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延安保小師生回憶保小校長郭青老師的集體采訪會上，我認識了陳業。後來在郭青老師百歲誕辰的紀念會上，我又見到了擔任主持人的她。陳業熱情、爽朗、柔和的性情，感染了在場的人，也感染了我。
和陳業相約，聽她談談自己的延安經曆，延安感受。一見麵，她卻先道出了自己的一段“非常童年”，那是她到延安之前和父母在上海、南京經曆的一段地下生活。
小小年紀的她，也像《紅燈記》中的鐵梅那樣，有著“數不清的表叔”，父親雖為大學教授，卻過得很清貧，把節省下來的錢支援“表叔”和黨的事業。父親被捕後關在南京監獄，她和媽媽又到南京度過了一段極為艱難的日子……直到父親出獄，全家來到延安。
陳業的童年故事是刻骨銘心的。她願意把這些故事講給年輕朋友們聽。她覺得，這不僅是她個人的經曆與財富，也希望後人能從這些故事中了解那個年代，了解那一群共產黨人。
到了延安，我覺得空氣那麼清爽明淨
1937年11月間，西北高原的初冬，已是寒氣逼人。從西安通往延安的道路上，一輛敞篷的運貨大卡車，正顛簸行進。
媽媽帶著七歲多的我，坐在敞篷卡車裏。盡管天氣寒冷，我們的衣衫也很單薄，但一想到馬上就能與爸爸團聚，能見到自由的世界——延安，我心裏就感到熱乎乎的。
媽媽怕我路上凍著，用厚厚的棉被把我包裹起來，隻露出一個小臉蛋。我靠在媽媽的懷裏，在車裏顛簸搖晃。幾天後，我們終於踏上了革命聖地延安的土地。
比我們先到延安的父親，帶著警衛員，牽著兩匹馬來迎接我和媽媽，並把我們接到了延安的橋兒溝，爸爸工作的延安中央黨校就在這裏。
見到了爸爸，甭提多高興了，我們一家三口沉浸在團聚的喜悅之中。許多叔叔阿姨也來看望我們，他們親切地稱我媽媽“劉嫂”。不久，我的姐姐陳英和三叔陳放也來到了延安。我們一家人就此結束了危險艱苦的地下生活，在延安大團聚了。
到了延安，我覺得空氣那麼清爽明淨，呼吸也自由暢快，到處可以大聲講話，高聲唱歌，隨意走動，精神特別放鬆。
因為我自幼的生活環境太特殊了，跟著爸爸媽媽做“小地下”，時刻要區別是自己人還是外人或特務，時刻要用不同的麵孔、態度、語言，來對待不同的人。而到了延安，有了爸爸媽媽和安穩的家，周圍全都是自己人了，我怎麼能不感到格外高興！
父親早年留學日本，尋求強國之道
陳業家祖籍山東，先輩人闖關東定居在了遼東半島的蓋平縣（今蓋平市）。他曾祖父是清朝貢生，祖父是秀才，都教過私塾，算是個書香門第。後來祖父發家致富，在當地頗有影響，他家被稱為“城東關老陳家大院”。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我們家鄉東北被沙俄、日本等列強爭奪瓜分，我祖父備感痛心，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他在蓋平縣城關辦了一座百餘人的柞蠶絲工廠，又與人合夥在海城、安東開辦了手工絲坊。而政府的腐敗無能，使得他在中日蠶絲貿易中連連受挫，備受欺壓。終有一天，他那堆滿了蠶絲的貨棧被人一把大火燒光。這一沉重打擊，使祖父悲憤交加，一病不起，最終怏怏而亡。
我父親原名陳矢藩，又名陳祖謇。1933年他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用了“劉芝明”這個化名，此後便一直沿用下來，即便是跟他共事多年很熟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他的真名。
父親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老二陳矢平，犧牲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老三陳矢權（又名陳放）解放後一直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後在工作中以身殉職。
我父親1929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曾任上海法政大學、暨南大學教授。抗日戰爭中赴延安，曆任中央黨校教務主任、延安評劇院院長。
建國後，他先後擔任中共遼東分局宣傳部長，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中國文聯黨組代理書記、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國劇協常務理事。1968年3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青年時代的父親，受李大釗、陳獨秀等先驅的革命思想影響，愛國心強烈，追求真理，傾向革命，向往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建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時，我父親參加了萬人送殯隊伍。他把孫中山奉為自己精神上的領袖，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能夠救中國。孫中山去世後，他和許多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青年一樣，陷入了迷茫並苦苦思索：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的前途在哪裏？
1926年，我父親懷著尋找強國之道，尋找救國之方的想法赴日本留學。一年後，他考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在認真學習、反複比較中，他認識到隻有馬列主義理論，隻有共產黨才能真正救中國。
1929年，我父親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國。在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和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家的“表叔”“表姨”數不清
陳業的父親從日本回到上海時，她母親正在東北老家的菜園裏辛勤勞作。他們夫妻雖是家庭包辦婚姻，但妻子的賢惠和能幹，很快贏得了丈夫和一家人的尊重。特別是丈夫留學期間，她一人不僅承擔著照顧孩子，伺候公婆的重擔，還把辛勤耕種菜園的收入，用來補貼丈夫的留學零用。
得知父親回到了上海，我媽媽就抱著繈褓中的我，帶著哥哥、姐姐，一道坐船來到上海找我父親。後來我們在上海的家，成了黨的地下“機關”，就像電影《革命家庭》那樣。
我家當時租住了兩套房子，一處在弄堂前樓，要盡量擺些“闊氣”，以作掩護。另一處亭子間是秘密隱藏地，以防萬一發生什麼危險，可以馬上轉移到那裏。
當時的上海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地下工作時刻麵臨危險。我從小就懂得，要看大人的眼色說話行動，不能隨便出去，不能隨便和別人家的孩子玩，更不能隨便吃別人給的東西。有時看別的孩子有餅幹、糖、香蕉等好吃的，也饞得很，卻一點不敢奢望。
我父親的公開身份是上海暨南大學和政法大學的教授，薪水不低。但他一方麵要養家糊口，一方麵還供給黨組織活動經費。因此，全家人隻能勒緊褲帶，省吃儉用度日。
我父親出門時，常常雇一輛黃包車，走出去一段後，就找個托詞下來步行。回來時，也是快到家門時，才叫輛黃包車坐上。父親每天出門時總是西服革履，皮鞋擦得鋥亮，但實際上，他的衣服早已很舊，鞋底也快磨破了。
我媽每天早上“招招搖搖”地去買菜，實際上為省錢，隻有等到早市收攤時，才能去揀些人家丟掉的菜葉菜幫來。但為了掩護身份，她還得買幾片薄薄的肉片蓋在剩菜葉上麵，並故意從房東麵前走過，免得引起房東的猜疑。
“大學教授”家的幾個孩子，也從沒嚐過點心、糖和水果。一次我的小姐姐看到路上有一塊丟棄的西瓜還有不少紅瓤，拿起來就吃，好解解饞。媽媽看見，一把打了她的手，說她不該這樣不講身份。其實這樣當眾打孩子，內心最難受的是媽媽，因為沒錢給孩子買西瓜吃，實在很委屈了孩子。
為了黨的地下工作，一個大學教授家的生活，隻能過得如此清苦、艱難。
母親一麵照顧孩子，一麵也協助父親做些地下工作。她常常把孩子們安排睡下了，在夜深人靜時上街去貼傳單。白天則“坐守機關”，或抱著女兒，挎著菜籃去送發通知、文件。同誌們在家裏開會時，她便帶著孩子在門外放哨。平日裏就為過往的同誌們洗衣、做飯，也兼做聯絡。
我哥哥那時才七八歲，也當上了小“交通員”。他人機靈，行動比大人方便得多，許多緊急情況下，媽媽總是讓哥哥去傳信兒。有一次，要找的“叔叔”正在戲院看戲，媽媽就把哥哥扮成闊少爺，讓他跟在闊太太的身後混進戲院，巧妙地完成了送信任務。
我家的“表叔”“表姨”來得很多，進門都親熱地稱我爸我媽“大哥”“大嫂”。他們到了我家，總感到安全、溫暖，有飯吃，有水喝。我媽媽常按東北老家的習慣，把菜幫菜葉洗淨、剁好，做成包子或餡餅招待客人，“表叔”“表姨”們吃著特別香。別看他們常穿得不錯，但口袋裏常常沒有一個銅板。我媽媽總是想方設法省下幾個銅板，來接濟他們。
有時“表叔”、“表姨”被通緝，就到我家來躲避風頭。每逢這時，我媽媽就當警衛兼後勤，千方百計讓同誌們在這兒安心睡上一覺，吃頓飽飯。她自己卻要精神高度緊張地注視著周圍的動靜，將同誌的安危係於一身。我們孩子也懂得了為媽媽分擔，進出總是小心翼翼，以防特務盯梢。
盡管環境險惡，生活困窘，但我們的小家和有“表叔”“表姨”們的大家，依然充滿了熱情和溫暖。
告別宋宅時，宋慶齡塞給我母親兩塊銀圓
1932年，上海的反蔣抗日群眾活動此起彼伏，我父親也在大學生、高級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中，分別組織了好幾個抗日救國會，還成立了聯合抗日救亡救國會，同時他還參加了一個國際性組織——“世界反帝大同盟”。
世界反帝大同盟的中國主席即宋慶齡。她與共產黨人秘密合作，準備籌辦召開一個大會，邀請世界反帝大同盟的領導人之一，法國作家巴比賽先生參加大會，我父親是這次大會籌委會成員之一。
當時上海地下黨中央就發出指示，要千方百計地保證接待好巴比賽先生，開好這個大會，因為這將從輿論上爭取到民眾對我們抗日的同情和支持。
我父親負責大會的組織接待工作，他到一家旅館，用劉芝明的名字訂了一套房間，準備迎接來參會的巴比賽夫婦。不料，這一情報被國民黨特務機構掌握了，就在我父親去一位同誌家開會籌備這個事情時，在樓梯上被捕了。後來，才知道是叛徒出賣了他。
那天我父親出門後，一夜未歸。媽媽心裏忐忑不安，十分焦急。因為每次爸爸出門，總是講好回來的時間，一旦未歸，就有出事的可能。我們兄妹也感到情況不妙，但仍沉住氣，不哭也不吵。
媽媽冷靜考慮了一番後，決定按地下工作的紀律，迅速搬家和轉移黨的文件，然後派哥哥去通知和爸爸有聯係的同誌趕快隱蔽。
不久，媽媽收到了爸爸從警察局帶出來的紙條，告之他已遭逮捕，化名劉芝明。此後，我媽便按照黨組織的指示，以劉芝明之妻的身份開始營救工作。
媽媽每天抱著三歲多的我，帶著哥哥、姐姐在上海四處奔波。她去了上海國際飯店（今和平飯店）找巴比賽夫婦，請他們出麵幹預此事；還拜訪了宋慶齡女士，請她出麵幫助。宋慶齡一麵聯係史良大律師，一麵安慰媽媽。那天離開宋宅時，宋慶齡還特意塞給了我媽媽兩塊銀元，以表她的撫慰之情。後來，史良大律師幫助我們打通了各種關節，並帶著媽媽和我們去上海龍華警察局，準備保釋我父親。當我們趕到時，才知父親和同案人已被押解到南京憲兵司令部去了。
媽媽並沒有失望。她先是帶著我們兄妹三人回東北老家，籌措營救父親的錢款，再返回上海，一麵堅持黨的“機關”工作，一麵奔走於上海、南京之間，為營救爸爸而努力。
父親被捕後，他的黨員身份一直沒有暴露，他被判處了十年徒刑，送往南京軍人監獄，與陶鑄、王鶴壽等同誌關在一起。
他們建立起監獄黨支部。爸爸不僅堅持在黨領導下進行對敵鬥爭，還讀了許多馬列著作，學習了德文、英文。
在獄中，爸爸還利用自己的“非共”人士身份，與監獄當局進行公開鬥爭，為難友打抱不平，爭取權利。為此，他幾次被毒打，還被戴上了手銬腳鐐。
特別艱難的日子，媽媽差點抱著我和姐姐跳了莫愁湖
陳業的父親入獄後，家裏就斷了經濟來源。母親隻好一再節衣縮食，拉扯著三個孩子勉強度日。
父親判刑後，黨組織決定讓我媽轉移到南京，負責監獄內外的聯絡和接濟獄中的同誌。可拿什麼來接濟呢？隻有自己想辦法。
母親從東北老家帶來的錢已快花光了，為了再省出一個人的飯錢，她隻好忍痛把我那已經懂事的哥哥、她的好幫手，送回了已變成日本淪陷區的東北老家。
在南京那幾年，我們一家基本上沒吃過炒菜，經常是幾天做一次米飯，再用剩飯泡點熱水，撒點鹽來充饑。逢年過節，泡飯裏才能滴上幾滴香油。有好幾次，媽媽都餓得昏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