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笑了，這才對我父親說：“老金，今天不是請你來看病的，是要和你談一個事情。你不是正在要求入黨嘛，組織上已經考慮了你的要求。”
接著，陳雲和我父親談了共產黨員的條件，了解了我們家庭的情況和父親到延安來的經過及他在延安的工作情況……
談完後，陳雲馬上打電話通知中央醫院的石昌傑副院長和黨總支書記蘇愛吾同誌，請他們到組織部來一趟。二人來後，陳雲即領他們和我父親一起來到組織部幹部處張凱同誌的房間裏。他的房間裏掛著一麵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我父親就在這麵黨旗下莊嚴宣誓入黨。
宣誓完畢，陳雲當場鄭重宣布：“茂嶽同誌，你現已經被批準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但你的黨員身份對外暫不公開。你和石院長在一個黨小組，由他擔任黨小組長，你們一起秘密過組織生活。”
我父親就這樣由組織部長陳雲介紹入了黨，成為一名知識分子黨員。
但就在他入黨後不久，卻發生了一件令人難以料到的事情。
那個時期，王明一直稱身體不好，長期處於病中休養狀態。後因長期失眠住進了中央醫院。
王明在中共曆史上是有名的“左傾路線”的頭子，共產國際的紅人，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時被推上了黨中央領導的高位。在他的“左”傾錯誤思想影響下，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主力被迫長征。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逐步確立了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抗戰初期，王明從蘇聯回國後，黨內依然給了他很高的位置。此時的他由“左”傾轉為右傾，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我黨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方針。但王明的主張逐漸為人們唾棄，在黨內沒有了市場，他也不再像從前那樣可以在黨內頤指氣使了。但他畢竟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還擔任著中國女子大學校長，中央醫院也一直把他當作高級領導和病人，認真為他治病。
王明的身體確實有病，心髒、肝、腎髒都有點問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王明的身體都很關心。王明住院時，主管中央醫院的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親自來到中央醫院，囑咐院長傅連暲要對王明的病認真負責，毛澤東也曾來醫院探望過王明。
當時李富春和傅院長都親自交代我父親，要他給王明檢查身體，並組成了醫療小組，由我父親主要負責王明的治療。開始父親並不太情願，提出自己的專業是婦產科，最好能找內科大夫主治。後李富春專門做了我父親的工作，說：“你是黨員，中央覺得你管比較合適，你和其他大夫關係比較好，還是希望你來協助傅院長管一管，其他再有什麼問題，咱們一起研究。”在他們的說服下，父親才答應下來。
為了王明住院之事，醫院領導專門進行了研究安排，將原設在醫院第二排窯洞的托兒所搬走，騰出了三間窯洞，其中一間給王明單獨住，隔壁一間給他妻子孟慶樹和兒子王明明住，還有一間則是他的警衛人員住。
王明住院後，我父親多次為他進行了細致檢查，發現他的扁桃腺肥大發炎，就使用了當時的新藥磺胺消炎。後來，又發現王明有大便秘結和卡塔爾性黃疸肝炎，父親就采用了傳統的中藥甘汞為他進行治療。這些診治和用藥方案，都是醫療小組集體討論通過的。
治療了一段時間後，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轉。我父親就通知護士對王明停止服用甘汞，但當時是通知了白班的護士，夜班的護士卻不知道，加之當時護理記錄也有疏漏，夜班的護士仍繼續給王明服用了甘汞，使他的病情有所加重。王明的病經西醫治療不見好轉後，醫院又請來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著名的中醫李鼎銘先生來診治，在服用了草藥後才又漸有好轉。
當時經化驗查出，王明的尿液裏含汞量超標。王明的妻子孟慶樹一聽說，便跑到中央醫院傅連暲院長的辦公室去吵鬧，指責傅連暲派金大夫蓄意謀害王明，他們幕後還有人指使，一定要追查幕後的操縱人。
其實，王明確實是“疑心生暗鬼”了，自從他在黨內的地位有所變化後，就經常以小人之心，猜測有人會對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會暗中加害於他。
我父親說，他好幾次去王明家診病時，王明都提出要看他的國民黨證。
我父親說：“我哪兒有國民黨證？我不是國民黨員。”
王明卻武斷地說：“是！因為你是紅十字會的人。”
父親向他解釋說：“參加紅十字會的人，不一定都是國民黨員，有許多人不是，我也不是。”
後來父親再去王明家時，他又說：“你能不能把你的國民黨證借給我，介紹我去重慶看病，做一個證明呢？”
父親說：“我確實沒有國民黨證。我在重慶也不認識什麼人。”
其實，王明幾次三番向我父親逼要國民黨證，顯然就是懷疑父親是國民黨派來謀害他的，借機審查他的身份。
孟慶樹到中央醫院鬧了以後，中央也知道了這件事，立即指示組織人員對王明的病重新會診，並派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王首道主持召開調解會。
按照中央的意見，傅連暲院長組織了延安各所醫院的十多位主治醫生進行了會診，馬海德大夫也參加了。我父親等介紹了王明的病情、診斷、用藥量等情況後，會診人員一齊進行會診分析。
經過會診，醫生們一致認為，針對王明的病情，金大夫和醫療小組的治療基本正確，但使用磺胺藥，對腎髒有些影響；使用甘汞治療也是有效的，但由於服用的時間過長，反而導致了病情有所加重。金大夫對治療中出現的問題負有責任，但這隻是由於經驗不足，製度檢查不嚴格，措施不當而造成的一次技術事故，並不存在“暗害”問題。事後，中央醫院將這一會診結果上報給了中共中央。
我父親也為自己的醫療經驗不足和疏忽感到歉疚，特意到王明家中向他致歉。但事情並未就此了結。1942年5月，中央辦公廳有人來通知我父親“去給首長看病”，結果他一到了棗園，便被抓了起來。他隨後被拘留在社會部，罪名就是“蓄意謀害王明”。
在拘留審查中，康生指使人對我父親進行逼供，要他承認，一是受國民黨指派來的延安，二是以治病的方式蓄意謀害王明。但我父親始終據實講明情況，不承認任何不實之詞。後來康生又派人到山東我們的老家調查我父親的情況。
父親被關押審查了一年多後，有一天，中央醫院的黨組織來人通知我父親說：“老金，你好久沒參加晚會了，今天晚上禮堂有晚會，你一定去啊！願意跳舞就去跳跳舞。”
那晚，我父親就去參加了晚會。毛主席也來參加了晚會。有人把我父親引領到毛主席麵前，毛主席握著他的手，說道：“金茂嶽，你還是個好人，是個老實人啊。”
晚會後沒過幾天，我父親就被無罪釋放，又回到了中央醫院的工作崗位上。
後來的事實已很清楚，王明對黨中央批判他的錯誤懷恨在心，趁機發難，把他的病情惡化，說成是中央有人要通過傅連暲、金茂嶽來暗害他，借以中傷中央領導同誌和毛澤東。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沒想到30年後，王明在其妻孟慶樹幫助下寫成《中共50年》一書在蘇聯出版。書中又把1942年那次因缺少經驗和不慎造成的醫療事故提出來，言之鑿鑿地說是毛澤東通過傅連暲等，具體指派金茂嶽來陷害王明。還造謠說我父親曾跪在王明的床頭，請他饒恕錯誤，這些實在是無稽之談。
走在高粱地裏，我大聲喊唱“實事求是……”
1943年，金德崇的父親被關押時，他正在延安自然科學院上學，學校也搞起了整風審幹運動，有半年多時間全體集中學習，個人交待，組織審查，一律不讓回家。
審幹中，隻有十三歲的我，也被說成是特務，被關了起來。直到入秋後，緊張氣氛才慢慢緩和下來。
有一天，老師忽然來對我說：“金德崇，你可以回家去了。”這樣，我就收拾了一下，回到中央醫院的家中看望父親。
當時，我並不知道父親因給王明看病的事情，也被關押審查了一段時間。我一走進家裏那間窯洞，就看見我父親正坐在桌子旁邊。門外的陽光一照，可能有點晃眼，父親一下沒有看出我來，就問：“是誰呀？”
我說：“爸爸，我回來看您了。”父親非常高興地和我吃了飯，然後關切地問：“你們學校在幹什麼？為啥那麼長時間沒有回家呢？”
我說：“學校在整風審幹，把我也抓了起來，說我是特務。”
爸爸問：“你承認了沒有？”
我說：“我本來就不是，我怎麼能隨便承認。”
爸爸說：“你沒有亂說，這就好了。”
雖然爸爸當時並沒有告訴我，他也被關押起來的事情，但他卻非常感慨地對我說：“孩子，要記住毛澤東說的四個大字，是這四個字救了咱們一家子啊！”
我問：“是哪四個大字？”
爸爸說：“‘實事求是’。就是這四個字，你可要牢牢記住啊！”
我深深地點了點頭。
“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最早是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成立時題的詞，也作為中央黨校的辦校宗旨。在以後的數十年間，我雖然多次學習毛澤東“實事求是”的講話，對其精神實質和內涵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第一次對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這四個字記憶深刻，就是父親那次對我說的這一番話。
記得那次從家返回學校的路上，穿過了一片青紗帳似的高粱地，我就用當時剛學會的京劇腔調，套上自編的詞兒大聲喊唱起來：“實事求是！實事求是！”
我就這麼放開嗓門，一遍一遍地唱著，喊著，一方麵是想唱出內心對父親說的這四個大字的深切感觸，另一方麵，也是借著喊唱，為自己在幽密的高粱地裏獨行壯膽。
爭演“黃牛”不成，倒演了“娃他爹”
1945年後，金德崇在延安中學讀書。那時延安中學的秧歌隊排演了不少秧歌劇、大歌舞，經常到延安的機關學校和當地的農村宣傳演出。
當時我在延中的三班，開始並沒參加秧歌隊。後來在班幹部的動員下，才報名參加了。
即使是參加了秧歌隊，我最初也總是避開拋頭露麵的機會，爭著去搞後勤，或去樂隊。結果要去的人太多，沒有競爭上，隻好乖乖地去扭大秧歌。
又過了幾天，學校的寒老師新編了個名叫《變工去》的秧歌劇，要挑三個演員，除了演小兩口以外，還要一個扮演牛的。老師們開始還擔心“牛”這個角色不好派，不料班上的男生不好意思去演那娃他爹，都爭著去演老黃牛，誰也不讓誰。後來老師幹脆選了三個“爭牛”最凶的，去演趕牛的娃他爹，就是我、肖貴臣和林漢雄。這下我們都傻了，原來爭的是不想去露臉兒，結果卻要去演二號主角了。
寒老師說：“就憑你們爭著當‘老黃牛’的那股勁頭，一定能把娃他爹這個角色演好！”接著，寒老師解說道：“趕牛的娃他爹，比真的老黃牛還‘老黃牛’。他必須具備老黃牛的氣質，有股憨傻氣，隻會賣力氣幹活，不愛多說話，但他有頭腦，懂是非，肯學習，聽人勸，有錯就改。”
盡管我一再跟老師央求說：“我就學著那位趕牛的‘老黃牛’，去演那條耕地的真黃牛吧！”但老師根本不理，就讓我們去背台詞了。
我們三個隻好按老師說的，認真背詞排練。
就這樣練了一段，老師看了我們的排練，現場作出決定，讓我演娃他爹A角，林漢雄演B角，肖貴臣演牛！
我不甘心地嚷著：“還是讓我來演牛吧！”林漢雄也在爭辯。寒老師說：“漢雄的湖北口音重了一點，個子又小，不論是演娃他爹，還是裝牛，都擔任B角好了！”“同意，就這麼定了！”他們兩個都吆喝起來。而我，我卻是搶“牛”不著，倒落了個“娃他爹”！
在以後的排演中，寒老師一再開導我，“娃他爹這個角色，就是一個實打實的老黃牛。他任勞任怨，執拗憨厚，還有點魯莽，把握住這幾點就能把他演好。”老師還說：“要演好這個角色，你自己就得先變成一條老黃牛！”
老師的話給我很大啟發。這以後，我真學起了老黃牛，幹活更勤快了，什麼送水、送飯、扛道具，什麼打前站、當收攏隊的差事，我都跟著幹，搶著幹。在幹的過程中，我開始感到一個人能幫助別人，能為集體出力，他的存在才有意義，他才是一個有用的人。
有時，為了和同學爭著多幹點活，我還找理由說：“給咱創造點機會，讓咱體會體會當老黃牛的滋味，不然，我可演不好娃他爹啦！”有時在行軍路上，還吆喝一聲：“老黃牛來了，誰有拿不動的東西，快讓老黃牛給你們馱上！”然後把那些年小體弱的同學的背包奪下來，往自己背上一馱，又一溜煙地衝到前麵去了。
在1946年延安的春節活動中，我們延中的秧歌隊大出了風頭！這家請、那家迎，報紙上也寫了連篇報道。
記得那次在楊家嶺演出，觀眾中有當地老鄉，也有一些中央和部隊領導。演出結束後，一位軍人模樣的同誌就近撿了幾支穀茬，走上台來，問我們一位演《掏穀茬》的同學：“你給我說說，這幾支穀茬中，哪一支裏麵有蟲蟲，哪一支裏沒有蟲蟲？”這同學分辨後一一說來，心裏很有底。那位軍人當場把幾支包穀茬掰開一看，和同學說的一點不差。
那位軍人高興地笑道：“不錯，看來你們從演出中都學到了真本事！”
後來我才知道，那位軍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陳賡將軍！
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次去延安縣演出。那是我們秧歌隊頭一次到遠郊區鄉村演出，一口氣走了三十多裏路。演出很受歡迎，觀眾圍了裏三層外三層，窯頂、山邊統統擠滿了人，那場麵可熱鬧呢。不僅正式演了兩場，兩場間隙，秧歌隊還被肢解成了幾個劇組，有的被迎到另一個打穀場去演，有的被拉到窯前院子裏去演，有的被請到附近村莊給抗屬演出。
每次演出一結束，鄉親們便圍上來，問這問那：“這棉花咋個打杈？”“穀茬裏有蟲蟲咋辦？”“變工究竟劃算不劃算？”我們就一一給他們解說。鄉親們高興極了，他們說：“今兒個這秧歌看得實惠，鬧得紅火，擴大了變工隊，還學了個科學種田！”他們一個個把我們拉到家裏去，端出了白麵饃、黃米糕、粉蒸肉、羊雜碎、大紅棗……熱情地讓著我們：“吃，好生吃！吃了再演！”我們也沒客氣，這頓飯吃得甭提有多香了。
還有一個老漢拍著我的肩膀說：“娃，你演得不賴！”聽了這誇讚，我心裏美滋滋的，能被鄉親們認可，我感到喜悅和滿足！
那個小日記本跟我離開了延安，一直保存到今
1947年春，蔣介石派胡宗南的部隊準備進犯延安，金德崇那時已升入延安大學的高中部，學校要求大家搞堅壁清野，學校的課桌課椅等大件物品都被埋藏了起來，學生們也一律要求輕裝減負。
我隻好把一些課本、作業本，連同我們自己用蠟紙刻印的蘇聯小說等，都一塊兒“堅壁”了起來。然而那個有毛主席和許多首長題詞的小日記本，我卻一直沒舍得拿出去堅壁，就把它小心地揣放在身邊。
1947年，我們延大高中部的同學都拿起了槍，變成為“延安工作團”。我們打遊擊、動員糧草、在收複地區搞政權建設和土地改革。後來，我又和同學們一道隨部隊，打隴東、打三邊、過黃河、轉戰陝北，保衛延安。
再後來，仗越打越大，我一直跟著部隊，直到解放了大西北，解放了全中國。在不斷的行軍轉戰中，一杆槍和那個小日記本，成了我隨身不離的兩樣寶。戰爭間隙，我常拿出那個小本看看，它給了我不少溫暖的回憶和精神激勵。
如今，這個日記本已經跟隨我六十多年了，它本身，也成了一件革命文物。有時我打開看看，那些延安的歲月，童年的往事，美好的記憶，就不覺湧上了心頭。我保留這個小本，也希望年輕一代看到它，能了解和懂得一些革命的傳統，精神上有所啟迪。
建國後，金德崇去蘇聯留學，畢業於莫斯科石油學院。回國後，他一直在石油戰線上工作，曾任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石油勘探開發科學研究院機械所副所長和高級工程師。
上世紀80年代父親病逝後，金德崇一直有個心願：把父親的一生，特別是他在延安八年的經曆整理成文章，給曆史和後人提供一份真實的檔案記錄。
因為延安記錄了父親那一代正直知識分子的人生轉折和政治新生，記錄了他和領袖人物的交往，也記錄了他的醫療成就和遭遇的磨難……
現在，金德崇仍在繼續搜集整理著父親的資料，尋訪當年在延安與父親共事的同誌……但願他的心願能早一天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