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多掙點兒錢，媽媽給人縫襪頭、縫手套、捏泥娃娃、擺小攤，什麼都幹過，把掙來的一點血汗錢買些食品，送給監獄裏的同誌。有一次，組織上告訴媽媽，說和爸爸關在同一監獄的陶鑄同誌得了肺病，要想辦法送些補養品給他。我媽就買了一隻雞，趁夜深人靜，我和姐姐睡熟後，熬了一鍋雞湯。雞湯熬好後，趕快把鍋蓋蓋好，藏了起來，怕我們姐妹醒來聞到雞湯味兒也要吵著吃。等探監那天，媽媽就把一鍋雞肉雞湯全部送進了監獄，給病中的同誌補養，沒給我們留下一點兒。
後來我想，作為一位母親，我媽媽當時真是不容易啊！寧肯自己的孩子挨餓，也得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保證獄中同誌的身體健康。有時媽媽看我們餓得實在可憐，心裏像刀割一般疼痛，但當麵還得哄著我們，不能太多流露，背過身去就不停地偷偷抹眼淚。
後來生活實在難以維持下去了，媽媽甚至想把姐姐賣給戲班子找口飯吃，以解生活之難。有一天，家裏又揭不開鍋了，我和姐姐餓得直哭，媽媽實在沒辦法，隻好把我和姐姐帶到了莫愁湖畔，娘兒仨在湖邊坐了老半天。
媽媽思前想後，一籌莫展，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她甚至想到了抱著兩個女兒一起跳湖尋死，也好讓孩子少受點罪。但鎮靜下來一想，不能這樣做呀，監獄裏的丈夫和同誌們還等她去接應和傳遞信息呢！怎能一死了之呢，隻有咬緊牙關，堅強地活下去。於是她又帶著我和姐姐，邁著沉重的腳步離開了莫愁湖。
四歲那年，媽媽帶我去獄中看望父親。一進鐵門，就見衛兵的槍上有明晃晃的刺刀，嚇得我往媽媽懷裏鑽。穿過鐵柵欄，走過狹窄的通道，見穿著沒領沒袖的囚服、剃了光頭的爸爸戴著手銬腳鐐向我們走來時，我竟大哭著不敢去認爸爸！因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爸爸是英俊瀟灑，文質彬彬的。直到爸爸叫出了我的小名，我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爸爸。這次探監，在我年幼的心上，刻下了極其恐怖的記憶。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共雙方開始第二次合作，國民黨同意釋放一批共產黨的政治犯。經周恩來等人的多方斡旋努力，1937年8月，南京軍人監獄才正式同意釋放我父親等一批政治犯。
那天，媽媽帶著我出去辦事。回來的路上，我看見熱浪襲人的馬路上，迎麵拉過來幾輛黃包車。我的眼尖，一下子認出最前麵一輛黃包車上，坐的有我爸爸！
我驚喜地叫出了聲，媽媽也發現了爸爸，趕快向他們迎了過去，把爸爸一行人帶回了我們在南京西門外的低矮破舊的家。平日沉寂的小屋一下子熱鬧起來，和爸爸一起釋放的難友還有陶鑄、王鶴壽、劉寧一、李豐平、趙希禹、曹瑛等叔叔伯伯。
當時國民黨限定，從監獄釋放出來的人員，必須在三天之內離開南京，否則再行被捕的話就另當別論。我媽媽趕緊為爸爸和同誌們打點行裝，籌措路費，聯絡奔忙，直到把我爸爸和同誌們安全送出南京，奔赴延安。
隨後，媽媽也帶著我們去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然後轉赴延安。
郭老師用豬油給我抹手上凍裂的血口子
1938年的夏天，陳業和姐姐一起進入了延安魯迅小學（保小前身）讀書，當時學校就在延安城內。不久，日軍飛機轟炸延安，為了師生安全，學校迅速遷往距延安100多裏地的安塞縣吊兒溝，後來又轉移到了白家坪。
剛到安塞時，我很不習慣，每天晚上躺在被窩裏想媽媽，哭鼻子，後來才逐漸適應了學校的集體生活。
當時學校就設在村子裏，條件非常簡陋。學生全部集中住宿，睡覺的木板大鋪上常能看到跳蚤跳來跳去。
學校裏的主食是小米，吃一頓白麵饅頭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菜主要是白菜、南瓜、土豆幾樣，肉很難一見，油水也少得可憐，菜都是大鍋白水熬的。當時同學中有句順口溜“豆腐是命，肉是敵人，見了敵人不要命”。
我記得，1940年冬天到1942年春天，保小還兩次缺糧。當糧食斷頓時，我們就得吃喂牲口的黑豆。為了度饑荒，學校組織同學們上山挖野菜。於是我們認識了灰菜、曲曲菜、地皮菜等能吃的野菜。除了當時吃之外，每個同學還要交上兩斤曬幹的野菜，防備饑荒。
盡管條件很苦，大家的生活態度卻非常樂觀。我們為飯食起了不少好聽的名字，如“土豆燜小米飯”叫“黃沙撈白金”、“肉末燜小米飯”或“葷燜珍珠飯”，“炒鍋巴”叫“香酥餅幹”。
學校沒有教室，也沒有正式課本，白天上課多是在露天。每個學生拿一塊小木板當課桌，席地而坐。黃土地作紙，小木棍作筆，就這樣學寫字，學算術。
我們的學習用品，除了講義、幾張馬蘭紙外，其餘都得自己想辦法。墨水，是用鍋灰對上水而成，墨水瓶呢，就拿一個雞蛋殼，外麵糊上點紅膠泥就做成了。延安冬天很冷，土墨水用著用著，就結起了冰茬，沒辦法再用了。
夜晚，大家就擠在小油燈下複習功課。一個窯洞隻有一盞油燈，十幾個同學要分幾批才能把作業做完。夏天月圓時，同學們就幹脆坐在院子裏，借月光讀書做作業。
冬天在外麵上課，手和腳凍得生疼。有的同學手凍爛了，腫得像個黑饅頭，有的腳凍腫了，脫不下襪子，穿不上鞋。學校想盡辦法弄點凍瘡藥，但也是粥少僧多，分不過來。到了晚上，回到窯洞，凍腫了的手腳就愈發鑽心的疼癢，讓人真想哭鼻子。
有一次，校長郭青老師看見我伸出來的手上，大拇指裂開了很長的大血口子，動一動就向外滲血，非常心疼。他就把我領到他的辦公室，拿了一個大碗，倒上一點開水，把我的手放在熱水裏麵泡了泡，然後用一點豬油在裂口處抹一抹，用土方法給我治療凍傷。看著老師這麼慈愛細心地疼我，就像被媽媽撫愛一樣，我不禁感動得熱淚汪汪。
保小的老師，確實是一群特殊的老師，他們既是教員，又是父母，給予我們許多無微不至的關心照顧。就說晚上睡覺吧，有的同學好蹬被子，老師就每晚輪流“查夜”。但這樣也仍照顧不過來，常常是剛給這個同學掖好被角，那個同學又把被子蹬開了，不少同學常因此著涼生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不知是哪位老師，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學校縫製了好幾條特別大的棉被，那被子足有兩米寬，五六米長，也就是說，土炕有多寬，那棉被就有多長。不管有多少同學睡在炕上，那條大棉被都能把大家蓋過來。晚上睡覺時，每個同學先蓋上自己的小被子，上麵再壓上那條大被子。愛蹬被子的同學不管怎麼蹬踹，或從小被子裏露出了胳膊和腿，那條特大的棉被仍然可以覆蓋在他們身上，免去了許多同學患傷風感冒。
幾個淘氣的男生被老師罰去倒尿桶
那時，保小的女生都剪了短發。為了洗起來方便，少生虱子，陳業也剪了短發，看上去像男孩子似的。她不僅和男孩子一起上山去爬樹，掏鳥蛋，有時還頗有點男孩子似的調皮。
一天中午，大家正在睡午覺，我怎麼也睡不著，就起來搞了個小惡作劇。我和另一女生，趁一個同學睡得正香時，悄悄用毛筆在她臉上畫了一副大眼鏡，旁邊還點上了好多麻子，然後又把她的手腳捆了起來，讓她不能動彈。
一會兒，下午的上課鈴響了，我們都跑去上課了，可這個同學被困在了宿舍裏，動也動不得，氣得又哭又叫。下課後，班主任黃老師走了過來，把全宿舍的同學都集合起來，追問這個惡作劇是誰搞的。這時我才感覺到，這個玩笑開得有點過火了。
既然主意是我出的，我就主動站出來承認，好漢做事好漢當嘛。後來老師就罰站。我很不配合，老師讓我站這邊，我偏要站那邊，黃老師氣得恨不得捶打我。看，當時我們女孩子也這麼調皮。
男孩子們就更淘氣了，也常搞些惡作劇。我們晚上睡覺，尿桶都放在窯洞門外，誰要起夜，就去外麵尿。可山上的野狼叫起來挺瘮人的，我們女生往往不敢一個人出去尿尿。
男同學抓住了我們女生的弱點，有時就故意躲在門外學狼叫，嚇唬我們，真讓人哭笑不得。我們隻好讓老師陪著出去，給壯壯膽。
後來，我們發現了是幾個男生的壞招，就向老師告狀。可等老師出窯洞查看，想抓個“現行”時，幾個男生就“噔噔”地逃跑了。
第二天，老師就審問全體男生：“昨晚是誰幹的？”開始幾個調皮男生誰也不吭聲，想蒙混過關，誰知老師一追到底，絕不放過，他們隻好承認了。老師並不輕饒他們，罰他們去倒尿桶，打掃衛生，這幾個調皮男生才再也不敢來嚇唬我們了。
那時，在我們保小學生的概念中，很少有你的我的之分，大家都是黨的孩子，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果個別同學隻顧自己，是被大家瞧不起的。
我們在安塞時，媽媽每兩個星期從延安來學校看我一次，常給我帶些饅頭片來。那是爸爸平時吃飯節省下來，烤幹了留好，叫媽媽來時帶給我吃的。
可我從沒有獨享過這些美味兒，每次我都把饅頭片掰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分給大家一起吃。直到現在，我的許多保小同學還記得吃過我媽媽帶來的饅頭片。在那時，這可是寶貴的上等零食啊。
在延安那樣一片天地裏，大家都感到非常親切，大人們看見小孩子要過河，都會主動卷起褲腿，把我們一個個抱過河。連當地老鄉也是這樣，都叫我們是革命的娃娃，小八路。
主席哈哈大笑：“好啊，又多了一個女軍事家。”
在延安軍民中，毛澤東享有很高的威望，連孩子們都感到，能見到毛主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許多當年延安的孩子，都回憶過見到毛澤東的情景，陳業也有一次這樣的經曆。
1941年的暑假，我回延安中央黨校的家中度假。爸爸的戰友，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柯慶施叔叔要去楊家嶺辦事，答應帶我去見毛主席，我聽了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到延安後，我就一直盼望著有一天能見到毛主席！柯叔叔拉著我的手，興衝衝地去往楊家嶺。
到了延河邊，柯叔叔看水流得有點急，怕我趟不過去，就把褲腿一卷，鞋一脫，背著我過了河。來到毛主席住的窯洞前，他和警衛叔叔打了個招呼，就領著我直奔進去。毛主席住的是一個套間的窯洞，他正坐在一張靠窗的桌前，桌上擺放著筆墨、書報，還堆放了許多批閱文件。看到我們，毛主席站起身，請我們坐到另一張桌子旁邊的木頭小凳上。
主席問我：“你是誰家的小鬼？”
我大方地回答：“我爸爸是劉芝明！”
“噢。”主席點了點頭。當時，毛主席是中央黨校的校長，我爸爸是黨校為數不多的黨員教授，還擔任教務處主任，所以主席是認識我爸爸的。
主席又問我：“你在哪裏學習呀？”
我說：“在保育院小學。”主席馬上關切地詢問道：“你們學校的生活怎麼樣？學習情況如何？教師阿姨對你們好不好？”
我趕忙一一做了回答，說一切都挺好的。
毛主席見我剪了一個像男孩子一樣的短發，就開玩笑地問：“你是男娃娃，還是女娃娃呀？”
我說：“是女娃娃。”
主席又問：“你長大了要幹什麼？”
我好像很自信，抬起頭，望著主席說：“我要當一個軍事家！”
主席聽了哈哈大笑：“那好，又多了一個女軍事家！我們後繼有人嘍！”
一會兒，江青從窯洞裏走出來，主席對她說：“你陪這個小同誌玩玩吧。”
江青便從一個盒子裏拿出了一些糖塊，對我說：“小鬼，你吃糖吧。”我以前沒見過這麼好看的糖，真想多抓點兒，但沒好意思，隻拿了一塊糖。
離開時，主席還鼓勵我說：“要好好學習，將來長大好實現自己的願望。”
的確，能見到毛主席，在當時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特別是我們小孩子。看見毛主席也和我們大家一樣，居住在簡陋的窯洞裏，生活極其簡樸，領袖的形象在我腦海裏更清晰、更親切了。
玩燈影戲，做小提琴
盡管延安的生活十分艱苦，但孩子們仍有孩子們的樂趣。課餘時間，男孩子們喜歡玩彈球，騎馬打仗，女孩子呢，就玩老鷹捉小雞，跳房子等等，老師還鼓勵孩子們在自由自在的遊戲中學習創造。
我記得，我們女孩子玩的燈影戲，就是一個自發的小創造。燈影戲，就是用清油燈作光源，用紙剪的人物當演員，用牆壁、被單作舞台的一種自編自演的小遊戲，玩起來很有意思。我的同學黛娜還把它寫進了作文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