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寫道：“晚上，銀盆似的月亮在平靜的天空高懸著，白光照在山頭、地麵上，忽然一個同學跑來喊道：你們趕快去看燈影，我們自製的燈影。我們一起到了宿舍，大家帶著好奇心，一起擠到床邊，她們把一塊白布掛起，後麵放一盞燈，把用紙剪好的樣譜拿起來在布後麵動來動去，這樣，白布上就出現了許多好玩的‘鵝’‘花’‘地主’什麼的影子。影子在布上跳來跳去，很好玩。許多同學都擠過來看，有的都站到了床上。
“後來我們又到了男生宿舍，看三年級男同學的創作表演。他們在牆壁上打出一小片燈光，然後有一片接一片自己製作的畫麵，慢慢從光影下移過去，畫麵有人物，有故事情節，就像看一部幻燈片。
“這個小玩意，我們叫燈影，這是我們自己的小發明。在簡陋的條件下，利用清油燈的光，經過鏡子反射出來，片子是自己畫出來的，光線雖然不強，畫片也很簡單，但那畢竟是我們自己的發明成果。
“燈影戲讓我們明白了，玩也是創造。”
“保小”那時上音樂課沒有風琴，舉辦文娛晚會，也沒有樂器伴奏，顯得很單調，也引不起大家的興趣。
後來，在黃克老師的帶領下，我們學著自己製作樂器。黃老師說：“我們的祖先早在西周時就發明了樂器，有‘樂器凡八音’之說，難道祖先能辦到的事情，我們今天就不行嗎？”
我們先從學做弦樂樂器入手，從學校的生產科要了幾個幹葫蘆，將葫蘆從中間鋸開，在剖麵上用皮膠粘上柳木或桐木薄板，作為“提琴”的共鳴箱。又請木匠做了一個琴把，約一尺二寸長，頂上安四個琴弦旋鈕，琴弓是用馬尾紮在竹弓上做成的。這把土製小提琴經過調試，音質尚好，隻是音量太小了。我們經過試驗，將琴箱的背麵挖開一個小槽子，音量就增大了不少，音質也更加柔和。
土製的小提琴試製成功，給大家增添了不少的信心。接著，我們又在老師指導下開始製作胡琴。先用六塊薄木板粘成一個胡琴桶子，在桶子上蒙了一塊去毛的濕羊皮，抹上皮膠，繃緊皮子。陰幹之後，琴桶就做成了。再配上琴弓、琴杆，一把胡琴就做成了。
後來，老師又指導我們，做了十把二胡和四把三弦，還請木匠做了大底胡、大鼓、腰鼓等。我們又捉了幾條蛇，剝了蛇皮蒙在琴桶上，做成了高音胡琴。加上笛子、嗩呐、鑼、鑔等，一個小管弦樂隊很快就裝備起來了，且有聲有色。
黃克老師擔任了“保小”樂隊的首任指揮，他帶著樂隊和演出隊，經常到延安各單位和農村宣傳演出。1945年秋，美中三人調查小組到延安，邊區政府交際處組織了一個歡迎舞會，歡迎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等人。伴舞樂團中，“保小”的樂隊現場伴奏，還讓大鼻子洋人領略了一下東方的古老文明。
毛主席提議並支持排演《三打祝家莊》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延安的文藝創作和演出活動十分活躍、頻繁。《夫妻識字》、《兄妹開荒》等不少有名的秧歌劇和新編京劇都是在這一時期誕生的。
我那時正在延安中學上學，可能受父親的影響，非常喜歡文藝，並擔任了班裏的文藝幹事。我父親當時除任延安中央黨校的教務處主任之外，還兼任了延安平劇院的院長。從1943年到1944年，父親他們接連創作排演了《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兩出新戲。
那是1943年秋，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要求黨校研究室的同誌擴大研究範圍，搞些劇本的創作，我父親就負責具體落實這工作。先是研究室的楊紹萱將《水滸傳》中林衝造反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改編成了京劇劇本《逼上梁山》。我父親看後覺得不錯，就交由黨校俱樂部來排演。經過幾個月的緊張排練，這出新戲於1944年1月在延安正式演出，受到觀眾的歡迎和好評。
1月9日，一向對京劇感興趣的毛主席，在黨校副校長彭真的陪同下，來到中央黨校禮堂，觀看了《逼上梁山》。毛主席邊看邊同彭真交談說：“《水滸》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戲劇題材，如三打祝家莊就是一個。你們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著編個《三打祝家莊》。”
看完戲後，毛主席當天夜裏就提筆給兩位編劇寫了信，稱讚這出戲的成功，並說：“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1944年4月，延安平劇院劃歸中央黨校領導，彭真繼而向我父親傳達了毛主席在看《逼上梁山》時的提議，即希望延安平劇院能編寫一個《三打祝家莊》的劇本。
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我父親馬上精心布置和安排。他先召集了一批專家學者及主創人員，共同研討商議劇本的方向和大綱，再指定由任貴林、李倫、魏晨旭等幾位具體執筆編寫。
創作人員認真研讀了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講“矛盾的特殊性”時，引述的古典小說《水滸傳》中“宋江攻打祝家莊”的故事。
毛主席說：“《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裏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件，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毛澤東的論述，給了創作人員不小的啟發。
編劇之一魏晨旭先生後來回憶說：“編寫劇本中我們幾人分工合作，‘一打’的頭稿是魏晨旭寫的，二稿是齊燕銘寫的，三四稿又是魏晨旭寫的；‘二打’是李倫寫的；‘三打’是任貴林寫的，魏晨旭、李倫參加了修改。當時我們幾個編劇人都二十八九歲，幹勁兒很足，每一場、每一句台詞都是幾人商量好，再一句句記下來，寫好一場，排演一場，再反複修改。
“毛主席不僅發起了提議，而且始終關心著劇本的創作，不斷給予支持。編寫劇本之前，我們手頭隻有七十一回本的《水滸傳》，很想參考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聽說毛主席那裏有，我們就派任貴林前去借。毛主席住處的書相當多，甚至還收藏了幾十部《戲考》，書上都蓋了一個橢圓形圖章‘毛澤東圖書館’。為了編劇方便，我們常去主席那裏借書，次數多了，毛主席索性把他那些《戲考》都送給了我們平劇院。
“毛主席那兒的各種戲曲唱片我們也借來不少參考，記得所借唱片有言菊鵬的《清官冊》、《罵曹》，程硯秋的《春閨夢》、《六月雪》等。”
在這個劇本的創作過程中，我父親先後組織召開了幾十次劇本分析討論會，他本人也親自參與研究修改。參與研討的不僅是編劇，還有軍事家、哲學家、文學家，如陳賡、艾青等。劇本排練當中，全劇團都被發動起來，除了年齡太小、文化太低的，幾乎人人都參與討論提出意見。這個劇本的創作演出，真可以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經過大家的全力以赴，1944年10月，《三打祝家莊》劇本問世，並投入緊張的舞台排練。1945年正月，平劇《三打祝家莊》在延安正式公演。第一場在中央黨校禮堂演出，第二場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演出，以後又相繼在八路軍大禮堂、陝甘寧邊區大禮堂等地演出。
當時劇中的宋江，由張一然扮演，魏靜生扮演石秀。“一打”和“二打”演一個晚上，“三打”演一個晚上，每次連著演兩天，每晚要演四五個小時。每場演出都有上千的觀眾，觀眾看後反映非常好。
毛主席觀看《三打祝家莊》至少五次，並給予高度評價。他曾寫信給編劇之一的任貴林說：“繼《逼上梁山》之後，此劇的創作成功，鞏固了平劇革命的道路。”
有一次看戲前，毛主席到後台和演員們聊天，還分析了這出戲的精要。他說：“‘一打’是不調查研究、不了解敵情，貿然出兵，結果吃了盤陀路的大虧。‘二打’一方麵去偵察，一方麵分化敵人，把李應、扈三娘用不同方法爭取了過來，孤立了頑固的反動地主武裝，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爭得了戰爭的主動權。‘三打’用孫悟空鑽進敵人肚子裏的辦法，打入敵人內部，知己知彼、裏應外合，打了一個殲滅仗。”
《三打祝家莊》從公演到1947年3月黨中央撤離延安，共在延安演出了七八十場，有不少喜愛這出戲的觀眾甚至把這出戲連看了一二十遍。這出戲還成了延安的“品牌”戲，每逢歡迎重要人物來延安訪問，如周恩來副主席陪同馬歇爾、張治中來延安時，都要上演“第三打”，因為這一段的戲劇性最強。這出戲還在各個抗日根據地上演，並且長演不衰。
把組織介紹信當秘密文件揣好，離開了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軍投降了。當消息傳來的時候，整個延安都沸騰了。那已經是半夜時分，隻聽到“勝利了！”的歡呼聲由遠及近，每個人都興奮地從床上跳了起來，披上衣服，卷進了歡樂的人流。有的人在哭，有的人在笑，人們抄起臉盆，從山上敲到山下，宣泄心中的激動之情。
那一夜，好像全延安人都沸騰了。人們一起湧到了外麵，到處在敲鑼打鼓，到處是歡聲笑語，到處是燃燒的火光，到處是欣喜若狂的人群……在橋兒溝魯藝大操場上，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把堆起來的木頭燒著了，周圍的鄉親們紛紛拿出大棗、花生慶賀喜訊，我們加入到了秧歌隊中，縱情地跳啊、唱啊！我相信，這個不眠之夜，永久地保留在當時在場的每一個人的記憶中。
就在我們慶祝抗戰勝利後不久，8月21日，黨中央決定派出第一批幹部，趕赴東北接受日軍投降，解放東北淪陷地區的同胞，在那裏開展黨的工作。我爸爸也在這批幹部之中。於是，媽媽帶著十五歲的我、兩個小弟弟，還有剛十個月大的小妹妹，也參加了延安第一批赴東北幹部的家屬隊，全家一起趕赴東北。
就在動身離開延安之前，我的延中同班同學紛紛給我贈言。我記得有一位同學的贈言寫道：“把延安培養你的優良傳統帶到東北，並影響那裏的青年，使他們更快地覺悟，為新中國的建設服務。相信我們一定會相聚在新中國！”
那時我十五歲多了，正在積極要求入黨，我已向班主任李錦老師遞交了自己的入黨申請書，並表示願意接受黨對我的任何考驗。組織上也已經把我正式列為黨員培養對象。
離開延安前，李錦老師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把我在學校的表現和已具備的條件作了介紹，信中寫道：“陳業同誌，在我們學校，學習優良，思想進步，嚴格要求自己。希望今後到新的單位，組織上繼續培養，爭取早日加入共產黨。”老師還叮囑我到了東北，要繼續接受當地黨組織的考驗。
我把這封信當作一份秘密文件，過封鎖線的時候，就把它緊緊捏在手裏。一路上我心想，萬一遇到敵人或被逮捕，我就得趕快把它吞到肚子裏，不暴露與黨組織的關係。
組織上分配給我家兩頭牲口，一頭馱媽媽和小妹妹，另一頭馱兩個弟弟。我一直和兩個警衛員一起步行，一直走到了東北遼寧的鞍山。我被分配到鞍山市的一個區工作，三個月後，我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黨員。
長大以後，陳業沒有像幼年和毛澤東暢談理想那樣，成為一個女軍事家，而是在北京學習了四年建築學，並成為一名高級城市規劃師。她和北京的城市規劃、城市建設打了二三十年交道，後又調到國土資源部國家土地管理局任副局長，直至離休。
陳業說：“我們這些延安人，也就是在延安成長的一代，有著延安的自尊心，延安的榮譽心，無論走到哪裏，工作一定得幹好，決不比別人差。但我們也有缺陷，經曆的環境太單純了，缺少一些人所說的‘社會經驗’。”
“有人說，你們也得適當變變，適應現實嘛！可我覺得，人哪，骨子裏頭的東西是根深蒂固的，很難變。”
直到現在，陳業依然很熱心，一看到哪裏的水龍頭在滴水，就要去把它關好，一看到街上一些不講文明公德的行為，就總要去說幾句。難怪家人小輩有時和她開玩笑：“你幹嗎要操那麼多閑心，操心費誰給你呀？”
她卻認真地說：“這也是大事啊，關乎公共設施的愛護，公共道德的培養。”
陳業，就是這樣一位正直、熱心、閑不住的延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