癮了！你們誰也不知道。”大家沒話可說，都笑他鬼心眼子多。
這件事也說明，延安那時的物質條件太差了，孩子們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就這麼半淘氣半認真地開起了吃的玩笑。
自己動手，織起了羊毛衣羊毛襪
在國民黨重重經濟封鎖下，延安的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為了打破經濟封鎖，毛澤東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延安的大生產運動搞得轟轟烈烈。王敏清等一批中學生也參與了大生產，他們自己開荒種地，紡紗織衣，千方百計地解決了自己的吃、穿、用等生活問題。
那年冬天，延安的天很冷，已下了霜。而我們身上還穿著單衣。上級領導十分關心我們的身體健康，決定給大家發一些羊毛，來解決禦寒的冬衣問題。
那天，班上同學紛紛得知每人要發3斤羊毛的消息。大家奔走相告，喜笑顏開，這就好像雪中送炭啊。
可當那剛從綿羊身上剪下來的羊毛發到同學們手上時，大家又都犯了愁。怎麼才能把一堆羊毛變成毛衣穿到身上呢？
後來才知道，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老師早就安排好了，組成大同學帶小同學的互助組，並有“行家”指導。於是不分男生女生，年齡大小，大家一起動手，熱熱鬧鬧地開始了紡毛線、織毛衣的勞動。
首先是把羊毛進行擇選，去掉其中的汙物與雜質。雖然這活又髒又臭，但想到馬上就能穿上暖和的毛衣了，大家誰也不在乎這些，個個幹得很起勁。
接著，是把羊毛洗淨，並用手梳鬆，然後用木棍作撚砣，將羊毛撚成單股毛線。那段日子，班上的同學，每人手裏都拎著一個不停旋轉的線砣，再有幾個相好的朋友聚在一起，邊撚線，邊聊天，倒別有一番情趣。
最後，再將三股單股毛線合成一股，便成了可編織毛衣的毛線了。同學們看到了自己親手撚成的毛線，非常興奮。有的把毛線貼在臉上親了又親，有的開玩笑說這是XXX公司出產的羊毛線產品，還有的說“100元一斤我也不賣”。
開始學著編織毛衣時，我連竹針都不會拿，這也真夠為難我們這些從不動針線的大小夥子的。可是再難也得學著幹。在行家的幫助指導下，我們開始一行一行地學著編織，織錯了，拆了重織，再錯，再拆，就這樣反反複複，一件毛衣總算織出了點模樣。我和同學都高興極了，還沒等毛衣完工，就迫不及待地穿在身上，竄前跑後地相互比試。
雖說毛衣的顏色隻有白色，談不上色彩豔麗，針腳也鬆緊不勻，式樣更無從講究，但同學們對自己的勞動成果非常滿意，因為畢竟花費了心血，把一堆雜亂的毛線變成了能禦寒的毛衣。更主要的是，我們也從自己動手的勞動中，體會到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寶貴精神，鍛煉了在艱苦條件下的生存能力。
我第一次穿上自己親手編織的毛衣，真是暖在身上，美在心裏。這件手編的毛衣，我穿了一冬又一冬，破了補補再穿，實在不能補了，就拆掉再織毛背心，織毛襪子。
我們班上還有些心靈手巧的女同學，總是能把毛衣織出一些漂亮的花色來，她們或在毛衣邊上織幾行上下鬆緊針，或在胸前領口織出幾行花兒來，穿上顯得格外俏麗。
後來，學校又給每人發了一架紡車，在老師手把手的輔導下，我又學會了紡棉線。紡線技術逐漸熟練後，我一天能紡出四兩頭等好線，頭等線看上去光滑，細膩，沒有疙裏疙瘩的，三股合一股，就能穿針引線，縫製衣服了。
那會兒，我們全家縫衣的線都是我紡的，白線，就用原色羊毛，黑線呢，就用墨汁染色。以後，我還學會了編草鞋。上山采來一種馬蓮草，用它編出的草鞋，既結實又好看。
十七歲在延中入了黨，不久便撤離了延安
1946年4月，十七歲的王敏清在延安中學入了黨。7月份從延中畢業後，又到延大高中部繼續學習了幾個月。不久，他就和父母一起離開了延安。
當時規定十八歲入黨，但我入黨時隻有十七歲，說明我那時的表現還算出色。我的入黨介紹人有兩位，一位是崔軍，一位是蕭思臣（音），他們都是我的同學。
當時入黨很神聖，特別是入黨宣誓時，是下決心永不叛黨，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身的。雖然對到底什麼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怎樣實現，思想上還有點朦朧，但有一條在腦子裏卻很清晰：共產黨員，就是先進的標誌，好人的標誌。
那時的黨員，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不僅要學習好，還要做群眾的表率。入黨，能證明你曆史清白，思想進步，做人成熟。當時我就是衝這個標誌去的，沒有什麼其他私心雜念。的確，在延安的八年，為我後來做人做事打下了基礎，延安的精神，不僅培養了我，還影響了我的下一代。我經常教育子女要獨立，要正直，要有精神追求。
1947年初，蔣介石命胡宗南25萬軍隊向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發動大規模進攻。此時，陝北的人民軍隊隻有2萬多人，兵力隻有國民黨軍隊的十分之一，處於絕對劣勢。中共中央決定部分中央機關和學校東渡黃河，向晉冀魯豫邊區和其他解放區撤退。我父親也奉命帶領一支隊伍撤退。
在這次撤離中，我跟著父母一起行動。過了黃河，一直撤到了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山西冶陶。從延安東行，過黃河，再到山西，大概走了兩個多月，有上千裏路。有不少幹部的家屬、子女是坐著牲口，或輪流坐著走的。我當時十七歲了，還在上中學，父親為了有意識鍛煉我，一直讓我行軍走路。
臨出發前，父親還交給了我一個任務，就是為整個撤離隊伍打前站。當時有不少家屬，婦女和孩子跟著撤退，隊伍走不快，打前站的人就要每天攜帶全體撤退人員的證件，提前到達前方兵站，為後續隊伍聯係食宿。
母親有些擔心地說：“孩子還小，能擔負這麼重的任務嗎？”
父親肯定地說：“敏清一定能勝任。”
我也自信地拍著胸脯，說沒問題。
父親帶領的這支隊伍，主要是中央後勤機關和學校的人員，全隊隻有一個警衛排負責保護。上千裏路途中，還要經過閻錫山的地盤和雙方的“拉鋸”地區，環境很險惡，路上不僅可能與敵殘股作戰，還要通過閻錫山軍隊嚴密把守的同蒲鐵路，安全撤離的任務很艱巨。
過同蒲鐵路前，我父親和地方黨組織聯係好後，請他們協同內線做好放行準備。部隊出發前，爸爸命令做好一切準備，馬蹄全用破布包好，馬嘴用繩子紮緊，盡量隱蔽前進，隊中年輕力壯的負責幫助老幼體弱的。
隊伍出發後，站在山上遠眺，山下籠罩在一片沉沉昏暗中，隱約現出一條星星點點的火光，從北往南延伸著，這就是閻軍為防止遊擊隊襲擊和過往，特意為監視而點燃的燈火。可我們的隊伍就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安全跨過了同蒲鐵路，進入太嶽山區。
我負責打前站，任務並不輕鬆。往往要一個人先行，抄近道，走小路，行走速度快。到了兵站，馬上告之後邊要來多少人，提前為大家準備好飯菜和住的地方。等大隊人馬一到，我就負責安排房子，安排飯菜，讓大家有熱飯吃，有熱水喝，有水洗臉洗腳，能早點休息。
因為一路上要翻山越嶺，走小道，難免會遇到土匪、閻錫山的部隊。山裏還有狼，萬一走失，或遭劫持、槍殺，都不是沒有可能。但那時心裏好像有一團火，根本不知道害怕。現在想起來才有點後怕呢。
1947年春，我和部隊一起撤到了山西。走到潞城時，正趕上北方大學醫學院（即白求恩醫科大學前身）招生，當時的院長，就是後來出任過衛生部部長的錢信忠。
我自懂事不久，看到體弱多病的媽媽為革命奔波，就萌生過學醫的念頭。我覺得為人民服務就要掌握一門實際的本領，否則就是空談。所以當醫學院招生時，我就前去投考，老師說我是考得最好的一個，我馬上就被錄取了。從此，我走上了從醫之路。
我在白求恩醫科大學軍醫科學習了一年多，前線急需醫生，我被分配到了華北軍區第一野戰醫院。戰火中的磨練，使我更感到自己醫療基礎知識的薄弱，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後，我又於1950年再入山西醫學院深造。四年後我畢業，被挑選調到衛生部工作，分配在中央保健局，從此與中央保健工作結緣。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王敏清曾擔任鄧小平、陳伯達、陸定一、楊尚昆、胡喬木等人的保健工作。“文革”中，王敏清父親因知悉江青、康生的底細，被迫害致死。他秉承了父親的耿直正氣，大膽給總理寫信反映康生的問題，但信卻不幸落於康生之手。他遭到批鬥，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直到“文革”後才得以平反，出任恢複的中央保健局第一任局長。此間，他組織參加了搶救班禪、搶救胡耀邦等重大醫療工作。
雖然在幾十年的醫務工作中，王敏清多與中央高級幹部們打交道，但他認為，自己就是個普通的內科大夫，始終堂堂正正做人，實實在在做事，無論順境、逆境，榮辱、壓力加身，都保持著一顆平常心，無怨無悔。
離休以後，王敏清有了更多時間，走出紅牆，走向民眾，他說，能把自己的餘熱，貢獻給全社會的衛生保健事業，多為老百姓服務，是他最高興的。
不久前，他到浙江金華為保健人員講課，台下為他鼓掌達十餘次。為什麼？他說，因為他講的是實話，真話，肺腑之言。講實事求是，就有力量，就受人民的歡迎。
王敏清就是這樣始終如一，講真話，幹實事的延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