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這一天，中央醫院的傅連暲院長、石昌傑副院長，以及我父親、魏一齋、侯健存、畢道文等醫院各科主任，還有醫生、護士、助產師等17人一起來到了楊家嶺，把毛主席住的窯洞擠得滿滿的。江青和機要秘書葉子龍夫婦忙裏忙外地招呼大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也被毛澤東請來作陪。
這些醫生大多是高級知識分子，還有好幾位是醫學博士，或者畢業於國外醫學名校。內科主任畢道文大夫，生於印尼，祖籍廣東，畢業於德國柏林大學醫學院，是德國共產黨員。1936年，他作為國際縱隊隊員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曾與白求恩大夫在戰地救護隊並肩作戰。馬德裏陷落後，他將妻兒送往蘇聯，隻身前來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經宋慶齡介紹來到延安，任中央醫院內科主任。盡管他不會說中文，但還是在魏一齋主任的翻譯下，暢談了自己在德國求學、在西班牙內戰中搞戰地救護的經曆和見聞，也回答了毛澤東的關心詢問。
助產師黎平記得，那天，她就坐在主席身邊。毛主席問她：“入黨了沒有？”她說：“沒有！”毛主席又問：“為什麼不入黨呀？”她回答：“我還要擠時間看書，怕入黨後開會多，影響進步！”毛主席說：“這就不對了！黨員開會，也是為了幫助進步呀！”
因為那天到場的人太多，一個窯洞擠不下，宴會隻好分別在兩個窯洞裏舉行。毛澤東陪男同誌們一桌吃，康克清和江青陪女同誌們，在另一間窯洞的桌上吃飯。
席間，大家開懷暢飲，談笑風生，氣氛非常融洽。畢道文是第一次和毛澤東在一塊兒吃飯，特別興奮，多喝了幾杯酒後，竟然醉倒在了窯洞裏。
吃完飯後，江青借來了照相機，給大家拍照。毛澤東與男醫生們在窯洞外麵合照了一張，康克清和護士們在窯洞前合照了一張。這兩幅珍貴的曆史照片，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博物館裏。
最近我和妹妹去看望毛主席的女兒李訥，並請她在一個延安出生孩子的紀念冊上簽名，她很有感情地說：“是你父親把我接到這個世界上來，這我是永遠忘不了的！”
毛主席說：“如果你們不相信，就去問一問金大夫。”
40年代初，延安的局勢相對穩定，毛澤東便集中時間和精力，總結革命武裝戰爭的戰略戰術和經驗，思考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政治文化等重大問題。
那個時期，他在延安的窯洞裏寫下了許多文章，如《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長時間的伏案寫作和思考，使毛澤東患了肩周炎症，肩膀疼痛，胳膊麻木。
1942年初的一天，我父親去楊家嶺窯洞為毛主席診病。進了窯洞，父親就在主席對麵的椅子坐下，聽主席敘述肩膀疼痛、不舒服的症狀，並給他做了檢查，然後說道：“主席，您患了肩周炎，很可能就是因為勞累和受風引起的，我給您開一些藥，再配合按摩針灸治療，會好的。”
說著，我父親站起身，仔細查看了一下主席窯洞內的環境布局：窯洞的陳設很簡單，外麵靠門口有兩把會客的椅子，裏麵靠牆是一張辦公桌，桌對麵是一防空洞口。
我父親說：“主席您看，您這張桌子的位置，正對著防空洞的洞口，從防空洞裏吹出來的冷風，正吹著您的肩膀。您應該把這桌子挪一挪地兒，避開那個防空洞口，要麼，就在防空洞口掛上個布簾兒，擋擋風。”
主席聽了，點點頭，說：“噢，原來是這麼回事！有道理。看起來，防病治病，還是要以預防為主啊！”
這次診病，看來也給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後來，他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講話時，還引用了這件事。這篇講話，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題為《整頓黨的作風》。
毛主席在講話中說：“……所謂學風不正，就是有主觀主義的毛病，所謂黨風不正，就是有宗派主義的毛病，所謂文風不正，就是有黨八股的毛病。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裏跑出來的，如果你們不相信，就去問一問金大夫。”
毛主席幽默的比喻，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那次楊家嶺診病中，毛主席說的“預防為主”的話，引起了我父親的重視。他考慮到延安的醫療條件十分有限，藥品也比較匱乏，在這樣條件下，提倡預防為主是個好辦法。在幾次為毛主席看病中，父親都如實把這些想法和毛主席做了交流，毛主席很耐心地聽取和吸取了他的意見。後來，延安邊區醫療工作的方針也多次提出“防治疾病，以預防為主”的口號。
1941年，延安曾爆發並流行傷寒病。在短短幾個月中，延安中央醫院就收治了百多名傷寒病患者，連邊區政府主席吳玉章同誌也患傷寒住進了中央醫院。
毛主席及時了解了疫情，多次指示衛生部門加強防疫，努力防治。當時對傷寒病沒什麼特效藥，中央醫院就想方設法，專門研究製定了傷寒病人的科學營養食譜，用改善夥食的方法來輔助治療。這一方法也普及到各科病人當中，對兒童患者，還強調要多喝豆漿、牛奶，補充營養，增強抵抗力，以營養輔助治療，促進疾病預防。
傳染病的流行，更加引起了黨中央對衛生防疫工作的高度重視。1943年春，中央醫院組織了巡回醫療隊，一麵給延安周邊群眾治病，一麵宣傳衛生防疫知識。
1944年春節，中央總衛生處和中央醫院還編演了宣傳衛生防疫的秧歌劇《護士拜年》，人稱“衛生秧歌”，演出後引起了轟動。毛主席也看了演出，聽到了群眾的熱烈反映，讚揚道：“衛生秧歌好！”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下，黨的邊區的衛生防疫工作得到了加強，衛生工作被列為黨對邊區群眾工作的三大中心任務之一。黨中央還指示衛生部門，要作出規劃，爭取在五年至十年內，使每個縣都有一所醫院，每個鄉或村都有一個醫生或助產士。在這些工作裏麵，也有我父親的一份辛勞。
毛主席給我題了詞：“又學習，又玩耍。”
金德崇到安塞白家坪延安保育院小學上學後，隻有節假日才能回到延安北麵李莊坬的中央醫院家中看望父母。
1941年元旦是個休息日。住在延安楊家嶺的中央首長們也都放假了。中央醫院院長傅連暲和我父親等各科主任商量好，準備騎馬前去給首長們拜年。
當時我在延安保育院小學上六年級，學校也放假了，回到家中，一聽說爸爸要去楊家嶺，我就鬧著要跟他一起去。爸爸原先不同意帶我，後來幾位醫院的叔叔來為我說情，都說小孩子去了熱鬧，我父親才同意了。
那天天氣特別好，寶塔山襯在藍天白雲下，顯得格外明麗。冰凍的延河上，還有我的一些同學在冰上玩耍。
我們騎馬來到了楊家嶺，爸爸和叔叔們先帶我來到了毛主席的窯洞，大家握手問好，警衛員給我捧來了一碗大紅棗。接著，我們又挨個窯洞地看望了朱總司令、任弼時伯伯等，走到王明的窯洞時，他的夫人孟慶樹送給了我一個日記本，紅布麵的，上麵有四個燙金大字，“救亡日記”。看著這麼漂亮的本子，我高興地把它捧在胸前，愛不釋手。
忽然我想，這個漂亮本子我一定要好好珍藏，能不能先請幾位首長在我的本子上題詞呢？我把這想法告訴了父親，父親說：“可以呀，你自己去找他們好了。”
這時，我們已經走過了毛主席的窯洞。於是我又折返回來，找到了毛主席住的窯洞。
我望著毛主席，也不知怎麼稱呼合適，就說：“主席伯伯，你能不能給我題個字呢？”
毛主席正靠在躺椅上，邊看雜誌，邊曬太陽。他聽了我的請求，把眼光從雜誌上移開，上下打量著我，然後微笑著說：“你要我給你題個什麼字呢？”他這一問，把我給問蒙了。
毛主席頓了一會兒，笑著用湖南話說：“你喜歡啥子嘛？”我衝口就說：“我喜歡玩。”主席笑眯眯地又看了我一眼，隨手拿起了身邊的一枝粗鉛筆，又問我：“還喜歡啥子嘛？”我說：“還喜歡念書，喜歡學習。”主席說：“好，那咱們就寫一個‘又學習，又玩耍’。”說完，他坐正了身子，用手中的鉛筆在我的新本子上寫下這六個字，寫完了，還問我滿意不滿意。我高興極了，拿起日記本來就跑，主席還在後麵叮囑：“孩子，慢點跑，慢點跑。”
有了毛主席的題字，我更來了情緒，撒腿就跑到了另一個窯洞，任弼時正和朱總司令在下象棋，殺得熱火朝天，我湊上去說：“首長，給我題個字吧。”說著就把日記本遞了過去，朱老總一看，毛主席題了字，就說：“咱們也題吧。”朱德給我題了“小朋友努力學習。”接著，任伯伯也給我寫了“長大當個革命家”。接下來，我又去陳雲那裏，他也給我題了：“將來做一個有益人類，為大家服務的人。”
我得意地把本子拿給爸爸看。爸爸說：“好好用心看看，這些意味深長的話，夠你一輩子受用的。”
爸爸見我那麼興奮、欣喜，就告訴我說過兩天延安文化界人士還要聚會吃飯，也答應帶我去。
那天，我早晨起來就盼晌午，到了晌午又盼日頭偏西，因為聚餐是在晚上。我叫爸爸早早帶我到了聚餐的地點——大軋溝口的青年食堂。
人們陸續來了，我最先發現的目標，是一個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他就是來自美國的醫生馬海德。我走上去問：“馬伯伯，請你給我題個字好嗎？”說罷，壯著膽子把日記本遞了過去，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和洋人說話。
誰知馬叔叔用他那雙藍眼睛一個勁地盯著我看，半天沒有說話，我都被看毛了，不知怎麼好。這時他又笑了，接過我的小本本，一字一句地說：“第一，馬海德不姓馬。第二，你是誰？第三，你要我寫什麼？”
他說的中國話，語速很慢，我聽得很清楚。原來我忘了介紹自己，於是馬上補了個自我介紹。他翻著小本子上前麵的題詞，揚了揚眉毛，又向我搖了搖大拇指。我知道這是誇讚我的，我很得意。
接著，他抽出胸前口袋裏的自來水鋼筆，想了想，又狡黠地笑了笑，然後就刷刷地寫起來。
當他寫完，把本子還給我時，看到我傻眼的樣子，便逗我說：“延安的小學生能看懂嗎？”我看著那一行行曲裏拐彎的英文，一個勁地搖頭，他又嗬嗬地笑了。
“新年快樂！”他握著我的手搖了搖，說道，“你們是新中國的未來！這些字你將來會認識的。拜拜。”馬海德隨後就被人拉走了。我拿著本子，心想，雖然看不懂這些英文，但這卻使我的小本中外文都有，更具特色了。
這樣想著，我又走進人群，請更多延安“名人”題詞，為我題詞的有林伯渠、南漢宸、胡耀邦、馬可、華君武、艾思奇、賀敬之、凱豐、王首道……後來，我的小日記本就在簽到桌前傳開來，許多人都在上麵簽了名，有的沒簽名的人還趕來補簽，我正納悶人們怎麼那麼自覺為我簽名呢？後來才知，相互傳遞中，人們把它當做簽到簿了。
晚餐會很快結束了，我忙著請人簽字，連飯也沒顧上吃幾口，但一想到擁有了那麼多寶貴的簽名題詞，足矣。
王震說：“孩子拔幾根馬尾，算不上強盜行為。”
對革命後代的教育，毛澤東和黨的領袖們曆來非常重視。1938年8月，在保小創辦初期，邊區教育廳就邀請毛澤東來為小學教員舉辦的訓練班講課。
我聽老師說過，那天，教育廳長周揚陪同毛主席來到訓練班。當毛主席一走進擠滿了人的延安天主教堂，大家都站起來熱烈鼓掌。毛主席招手並示意大家坐下，操著湖南口音對學員們說：“有人認為，一個小學教員，對抗戰能有什麼用呢？這種看法就不對了。小學教員在抗戰中不是沒有用，而是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要以為我們的任務不大，不過是個小學教員而已。孫中山先生起初是學醫的，後來創造了三民主義，高爾基是鞋店學徒，創造了現代世界文學的最高紀錄。為什麼你們不行呢？
“看不起抗戰教育，說抗戰教育是馬馬虎虎，這是狗屁不通。我們的小學教員，雖然每月的工資隻有一元五毛，但他們的任務與功勞是很大的。他們教育了邊區的兒童，教育了邊區的老百姓，發揮了抗戰教育，發展了邊區教育事業。誰說是馬馬虎虎，哪個敢看不起？我們要認清自己的地位，守住自己的崗位，為抗戰教育而努力。”
毛主席的話給在場的許多小學教員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後來，八路軍的總司令朱德、時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的劉少奇、中共中央秘書長任弼時、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哉等，都先後來過保育小學看望我們，謝老還給全體學生講了話。
周恩來副主席對孩子們的關心更為細致，他從重慶回到延安時，專門給保小師生帶來了200多本圖書和40多套幅教學掛圖。每次他來和保小師生一起看戲時，總會把烈士劉伯堅的兒子劉虎生或其他烈士的子女抱在腿上，邊看戲邊詢問他們的學習、生活情況，給了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父親般的溫暖。
說實話，我們這批延安保小的孩子，所受到的來自革命大家庭的關愛早已超出了親生父母。我記得當時任三五九旅旅長的王震伯伯和我們保小學生還有這樣一件事。
那是1941年初秋的一個中午，我們保育小學門前的大樹上，拴著三匹高大漂亮的棗紅馬。幾個高年級同學為了聯歡會準備排演節目，正愁找不到胡琴弦。當他們猛然發現了棗紅馬，眼前頓時一亮，心想，把馬尾上的鬃毛拔下來，不是正好能當琴弦嘛。幾個男孩子說幹就幹，揪住馬尾巴來了個“大掃蕩”，一會兒就把馬尾巴拔禿了。拔完後他們攥著一把馬尾，興高采烈地滿載而歸了。
這時，幾個低年級同學也圍了過來，他們不太敢靠近馬身邊，就搶著去撿一些落在地上的馬尾。碰巧一位老師路過這裏，看到棗紅馬的馬尾巴都被拔禿了，很生氣，不問原由，就把現場的幾個小同學批了一頓：“你們怎麼能把馬尾巴拔成這樣，這簡直是強盜行為嘛！”
一個小同學趕緊小聲辯解道：“老師，這馬尾巴是別人拔的，我們是在地上撿馬尾巴毛呢。”
“你們還嘴硬！錯了還不承認。”老師更生氣了。幾個小同學隻好委屈地低著頭，不敢再吭聲了。
老師走後，王震伯伯帶著兩個警衛員從山坡上下來了。看見幾個小同學很委屈地站在那裏，就笑嗬嗬地問道：“這是怎麼了，都哭喪著臉？”
同學小高把事情的原委說了一遍，帶著哭腔說：“老師不問清原因，就說我們是強盜行為。”
王震伯伯親切地對他們說：“拔幾根馬尾巴，也算不上強盜行為。好了，別哭了，我一會去找你們的老師說說。”
接著，王震伯伯又關心地問道：“你們要這些馬尾做什麼用呢？”
小高說：“我們要在晚會上演奏音樂，可胡琴上找不到合適的琴弦。想用這些馬尾來做琴弦。”
王震伯伯一聽，說：“排演文藝節目是好事啊，應該支持！來，我給你們拔一些。”可一看，自己坐騎上的馬尾早已被拔得差不多了，就幽默地對小同學們說：“好家夥，我的馬尾巴被你們剃成了光頭啊。”
說著又走到警衛員那匹馬前，想再拔一些馬尾送給孩子們。但那匹馬認生，又踢又蹬，根本不讓他近身。王震隻好跟警衛員說：“小鬼，你幫他們拔一些吧。”
警衛員一臉的不樂意，嘴巴噘得老高，嘟囔說：“馬尾巴好不容易才長這麼長，你的馬尾都被拔光了，再把我的馬尾也拔禿了，多難看呀！”
王震看他站著不動，就求情似的對他說：“小鬼，拔馬尾你心疼，這我知道，可你看這幾個小同學，馬尾沒拔著，還挨了老師批評，多委屈呀！再說他們要馬尾也是為了排演節目，是好事，我們理應支持的嘛！咱們的馬尾禿一點也不礙大事。”
說著王震伯伯拍了拍警衛員的肩膀說：“小鬼，就看在我的麵子上，給他們拔一點吧。”
警衛員見首長反複說了，隻好不情願地行動起來，他跑到馬後麵拔了一大把馬尾，送給了幾位小同學。
小高和同學們拿著王震伯伯送的一束馬尾，心裏十分感動，一時竟不知該說什麼好了。他們用目光默送著王震伯伯一行騎著禿尾巴的棗紅馬遠去。
父親給王明看病的前前後後
金茂嶽大夫到延安中央醫院以後，工作十分繁忙。不僅任中央醫院婦產科主任，還擔負著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誌的醫療保健工作，同時還兼任中國醫科大學婦產科教授和負責延安衛生學校的臨床實習教學。1941年8月，他又當選為中央醫院出席鄉參議會的參議員代表，1942年3月，經陳雲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說到父親入黨，也很有意思，既簡單又莊重。
1942年3月28日那天，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打電話請我父親到組織部去一趟。我父親以為是要他去看病，趕快背上藥箱，騎馬匆匆趕去了。到了陳雲那裏，二話沒說，先為他檢查了一遍身體。他仔細地檢查了一番，告訴陳雲：“沒發現你有什麼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