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延安同學的聚會上，我見到了金德崇。他挎一架照相機，還帶了攝像機，很專業地為大家拍照攝像。後來幾次見到他，他仍在攝影忙碌。這位早年在延安中學就爭演過“老黃牛”的高級工程師，現在仍葆有一股“黃牛”精神，實實在在地為大家服務，成為這一批延安人的忠實影像記錄者。
在有關延安的記憶中，讓金德崇最感到榮幸的一件事，是毛澤東曾在延安窯洞為他這個小學生題了詞。他把毛澤東的字跡展給我看，上麵寫著：“又學習，又玩耍。”金德崇一直把這個寫有題詞的日記本珍藏在身邊，這成了他人生寶貴的精神財富。
父親攜一支醫療隊，和我們一家到了延安
1938年新年剛過，兩輛大卡車載著國民政府紅十字會的第23、第33醫療支隊從西安出發，一路由衛兵和一位參謀護送，他們的目的地是延安。
第23醫療支隊有五六位醫生，十多位護士，還有一些隨行的家屬子女。金德崇和他的父親金茂嶽就在這支隊伍裏。父親是醫療隊的副隊長、醫學博士，大家心目中很有威望的大哥，當時的金德崇還是個九歲的男孩子。
車行途中，他們一路看到許多背著背包的青年人步行去往延安。
父親和醫療隊一進延安城南門，就受到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和許多群眾的夾道歡迎。當晚，邊區政府為醫療隊召開了一個歡迎大會，毛澤東和朱德等黨中央領導人都出席了歡迎會，並和我父親等醫療隊成員一一握手問候。因為醫療隊的到來，體現了國共兩黨的實際合作，同時延安的軍民和抗日根據地也非常需要醫務人員的支援。
歡迎會上，抗大的學員們輪流拉歌，氣氛十分熱烈，文藝表演時，和斯諾一起先來到延安並留下來的美國大夫馬海德，還用中文唱了一首陝北民歌“陝北好地方……”
那時的延安城，坐落在寶塔山下，城裏隻有南門到北門一條街，城的中心，有一個鍾鼓樓，城北麵，有一座挺顯眼的老建築，即天主教堂。1936年4月9日，周恩來等和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在這裏舉行過談判，後來黨的許多重大活動都在這裏舉行。出了延安城的東門不遠，就是延河，過了延河就是東關地區了。
剛到延安的紅十字會醫療隊，被安排住在教堂對麵的一個大院子裏，剛剛開辦起來的延安邊區醫院也在同一個院子裏辦公。我父親、母親帶著我，還有我一個堂兄，就此開始了延安的新生活。那段時間，父親除了在邊區醫院上班、看病外，還經常到延安周邊的一些縣區和八路軍的野戰醫院巡診。
那時的延安很熱鬧，抗大、魯藝都在這裏。延安的生活讓我們感到很新鮮，到處都是一派朝氣蓬勃的景象。我們住的對麵那個大教堂裏，經常召開大會，一開大會，就能聽到嘹亮的歌聲此起彼伏……
所以我一到延安，印象最深的就是，到處是一片歌的海洋！像《大刀進行曲》、《畢業歌》、《八路軍軍歌》等等這些振奮人心的抗日歌曲，我們小孩子並沒學過，就是跟著大人們一遍遍地大聲唱，不久就全都唱會了。
伍雲甫對父親說：“延安有傷員，有病人，醫生大有用武之地。”
金德崇的父親祖籍山東泰安。爺爺是位中醫，在縣城開了個中藥鋪，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並供三個兒子讀書。父親金茂嶽1934年山東齊魯醫科大學婦產科畢業，之後又到北京協和醫院的婦產科實習工作了一年，回來即在齊魯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工作。
談起父親帶著我們一家走上了去延安的路，還有一段曲折經曆。當時日軍已侵占了東北三省，正虎視眈眈地妄圖吞噬中國，國家正麵臨著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我父親作為一個正直、愛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對國家和民族存亡也憂心忡忡。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全國抗日戰爭進入高潮。齊魯醫科大學一些年輕師生愛國熱情很高，他們自行組織起來，到前線參加醫療救護。我父親也加入其中，參加了徐州戰役等搶救傷兵的工作。後來他們又去了南京，向政府要求參加抗日工作。
南京政府組織了紅十字會下屬的各個醫療隊，派往各戰區參加戰地救護服務。後南京政府撤退到漢口，我父親和十幾位隨往的愛國醫務人員便在漢口組成了紅十字會第23醫療支隊。但漢口沒有那麼多傷兵，醫療隊可做的事並不多。後來，我父親和這支醫療隊就沿隴海鐵路一直向西走，於1938年1月3日撤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依然是沒有什麼傷病員可以救護。這時，他們正好遇見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主任伍雲甫，伍主任專門去了醫療隊的駐地——西安中國旅行社去看望大家。
伍雲甫詢問了我父親和醫療隊的情況，就說：“歡迎你們到延安去工作，那裏有傷兵也有病人，你們當大夫的，會大有用武之地。”聽伍雲甫主任一說，我父親真動了心。過了兩天，八路軍辦事處的林老（林伯渠），又給醫療隊詳細介紹講解了共產黨的抗日政策以及延安的情況等，這使我父親去延安的決心更堅定了。
我父親在醫療隊裏是副隊長。由於他年齡稍長，在同事中很有威信，大家都願意聽他的，他的幾個同隊說：“老金，你要敢到延安去，我們就去，你帶著老婆孩子，你都不怕，我們有什麼可怕的，我們就聽你的。”
當時全醫療隊共二十多人，五六個醫生，十幾個護士，還有隨行的家屬子女。我和媽媽是我堂兄帶著從山東老家逃難出來的，先逃到南京找到我父親，然後又一路到了西安。就這樣，在我父親的帶動下，第23醫療隊全隊來到了延安。
有人問我，我父親當時為什麼有那麼大勇氣要去延安，因為在國民黨的宣傳中紅區是很恐怖的。其實，我父親早年就和共產黨有所接觸，中學時對他影響最大的一位老師就是地下黨員，那人後來被捕了。我大伯家的堂兄在山東上師範學校時，也秘密加入了共產黨。我父親雖不全知曉，但從思想感情上與他們很靠近，對共產黨一直是抱有同情和好感的。
白求恩對父親說：“病人敲醫生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金德崇隨父親剛到延安時，還沒有上小學，父親讓他和堂兄一道，在邊區醫院裏幫助幹點活，擔擔水，送送飯。這時間，延安來了一位洋大夫，他就是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寫到的加拿大共產黨員、醫生白求恩。
白求恩大夫是1938年春來到延安的，比我父親來延安稍晚些。他是在轉了大半個中國之後，才來到延安的。延安城古老破舊，但街道清潔，人的精神麵貌好，給他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過了兩天，時任八路軍衛生顧問的馬海德醫生便帶著白求恩來邊區醫院參觀，還有一個女護士。傅連暲院長向他們介紹了我父親，因白求恩與我父親在齊魯醫科大學的老師羅大夫相識，所以大家交談起來很親切。回醫院辦公室休息時，白求恩還說：“邊區醫院這個地方很好，窯洞病房不怕敵人轟炸。”
三天後，白求恩又來到邊區醫院，我父親陪他一起到外科查房。那天，白求恩穿一身哢嘰布軍裝，戴著八角帽、紅五星，右臂上還佩帶著八路軍臂章，光腳穿草鞋，很精神。而我父親卻還是一身醫生的慣常打扮，西裝、皮鞋，還穿著襪子。他看了白求恩才來延安幾天就很融入的樣子，自感慚愧。
白求恩查房很仔細，他把病人的情況一個個地詳細記錄在小本上，然後再做診斷和處理，看到術後病員的繃帶綁得不夠好，他就脫了手術手套，親自為病員重新包紮了一遍。父親一麵陪白求恩查房，一麵為他做現場翻譯。
為交流醫療技術，我父親特別約請白求恩大夫來醫院做一例扁桃體摘除手術。第二天，白求恩如約來了，為肖勁光女兒做了手術，我父親給他當助手。
當時延安沒有耳鼻喉的手術器械，僅有一個開口器，白求恩就用這個開口器把病人的嘴撐開，拿紗布把舌頭一拉，用小刀在扁桃體兩邊快速一劃，用手指就把扁桃腺體取了出來了。僅幾分鍾功夫，手術就完成了。待孩子術後醒過來，從床上站起來就走，什麼事也沒有。我父親看了白求恩的手術，對他精湛的醫術更加佩服。白求恩還對我父親說：“一個大夫，隻要為病人著想，就會去動腦筋想辦法。”
白求恩是當時世界上六大胸外科名醫之一，他來延安的時間不長，卻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不僅到邊區醫院查房、做手術，還用自帶的手提X光機為延安的幹部們檢查身體，他提出幹部是革命的寶貴財富，因此做好幹部的保健醫療工作十分重要，這些思想都使我父親和延安的醫療工作從中受益。
在一次交談中，白求恩還對我父親說：“病人敲醫生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特別是麵臨戰爭，時間就是生命，醫生護士要到前方戰場去救護和診治傷員，而不能坐等傷員來找醫生。”白求恩還介紹了他在西班牙戰地醫療隊時使用的一個高招。因戰地醫療隊需要經常流動轉移，沒有汽車，各種醫療器材都靠馬馱，白求恩就製作了一個馬鞍手術箱，把手術室需用的各種器械設備都分別在箱子裏裝好，馬一馱就上路了，取用也很方便。
這個馬鞍流動手術箱給我父親很大啟發，他也模仿做了一個，各種醫療器械分門別類地放置，比如消毒用具、刀子剪子各放一處，醫療參考工具書籍等放在一處，很有規律，井井有條，避免了從前轉移搬家時手術器械很亂，整理費時的狀況。打仗時，擔架來了，把手術箱子一打開，器械擺好，很快就可以進行手術了。
白求恩在延安和毛澤東會麵談話，提出要親自組織一支醫療隊去前線。毛澤東同意了他的要求，白求恩在延安停留了短短三個星期，就去了晉察冀抗日前線。臨走前夕，他聽說邊區醫院院長傅連暲患有嚴重的痔瘡，便親自主刀，為傅院長動了手術，留下了一個特殊紀念。這些我父親都看在眼裏。白求恩的一言一行，都對我父親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周恩來把菌種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裏帶回延安
1940年前後，紅十字會要調遣金茂嶽和他的這支醫療隊返回西安。那時，延安中央醫院剛剛成立，金茂嶽已調往延安中央醫院任婦產科主任，兒子在延安保育小學上學。
這時，他麵臨一個選擇，是留在延安，還是返回西安。經過反複思想鬥爭，金茂嶽還是決定和一家人留在延安。因為他覺得，在延安，他這個醫生和醫院都備受尊重和愛戴，他的確大有用武之地。
父親和我們一起留在了延安。沒過多久，毛澤東和朱總司令就專門邀請我父親和中央醫院外科主任魏一齋吃飯。毛主席、朱總司令和他們邊吃邊談著工作、生活。毛主席說：“從醫，也不能脫離政治。知識分子來邊區工作，開始投身革命，會有很多困難，要加強政治學習，改造世界觀！”並鼓勵他們向白求恩學習，努力辦好醫院，為革命作貢獻。
飯後，毛主席還給我父親題了詞：“努力救人事業。”朱總司令也題詞：“不但醫人，還要醫國。”
不久，周恩來副主席從蘇聯治病回到延安，也來中央醫院視察，他為我父親題詞：“為邊區衛生工作創新紀元。”周恩來副主席聽說醫院的技術人員和儀器設備奇缺，就表示回到重慶一定想辦法。周副主席回重慶後，馬上通過宋慶齡、史沫特萊等友好人士募集了一批藥品器材運回延安，並從“大後方”輸送了一些醫務幹部來中央醫院工作。
當時中央醫院通過關係，在重慶搞到了一些延安奇缺的傷寒和副傷寒甲、乙菌種，院長聽說周副主席近期要回延安，就寫信請他設法帶回。周副主席考慮得非常周細，為使這些活菌種攜帶安全，便將三管菌種放在自己中山裝上衣的口袋裏，小心翼翼地帶回了延安。一到延安，他又親自打電話告訴院長。
雖有黨中央領導的關懷及各方麵的支持和幫助，但延安中央醫院的環境和條件仍十分艱苦，醫療設備也非常簡陋。當時全醫院僅有一台小型X光機，還因缺少發電設備，平日隻好擱置在那裏，要等到確需透視的病人湊到了一定數量，醫院才能去向有關單位借來一台小型發電機，帶動X光機進行拍片檢查，拍片工作完後再將發電機歸還。
當時藥品也極度匱乏，僅有少量國外救濟藥品，還有冒生命危險從敵戰區搞來的小批西藥，這些藥多是原料藥，到醫院還得進行調劑配製。醫院的每個科隻有三四支體溫計，每天查體溫時，四五十個病人輪流測試一遍，得花費不少時間。醫院的化驗室也隻能做一般常規檢查和肝功能化驗。細菌培養，是用自製的孵卵箱，用煤油玻璃罩燈來調節溫度。
醫院當時也沒有血庫，搶救危重傷病員時全靠醫生和護士們輪番獻血。為了解決藥品不足的問題，醫護人員還上山采集中草藥，回來自己配製各種藥品、注射液、粉劑、水劑等等。
延安地處黃土高原，吃水非常困難，醫院雖打了一口井，建了蓄水池，但仍滿足不了全院上下用水的需求，還得派人用毛驢到延河馱水，補充夥房、開水房和病人的用水。醫院的照明也全靠小煤油燈。冬天用木炭取暖，每個病房有一石頭鑿成的方形火盆，由護士將木炭火生著，給病人取暖。
那時，全院隻有個別醫生有表，為了保證正常工作時間，就在醫院化驗室的窯洞頂上掛一大鐵圈當鍾。每天早上6點鍾敲響，依次下來幾點就敲響幾下，醫院的工作人員就可有秩序地聽鍾進行一天的工作。
醫生給病人看病，查脈搏呼吸是必不可少的，但當時醫院少有呼吸檢測表，傳染科主任就自製發明了一個“沙漏表”，用一個細長的玻璃管，中段火燒後拉細，成為隻能漏過細沙的小孔，再在玻璃管內裝入純淨的細沙，兩端封閉好，使用時，沙子連續漏過小孔，一分鍾正好漏完。以此測量脈搏的跳動次數，既準確又方便，這個土“沙漏表”很快就在醫院的各科推廣使用開了。
盡管延安醫院的條件艱苦，設備簡陋，但醫生對自己的醫療技術還是百般鑽研，一絲不苟的。我父親就是這樣一位醫生。
我記得，父親曾專門去延安市場上買回來一個納鞋底的架子，回到家就納起了鞋底子。有人奇怪地問：“老金，你老納鞋底做什麼用？也沒看見你用鞋底做雙鞋子穿啊。”
父親說：“我是借納鞋底時的來回穿針，紮針，引線，係線扣等動作，來鍛煉自己手指的。因為外科手術中的縫合傷口，也和納鞋底有許多相似之處，縫合的粗細好壞，全憑你一雙手啊，不練怎麼行呢。”
我父親的手的確練得很巧，在家裏，一些板凳家具，他都自己動手做，就連糊窯洞窗戶紙，他也糊得很精細美觀，把那油黃紙，剪成五角星狀，糊在窗戶上很漂亮。父親就是這樣，一麵美化了環境，一麵鍛煉了手指，日後做起手術來也更加得心應手。
在延安，我父親帶領婦產科接生的孩子有三千多個
金德崇的父親在延安中央醫院當婦產科主任期間，有一個出生記錄的本子，上麵記錄著他們負責接生的孩子的出生日期，時間，身高，重量，父母姓名，單位等等情況，數年下來，這樣的出生記錄本子積攢了好幾本。
據後來統計，在延安前後8年多，中央醫院婦產科接生的孩子大概有三千多個，其中就有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林彪的女兒林豆豆，賀龍的兒子賀鵬飛，陳雲的女兒陳偉力，肖勁光的女兒肖凱等。
上世紀80年代初，我父親曾和我談起了當年他在延安中央醫院工作的事情，也談起過江青來醫院生李訥的情景，對此他還記憶清晰。
1940年7月，江青來到中央醫院婦產科住院待產。因為她是生第一胎，又是從大城市來的演員，所以顯得有點緊張，有點嬌氣。我父親按常規給她做了細致的產前檢查，並教給她一些生孩子的常識。雖然她生產的日期比預產期要長了一些，但產前檢查各方麵均屬正常。8月3日，江青在醫院順利生下了李訥，助產士黎平和我父親親手把李訥接到了這個世界上。
江青住院期間，毛澤東曾幾次前來探望。一天，毛澤東又來醫院，特別對我父親的關照表示感謝，接著又和產房的醫生護士拉起了家常。
那天在場的黎平記得，主席穿著一身粗布衣服，膝蓋上還打著兩塊補丁，很平易近人。他和大家無拘無束地聊著，問過了江青住院的情況後，還一再叮嚀說：“江青參加革命時間不長，對她不要有什麼特殊的照顧。”
石昌傑副院長聽說毛澤東來了，趕快前來彙報工作。他反映說：“醫院附近山上的某單位安裝了一台發電機，發動起來噪音很大，影響醫院工作和病員休息，醫院多次反映了意見，仍沒有得到解決。”
毛澤東聽了說：“醫院病人需要安靜修養，發電機的噪音太大，是有影響，應該讓他們搬得遠一些。但現在江青正在這裏住院，若馬上讓他們搬走發電機，恐怕會產生誤會，影響不好。還是等江青出院以後再說吧！”
後來在江青出院後不久，山上那台發電機果然搬走了。毛澤東不僅如此具體地關心著醫院的工作，對家屬的要求也很嚴格，不允許搞任何特殊。
但江青對中央醫院似乎並不太滿意，臨出院時，她撇下了一句話：“唉呀，這次總算活著進來，沒有躺著出去……”雖然難以說清她的具體所指，但她確流露出了不滿意的情緒。
一個月後，正逢中秋傳統佳節來臨，也是毛澤東小女兒李訥滿月的喜日。為了答謝中央醫院的醫護人員，毛澤東特地邀請大家到他在楊家嶺的家中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