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軍事博物館的宿舍，見到任遠誌女士時，她剛剛病愈出院不久，在家修養著。從來就閑不住的她，正忙著為一部拍攝她父親任弼時的影片做修改審定工作。得知我的訪意後，她安排好手頭正做的事情，認真準備接受我的采訪。
在電話裏，她就止不住地談起了延安，談起了那段往事。她說，延安的歲月，經曆了那麼多事情，一件件都是曆曆在目，一輩子難忘啊。
記得那次訪談，我跟著她的講述，走進了往昔的歲月，特別是一談到延安時，我感覺她有一種難以抑製的激情，仿佛那段遠去的歲月，就發生在昨天。
我想，曆史也許容易為人淡忘，但融進了情感的曆史，融進了青春年少、生死情誼、血脈親情的曆史，卻總會在生命旅程裏，不斷地激起層層漣漪……
“我終於飛到了久已想往的延安！”
1946年7月11日，北平是個朗朗的大晴天，任遠誌又一次登上了飛往延安的飛機。兩個多小時後，飛機轟鳴著降落在驕陽下的延安機場。她急切地走出艙門，一眼就看見了母親，一位又瘦又矮的女同誌。
母親把我摟在懷裏，撫摸著我的頭，疼愛地呼喚我；“大女兒！大女兒！”正當我四下張望，尋找戴黑邊眼鏡，留胡子的父親時，母親告訴我：“爸爸可想你了，原來要和我一道來接你的，可還有重要的事情等著他，他現在去接從新疆監獄裏出來的叔叔阿姨去了，咱們先回家吧。”
一路上，我向媽媽訴說了一個多月前，從家鄉湖南出來，一路坎坷顛簸，三次上下飛機的經曆。
一個多月前的一天深夜，黨組織派來的叔叔來接我和妹妹，說是帶我們去見父母。我們坐著顫悠悠的滑竿，離開了家鄉湖南唐家橋。我心裏有些忐忑不安，既急切地想見到自己生下來從未見過麵的父親，和相別多年的母親，但卻一點也想象不出，父親母親現在是個什麼樣子。
第一站到了長沙，一個自稱是“表姐”的人接待了我們，接著又乘上火車到了武漢，住在吳伯伯家裏。吳伯伯家的炒花生真好吃呀，我和妹妹猛吃了一頓，結果肚子疼了起來，阿姨看我和妹妹的肚子鼓鼓的，特別大，覺得一定有蛔蟲，就上街買來打蟲藥給我們吃，結果我們倆一下子排出了大半馬桶蛔蟲。
離開武漢後，又坐船來到了南京，“表姐”把我們送到了軍調處執行小組駐地。這裏的叔叔阿姨帶我們上街買了新衣服、新襪子，新皮鞋，把我們打扮一新。
和叔叔阿姨們熟悉了，我就向他們詢問：“我爸爸到底是什麼樣子？”一位叔叔說：“你爸爸任弼時，是位領導幹部，外表嚴肅，實際很和藹，留著小胡子，戴眼鏡。”而問到媽媽時，他們都說：“你媽媽陳琮英，是個小巧玲瓏的人，你到了延安，看哪個女同誌又矮又小，肯定是你媽媽。”
幾天後，我們姐妹倆從南京登上了去延安的飛機，去尋爸爸媽媽，不料，飛抵延安上空時遇到大霧，不能降落，飛機隻好改道飛回了北平。眼看就要見到父母了，可天公不作美，我和妹妹失望極了。
在北平時，我們見到了軍調處的葉劍英伯伯和李克農伯伯，由於旅途顛簸，水土不服，我的胃疼又犯了，身體很虛弱。但想早日見到父母的心情很急切，第二天，仍帶病堅持著和妹妹一起登上了去延安的飛機。葉劍英伯伯上飛機一看，擔心我的身體會在飛行中發生意外，特地讓一位叔叔把我從飛機上拉了下來。那次，我妹妹就獨自先飛走了，把我留在了北平，一麵治病，一麵等待下一次航班。十多天後，我的病漸漸好轉，才第三次登機飛去延安。
十五歲，我才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父親
任遠誌到延安後，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父親。雖然已過去了六十多年，但那次父女初見的情景，她至今還記憶猶新。
我從延安下了飛機後，母親領著我來到了延安城，在城裏唯一的大街——新市場走著。忽然，前麵開來一輛敞篷吉普車，母親遠遠望見吉普車開來，拉著我就趕快跑了過去，嘴裏還說著：“遠誌，快，快去叫爸爸！”
敞篷吉普在我們母女倆的麵前停了下來，我看見從車上下來一個人，這人果然像大人們告訴我的那個樣子，心裏很是激動，這就是我十五年不曾見麵的父親啊！母親也催促著我：快點叫“爸爸”啊。可是，這麼多年從沒有叫過父親的我，一時竟緊張得難以開口叫出“爸爸”來。
父親的臉上並沒有責怪女兒的表情，而是滿臉笑容地伸出雙臂，一下子把我擁入了他寬闊的懷抱，連聲說：“大女兒回來啦！你回來啦！”
聽著父親的呼喚，我不覺在父親的懷裏流下了眼淚。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再也不是孤兒了。和別的孩子一樣，有了親愛的父親和母親。我有了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安全感和放鬆感。
父母帶著我上了吉普車，當時車上坐的還有朱德、康克清夫婦，楊尚昆、李伯昭夫婦，母親一一向我介紹車上的叔叔阿姨。長輩們也親切地對我噓寒問暖。
這時，我沉浸在重見親人的歡愉裏，又鼓足了勇氣，按湖南老家稱呼父親的習慣，叫了一聲“爹爹！”誰知，父親好像沒聽見似的，倒是朱德總司令答應了。
我覺得很奇怪，用一種不理解的目光看著朱總司令，心想，你為什麼答應呢，你又不是我的爸爸。
媽媽看出我疑惑的樣子，就解釋說：“大女兒，陝北有個毛主席，還有一位朱總司令。延安的娃娃們都叫朱總司令‘爹爹’，所以‘爹爹’還以為你在叫他呢。”我一聽，不好意思地笑了。
這時，朱總司令撫摸著我的頭說：“大女兒，今天看到了爸爸、媽媽，也看到了我這個爹爹，你高興嗎？”
“當然高興！”我說。
毛主席問我：“你是哪個？從哪來？”
任遠誌和父母一起乘坐的吉普車，一直開到了楊家嶺大禮堂，中央首長要在這裏為剛從新疆監獄裏出來的同誌接風。遠誌也隨同父母一道參加了。
趁長輩們都在說話的空當，我一個人走出禮堂，到外麵轉轉，對於我這個剛從湖南農村來的孩子，陝北的一切都那麼新鮮，特別是山坡上那一個個能住人的窯洞，更讓我感到好稀奇。
當時延安已是萬家燈火，山上一排排窯洞的窗戶和天上的星星、月亮遙相輝映，把延安的溝溝坡坡照得朦朦朧朧，夜色中的延安顯得格外溫馨。
我正盯著夜色下的窯洞燈火想入非非時，一位和藹可親的伯伯走到了我跟前，他親切地撫摸著我的頭，用湖南話問道：“你是哪個？叫什麼名字，從哪來？你爸爸是誰？……”我一一回答了他的問題，心裏卻在想，這個人也是我們湖南老家來的，他是誰呀？
正好父親也從大禮堂出來，看見毛主席和我在一起，連忙給我介紹說：“大女兒，快叫毛伯伯！他就是咱們延安的毛主席啊！”
我馬上很有禮貌地叫了一聲：“毛伯伯！”
毛主席笑嗬嗬地對我父親說：“你的女兒不錯啊，小小年紀，回答問題蠻有條理的嘛。讀了幾年書啊？”
我回答說：“上了幾年學，後來日本鬼子來了，到處逃難，吃不飽肚子，就沒好好讀書了。”
毛主席又對父親說：“弼時，你讓孩子受苦了。早讓你把孩子接來，現在，孩子都這麼大了才接來。我看早點讓孩子上學吧，不要耽誤了孩子！”
接著毛主席又轉過頭來對我說：“遠誌，好好學習，將來建設新中國！”
我使勁地點了點頭，說：“毛伯伯，我記住了。”
我們兄弟姐妹九人，最後隻剩下了四個
任遠誌的父親任弼時，在新中國剛剛誕生不久就英年早逝了。葉劍英曾在悼詞中說：“任弼時，他是中國人民的駱駝，是黨的駱駝。”駱駝精神，確實反映了任弼時為革命任勞任怨，甘於奉獻的一種精神氣質。
我父親自20世紀20年代初便投身革命，1921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回國後擔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1937年，周恩來調他到上海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工作，1928、1929年兩度被捕入獄，1934年調任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長征中，他組織指揮著紅二方麵軍轉移北上，任軍政委，1938年，被派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40年回延安後，參與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並負責籌備黨的七大，1945年七大召開時，他被選舉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五大書記之一。
父親為革命全身心地奉獻出了一切，包括家庭，甚至自己的生命。他和我母親一共生了子女九個，最後成活下來的隻有四個。父親為了革命，東奔西跑，生活難以安定，孩子們也不可能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得不到他們很好的照顧。
我的一個大姐姐叫蘇明，是我父母的第一個女兒，她生下來不久，我父親便被捕入獄了。母親為了營救父親，抱著繈褓中的姐姐，連夜趕火車去長沙，正常的火車沒有趕上，心急如焚的她，隻好爬上了一輛裝煤的火車，車跑動起來後，那風一刮，火車上的煤塊就滑落下來，砸在媽媽和姐姐身上。媽媽雖盡力遮攔，但姐姐還是被砸傷了，後來又得了風寒，感染肺炎。
為救父親，媽媽的心情異常急切，她一邊把姐姐送到醫院治療，一邊仍奔走於營救父親的事。後來，等父親被營救出來時，我姐姐的小生命卻在醫院裏夭折了。還有我的另外兩個弟弟，從江西紅區轉移時，都寄養在當地的老鄉家裏。全國解放以後，我的母親去找他們，但當地老鄉都說，兩個孩子都得了病，早已死了。
所以，我們兄弟姐妹9人，最後就剩下我、遠征、遠方和在延安出生的小弟弟遠遠，我是老四，妹妹遠征，是在1936年的長征路上，到了四川阿壩，生在草地上的，所以叫遠征。
小妹妹，是我父親1938年後到蘇聯共產國際工作時出生的，因此叫遠方。她一歲多時，我父親被調回國內工作，就把她放在了蘇聯的孤兒院，一直長到了十一歲時才回到祖國。
忠實的大黃狗，救了我的一條命
任遠誌從小就和母親一起被關進了監獄，後來母親赴蘇區工作，無暇照顧她，又把她送回了湖南老家，她和妹妹在老家度過了一段孤苦艱難的童年生活。
我1931年生在上海。當時我父親被調到江西革命根據地，臨離開上海之前，父親就跟我母親講：“不管生下的是男孩還是女孩，我們就給他起個名字，叫遠誌，讓他長大了有遠大的誌向。”我覺得，我一輩子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
父親剛走了七天，母親就生下了我。當時從上海到江西，要繞道香港，我母親大肚子，不能去，所以就留在了上海。我降生以後不到100天，那個曾任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叛變了革命，把我母親供了出來。我母親就抱著繈褓中的我，一起被關進了上海龍華監獄。
後來在黨組織的營救下，母親才從監獄裏放了出來。當時周恩來發了一封電報，調我母親到江西紅區去，和我父親共同工作，可當時我母親考慮，自己帶著年幼的孩子，又是個女同誌，路上會有許多麻煩，就沒和我父親商量，當機立斷，把我送回老家，送到我奶奶那兒去了。那時我奶奶還健在，後來母親在長征路上又生了妹妹，也把妹妹送回了老家。
年幼的我和妹妹與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奶奶辛勤地操持家務，撫育我們，日子過得雖清苦，但也充滿溫情。可沒過多久，積勞成疾的奶奶便去世了。
那天半夜，我被喚到了奶奶的床前，奶奶一見我，忽地從床上坐起來，又突然倒了下去。我撲在奶奶身上，大聲呼喊“奶奶！奶奶！”可奶奶再也沒有睜開眼睛。
疼愛我的奶奶，從此永遠地離開了我。親戚們給遠在千裏之外的父親拍去電報，可當時我父母親正在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負責人的途中，沒辦法回家治喪，隻回了一封電報，我就代替父親，為奶奶披麻戴孝，長跪在靈前，那時我還不到七歲。
奶奶去世後，我和妹妹更成了孤苦伶仃的孩子，靠鄰村的王婆婆帶著我們艱難度日。那時，我不僅吃不飽肚子，還得幫王婆婆挑水、種菜，照顧妹妹。富裕人家的孩子常能有水果吃，我們卻隻能揀人家扔在地上的橘子皮來解解饞。有時，我就蹲在地上裝做拔鞋，悄悄把橘子皮撿起來，藏在口袋裏，那還舍不得吃，先分給妹妹一半，然後用指甲掐一點點橘皮，放進嘴裏，咂巴上好一會兒，覺得那滋味美極了。
那時，我特別想念自己的父母親，看到別人家的孩子在父母麵前撒嬌、歡樂的樣子，心裏說不出有多羨慕，時常一個人躲在被子裏抹眼淚。
雖然生活很苦，但家裏的親戚還是想方設法讓我去讀私塾，上小學。可書讀了沒幾天，日本軍就侵占了我的家鄉，王婆婆帶著我和妹妹四處逃難，受盡了折磨。
有一天傍晚，我們剛逃難回家不久，忽聽人喊“鬼子來了！”我匆忙中躲進了菜園裏的白薯窖，隻聽見鬼子在地窖口哇哇地亂叫著，還伴有子彈上膛的聲音，我嚇得大氣都不敢出一口。忽聽到“汪汪”的一陣狗叫，我知道是家裏看門的大黃狗出來了。後來，又聽到“砰”的一聲槍響，大黃狗不叫了，鬼子也離開了窖口。我知道，是那隻忠實的大黃狗，救了我的一條性命。
劉毛毛（劉允若）給我做了一頓病號飯
到了延安，回到了父母身邊，對遠誌來說，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但在父親身邊住了一個月，父親就把她送去上延安中學，妹妹遠征上了延安保育院小學。那時，她們姐妹倆都住在學校裏，每個周末才能回家一次。
我從小在南方老家長大，習慣了吃米飯，所以來延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習慣吃小米飯，那硬硬的小米吃起來就像滿嘴沙子，很難下咽，偶爾改善夥食，也盡是膻味十足的羊肉，冬天氣溫低，還等不到盛在碗裏，羊油就結成了白花花的一層。所以在延安中學，我過的第一關就是吃飯關，好長一段時間後，我才逐漸適應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