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一天，劉少奇伯伯領著他的兒子毛毛來到延安中學，劉伯伯看到了我，便親熱地拉著我的手說：“遠誌，這是毛毛，他比你大點，但剛來延安，你多照顧他，好嗎？”我痛快地答應了伯伯，很自信的樣子。
我知道，少奇伯伯的次子劉允若，從小生活在顛沛艱辛的環境中，他的母親何寶珍被抓捕時，把年幼的他匆匆交給了鄰居大嬸，後又被送給一家農民做養子。十一歲的毛毛就到了上海當學徒，還當過報童和流浪兒，生活很苦，不久前才被黨的組織找到，接到了延安。
可毛毛來學校不到一個星期，我就生病了，發起了高燒，渾身無力地躺在窯洞裏昏睡，好幾天也吃不下飯。毛毛是我的同班同學，看我病成這個樣子，心裏非常著急。他在學校到處找藥，可當時延安缺醫少藥，轉了一大圈也沒有找到，隻好自己想些土辦法了。細心的毛毛把一條濕毛巾擰幹，敷在我的頭上，一會兒再換一條，降降溫，然後又燒了一大壺開水，用缸子一勺一勺地喂我喝。
到了開飯時間，毛毛又去食堂為我去打病號飯（一碗麵條），可食堂的管理員正忙著，抽不出時間做，毛毛就自告奮勇地說：“叔叔，把麵粉給我，我來給她做吧。”
其實，毛毛哪裏做過麵條，但他不忍心讓生著重病的我再吃那粗拉拉的高粱米，就下決心自己動手做了。他把麵粉放在一個小鐵桶裏，用涼水一衝，撒上鹽，放在炭火上煮，一邊煮還一邊拿筷子攪拌，不一會兒，一鍋黏乎乎的麵糊糊就煮好了，他嚐了嚐，味道還不錯，就眉開眼笑地端給我來喝。
我那時已燒得幾天粒米未進了，身上軟軟的，掙紮著坐起來，喝了一口這黏乎乎、香噴噴，帶點鹹滋味的麵糊糊，覺得還蠻開胃的，就高興地喝起來，這時有個同學看見了毛毛做的病號飯，哄笑說：“像一碗糨糊嘛！”
毛毛不服氣地爭辯說：“要讓你天天喝糨糊，還不把你美死呀！”毛毛說的一點不假，那時候，延安的物質生活十分艱苦，學校裏一個月都難得吃上一頓細糧，能吃上一頓白麵饅頭，那真是天大的美事啊。
我吃了麵糊糊，感到身上有了些勁兒，就問毛毛：“爸爸媽媽怎麼不來看我啊？”毛毛也支吾著，回答不上來。
其實，學校早把我生病的消息通知了家長，要父母接我回家，可我父親說：“一點小病，就接回家，不能這麼搞特殊吧！”還說：“遠誌可能是不太習慣延安的生活，讓她在學校多鍛煉鍛煉，有好處呢。”就這樣，爸爸沒有讓身邊的警衛員叔叔來學校接我。
直到周末，我才回家見到了父母。爸爸見我真的病了，人也消瘦了，心疼地說：“我原是擔心你吃不了苦，希望你在學校鍛煉得更好些。看來你真的病了啊！不怪爸爸吧。”
看著爸爸心疼的樣子，我心中的怨氣一掃而光，父親對我的良苦用心，讓我感動，也讓我牢記。這次，父親破例讓我在家裏多住了幾天，直到把病養好，才返回學校。臨走時，爸爸還一再叮囑我說：“要能吃苦，好好鍛煉自己，要努力學習，長大才能為國家做事，為人民服務。”
“還是我的大女兒有心眼，有備無患！”
延安當時實行的是供給製，黨內風氣清正廉潔。任遠誌的父親任弼時，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對子女的要求非常嚴格，處處注意培養他們的品格和意誌，從不允許他們搞任何特殊。
有一次，我妹妹遠征去倉庫領臉盆、牙膏、毛巾等生活用品，看到倉庫裏有一摞紅漆皮小本，很吸引她，倉庫的管理員叔叔知道她是任弼時的女兒，也很可愛的樣子，就送給了她一本。我妹妹高興極了，愛不釋手地用小手帕包好，帶回家，卻不料給小弟看到了，就跟她搶這個小紅本。
他們姐弟倆吵吵鬧鬧的，讓爸爸聽見了，一問緣由，馬上嚴肅地命令妹妹：“遠征，這種小本子不是給小孩用的，快還給倉庫的叔叔，不是學校規定發的東西，你們一律不能要。”
妹妹遠征爭辯說：“不是我要的，是叔叔給我的。”父親更為嚴厲地說：“給也不能要！”遠征隻好把小紅皮本送還給叔叔，還當麵作了檢討。這件小事，讓遠征和我們幾個子女都記了一輩子。
父親疼愛孩子，卻從來不嬌慣。部隊搞軍事訓練，他常常抽空去參加，我在家時，父親也帶我去，當時我才十五歲，根本不知道害怕，不管爸爸打什麼槍，我都要求打，什麼三八大蓋、小口徑手槍，就連後坐力很大的機關槍也不例外。
一次在延安靶場，幾種槍都打過了，我便要求打機關槍，父親怕後坐力太大，不同意讓我打，我就再三請求，父親隻好勉強同意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我，瞄準靶心，扣動扳機，結果，還是因為槍的後坐力太大，我被震得向後一個趔趄，險些摔倒，肩膀也疼了好幾天。爸爸嗔怪地說：“看，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吧。”
別看我當時還是個十幾歲的學生，有時也能幫大人一些忙了。那時星期日有空時，朱總司令就常約我父親去打獵，我的槍法在訓練中也練得不錯，可以當他們的小助手，所以他們也喜歡帶我一起去。
有一次去打獵，我父親的警衛員張叔叔在裝子彈時，手不小心被炸流血了，我在延安中學改建的第二野戰醫院當過一段護士，養成了一個習慣，身邊總帶些酒精、棉球、繃帶什麼的，這回可派上了用場。我急忙上前，掏出身邊的急救包，三下五除二，幫張叔叔把手包紮好了。父親見狀，很欣慰地開玩笑說：“還是我的大女兒好，有心眼，有備無患嘛！這次要不是我大女兒帶些包紮藥品來，張叔叔的手可要化膿嘍！”父親的誇獎，讓我心裏挺美：能為大人們幫些忙了。
毽子在腳上輪流踢，線團在手中不停地撚
1946年入冬後，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形勢越來越緊張。延安的黨政軍機關和邊區軍民都在做打仗的準備，連延安中學的中學生們也忙開了。
除了上課之外，我們也都在為打仗忙碌著。記得有一天，我們班的班主任朱老師對大家講：“同學們，冬天來了，可是我們前方的許多戰士還在光著腳打仗呢！我們要盡快想辦法多織些毛襪，送給前方的戰士們禦寒。”
老師的動員激起了同學們的熱情，大家紛紛學著撚毛線，織毛襪。班上的男女同學，自由組合成許多小組，相互幫助，分工配合。沒有撚毛線的工具，怎麼辦？同學們各顯其能，有的同學去問老鄉借來用，有的同學找來大蘿卜，鑽個眼，安上木撚子來用。
我也想了個土辦法，找來一個山藥蛋，就是土豆，插上一根筷子當線撚，那山腰蛋飛速地旋轉著，撚出來的線又細又勻，省事省時，效率很高。同學們見了都稱好，紛紛效仿起來。一時間，學校的山藥蛋、大蘿卜都成了稀罕寶貝，大家到處去尋找。
那一段，在學校的禮堂、食堂、窯洞裏，經常可以看到同學們忙著撚線、織襪的身影，我和幾個愛玩踢毽的女同學在一起，一個同學踢毽，另兩個同學就拿著毛線團撚著，這樣，毽子在我們腳上輪流踢，毛線團也在我們手中不停地撚，真是踢毽、撚線兩不誤，玩與幹活都能行呀。
到了夜晚，大家就圍坐在窯洞裏，一麵講著故事、猜著謎語，一麵手中飛梭似織著毛襪。在全校老師和同學們的日夜努力和辛勤勞動中，幾千雙厚實的毛襪終於織好了，源源不斷地運往前線，為前方的將士們送去溫暖。
後來，為了準備防禦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延安中學的師生們又組織起來，學造地雷。我們班老師把同學們分成了幾個小組，有的去找造雷的石頭，有的去弄炸藥，當時並沒有什麼現成的炸藥，隻能用土辦法來代替。
我被分到了搜集尿屑的小組，當時雖不太懂造地雷為啥要用尿屑，但既然老師說了造地雷要用，就拚命去找尿屑。我提著一個小罐，拿著小鏟、刀片，專往廁所、牆根那些有尿屑的地方鑽。
有一天，我正在一位老鄉家的茅廁邊起勁地刮著尿屑，一條大黃狗忽地竄了出來，衝著我狂叫，我提著小罐，左堵右擋，生怕它上來咬我，這時，一位紮白羊肚毛巾的老鄉從屋裏出來，喝走了大黃狗，為我解了圍。
老鄉看我是延中的學生，就問找尿屑做什麼用。我講了學校要造地雷。他一聽，很支持，馬上也幫著我刮起尿屑來，還說，下回他跟村裏的鄉親們說一說，讓大家把尿都集中倒在一塊硬地上，這樣，我們同學來刮尿屑時就方便些了。
那些日子，延安中學的窯洞前像個兵工廠，到處能聽到叮叮當當的敲擊聲。男同學把圓圓的石頭挖空，女同學就把搜集來的尿屑、木炭、堿麵麵放進去，裝上導火線，一個個土地雷就造好了。
一個個倚靠著前麵同學的背包睡起來
1947年春天，胡宗南率20餘萬大軍開始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決定，中央機關和學校暫時撤離延安。本來學校希望遠誌和有家的同學一樣，跟父母一道撤離，但她父親對正要去接遠誌回來的警衛員說，“不能那樣特殊，讓遠誌和遠征都隨學校的同學一起轉移吧，讓她們多經受點鍛煉和考驗。”
這樣，我們一家五口人就分成了四路，爸爸和毛澤東、周恩來等戰友一道轉戰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各個戰場，媽媽帶著小弟弟遠遠，隨中央工作委員會先過了黃河，年僅十歲的妹妹遠征，隨保育小學一起轉移，我就和延安中學的同學一起撤退。
我看到有家的同學一個個被父母接走了，心裏不免有點委屈，但想想那些父母犧牲了或在前線的同學，自己又沒什麼好說的了。
告別了延安中學所在的橋兒溝，我們開始了艱苦的行軍生活。開始，大家唱著歌子，勁頭十足，行軍間隙，老師就把黑板掛在樹上，抓緊時間給同學上課，我們也以土地當紙，樹枝當筆，堅持不斷地學習文化。
後來，情勢越來越緊張了，天上有飛機轟炸，地上有敵軍追擊，連日的急行軍，我和許多同學的腳上都磨出了血泡，泡一破了，把腳和鞋子粘凍在一起，走一步就鑽心的疼。
特別是為了不暴露目標，隊伍隻能日宿夜行。連夜的行軍，同學們都困乏得不行，經常走著走著就睡著了。有一天，我也不知不覺靠在前邊同學的背包上睡著了，兩腳還在機械地往前挪，直到過河時，同學推了一把，我才醒過來，那會兒覺得這一覺睡得好香啊。後來我把這個睡法告訴給同學，大家也都一個個倚靠著前麵同學的背包睡起來。一路上，隻聽到同學們沙沙的腳步聲，還有一串呼呼的睡覺聲。
“我們死也在一起，不丟下一個夥伴！”
夜行軍中，為不暴露目標，不論天多黑，也不能打火把。任遠誌因幼年營養匱缺患有夜盲症，走夜路更為艱難，隻好在前麵同學的背包上係一條白毛巾，緊盯住隱約可見的小白點，一步步朝前走。
到了安塞，有天晚上宿營。我們正準備吃晚飯，忽然接到命令馬上轉移，大家隻好捧著缸子飯碗，迅速集合上路，邊走邊吃。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夜路愈發泥濘難行，過一條河時，我的眼睛沒看清楚，重重地摔到了河裏，右腳趾骨摔裂，手和臉也都劃破了。我又疼又急，擔心掉隊，急得直掉眼淚。
同學們圍上來攙扶我，又給我找了一根木棍，可我的腳根本站不起來，更沒法走路了，隻好由幾個男同學輪流背我走。我看著同學們背我累得呼哧呼哧的，實在不忍心，一次次要求下來，可同學們誰也不聽我的，還是爭著搶著輪流背我走，就這樣，我在同學的脊背上走了四天。每一步都是異常艱難啊。
後來，馮老師從老鄉家借了一頭毛驢，就讓我騎著毛驢走，每到一個村子，老師和同學顧不上休息，就忙著四處為我尋找毛驢，好走下一程路。一路上若遇到了連牲口都走不過去的地方，還得由幾個男同學輪流背著我走。
看到同學和老師為我太受累了，我心裏實在不忍，就提出自己留下來，讓大家先走。同學們說：“這樣不行，你是南方口音，樣子也不像當地老鄉，敵人來了，很容易暴露身份。”盡管我和同學們幾乎吵了起來，但大家還是不放下我。後來，不管我怎麼說，幾個人把我架起來，就放到王黎明同學的背上，大家動情地說：“我們活在一起，死在一起，決不丟下一個夥伴！”我一聽，眼淚止不住地嘩嘩流下來，這情真意切的生死情誼，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啊！
我壯著膽子喊：“喂，你是誰？”
後來，遠誌的腳稍微好些，就堅持要下地走路，但同學們還是不答應她。看著大家為自己這麼勞累，遠誌想，寧可餓死，也不能再拖累大家了！
到吃中午飯時，我就真的就不吃了，同學們怎麼勸也不行。後來大家才說：“你試著走走吧，不行我們再背你。”同學用樹杈削了一根木棍，我就拄著木棍慢慢走，結果不到一天，我的手套磨破了，衣服腋下也被戳爛了，腿腳也腫得更厲害了，每走一步都很艱難。
夜裏，又開始急行軍，我實在感到體力不支，就漸漸掉隊了。可當時天太黑，誰也沒發現我掉了隊，當路上隻剩下我一個人走著時，我才覺得有點害怕了，一塊塊巨石，一棵孤樹，就像魔鬼的影子似的，隨時會向我撲來，野狼淒厲的叫聲也格外瘮人……
後來我實在太累太困了，在路邊一靠就睡著了。等醒來一看，天已快亮了，剛要站起身，遠遠看見對麵山坡上有一個人正向山坡下走來，我心裏頓時一驚，“會不會是國民黨的特務！”我警覺地移到一塊大石頭後麵，心想，要是敵人，我就把大石頭推下去，然後和他同歸於盡。
這時，那人已看到了我，我就幹脆壯著膽子大聲喊：“喂，你是誰？”那人聽出是個女孩子，就回答：“別害怕，是自己人。”
等那人走近，我才看清楚，原來是延安中學的一位行政幹部，因走錯了路也掉了隊。那人也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說也以為遇到了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