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談到延安，張燕林就對我說：“延安時代，我把它概括為石器時代，連鐵器時代都不是。那段生活是極其艱苦的，但我非常懷念。”
後來，我在不少延安回憶錄中，看到了他寫的文章。他筆下的延安生活，那麼單純、質樸，充滿激情和浪漫。
後來，我漸漸理解了，他去延安時，才是個五六歲的娃娃，是延安的小米喂養了他，延安的水土滋潤了他，在延安的八年，他長成了一個有激情有抱負的翩翩少年。
正像他自己所說，陝北高原的陽光，野外的空氣，山穀的泉水哺育了他，延安特有的自然人文環境熏陶了他，給他們這批少年的身心注入了純潔、樸實、真誠，也讓他們在後來的征程上經住了風雨的磨煉和考驗。
楊媽媽帶我來到了延安
1937年12月，抗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個嚴冬。
日本侵略軍在占領北平、天津後，沿平漢、津浦、平綏、同蒲鐵路向華北大舉進攻。國民黨軍隊和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展開了英勇的抗擊，先後在山西的平型關、廣陽、忻口等地進行了大規模戰役和伏擊戰，打擊和牽製了敵軍的有生力量。但日軍憑借其強勢兵力，仍陸續攻占了沿線不少城市，石家莊、太原等先後失陷。
就在抗日戰爭麵臨這一嚴峻局麵時，為了讓駐紮在山西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更好適應抗戰形勢、精簡機構、輕裝上陣，中央決定讓北方局一些領導的家屬、子女全部轉移到黨中央的所在地——延安。
我父親張友清1937年從北平草嵐子監獄被黨組織解救出來後，即被派往山西，和薄一波、楊尚昆、楊獻珍等人一起，在山西領導著黨的敵後鬥爭。那時，我的母親已經犧牲，我剛從老家被送到山西父親的身邊不長時間，就又要和父親分別了。父親把我托付給了他的戰友楊獻珍的夫人來照管。此後，楊獻珍和他夫人就成了我的義父和義母，我叫他們楊爸爸，楊媽媽。臨行前，楊爸爸還一再囑咐楊媽媽，一定要照顧好我。
就這樣，還不到六歲的我，就告別了父親，跟著楊媽媽上了路，同行的還有幾個北方局的幹部家屬和子女。我們從太原出發，一路輾轉，風餐露宿，終於走到了紅色革命的中心——延安。
到了延安，楊媽媽把我送進了延安幹部子弟小學，也就是保小的前身。從此，學校也就成了我的家。
草嵐子監獄新添了男丁
剛到延安時，張燕林的年歲尚小，對親生父母的革命經曆和自己的身世還渾然不知。後來他漸漸長大了，義父義母和父母的戰友也給他講述了一些父母的事情，他才逐漸知曉了自己的“根”。
我父親張友清，是陝西神木人，1904年出生。他早年就參加了孫中山的戰友黃興創辦的革命組織——華興會。上個世紀20年代初，父親考入北平中國大學。他在校期間，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大學畢業後，父親回到家鄉，組織農民協會、商人協會和學生會，領導群眾開展反封建鬥爭。爾後又去了武漢，進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分校學習。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不久，他被組織派往北平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擔任了自李大釗首任後的第九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
那時，地下工作的條件非常艱苦。當時我父親借住在北平延安會館，位置就在現今前門外宣武街的一條胡同裏。他們吃飯的問題得自己解決，還要籌集錢來作黨的經費，辦公就隻能在街上了。有一天，父親在街上碰見了曾一同從事過地下工作的王世英，他說：“我剛從南方來，組織關係斷了，你能不能幫我接上。”
我父親說：“我試著接一下看。下周咱們還在這裏碰頭。”父親身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當時就是這麼辦公的。所以我覺得，父親那一代人的精神非常可貴，他們不僅沒有工資，自管吃喝，自交黨費，還要搭上性命和家庭，純粹是為了實現一個理想，為解放大眾無私奉獻。
1931年嚴冬的一天，我父親正在西直門附近的新街口召集地下黨組織骨幹開會，當時北平有175名地下黨員，由於叛徒告密，國民黨特務跟蹤發現了開會的現場，把參會的人全部抓了起來。
叛徒悄聲告訴特務我父親是書記。但那小特務根本不了解共產黨詳情，不知書記是幹什麼的，以為書記就是過去官府裏專門給人抄書寫字的書記員，就說：“書記，臭寫字的，靠邊。”叛徒又指著另一人說，他是交通。特務一聽，覺得交通很關鍵，就先把交通員當要犯帶走了。
後來到了監獄，叛徒又來指認，我父親的身份才暴露了。就是在這次抓捕中，我的母親也一同被捕，關進北京草嵐子監獄。當時，我的母親已有了七八個月的身孕，拖著沉重的身子入獄。過了不久，就在監獄裏生下了我。
草嵐子監獄，就在北京西城區的草嵐子胡同19號。明清年間，這一帶是禦馬監的草料場，人稱“草攔子”，後來改叫成“草嵐子”。明代這裏有個安樂堂，用來拘禁犯罪宮女，或讓年邁有病的宮女在此坐以待終。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清政府在此設立巡警部京師警察廳，下設東、西、中三個分廳，草嵐子即是京師警察廳中分廳，內設看守所。1913年（民國二年）6月，這裏成為京師地方審判廳第二監獄。30年代後，這裏又成為北平軍人反省院、軍人監獄等。日本投降後，曾用來關押日本戰犯。解放以後，改為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監獄的院牆用舊城磚砌成，高3米，牆上設電網。院子四周築有崗樓，戒備森嚴。
那時監獄的條件很差，五六個人擠在一間小號子裏，每人僅有一塊能躺下的地方。沒過多久，我就在監獄裏降生了。劉亞雄大姐（建國後曾任勞動部部長）與我母親同牢，她生過孩子，有些經驗，就為我母親接了生。好在母子平安，大家也都鬆了一口氣。
草嵐子監獄新添了男丁的消息不脛而走，獄友們都格外高興。孩子生下來後，沒有衣服，也沒有尿布，怎麼辦呢？我父親和一些難友就把自己襯衣的圓弧下擺剪下來，給我拚做了衣服和尿布。被子呢，就從大人們的棉襖裏掏出點棉花，給我絮了條小棉被。盡管外麵是冰天雪地，監獄潮濕陰冷，但我這條小生命，在父母和難友們的嗬護下，頑強地生存下來了。
雖然我的父母都為革命獻出了生命，過早地離開了我，但父親為我起的名字，張燕麟，卻留下了永久的紀念。燕，即指北京，父母親結合的地方；麟，即父親的故鄉神木，又叫麟州，寓含了從神木到北京，延續孕育了我的新生命。直到後來，由於多次書寫有出入，我的名字才漸變為張燕林了。
至於我的生日，更是難以說清。因為父母去世很早，沒來得及把生日告訴我。以後我很長時間都是個沒有生日的孩子，直到參軍後，部隊的指導員問我的生日，我說不清楚，指導員就說：“那你就寫入黨的日子吧，也很有意義啊。”以後，我就一直沿用了我入黨的日子——12月28日作為我的生日。
直到解放以後，我的伯母從老家來看我，才告訴說，我的生日應該是1932年農曆的正月十六。伯母記得很清楚，父親當時從監獄給神木老家寫了一封信，告訴了我出生的消息和日子。
伯母說，其實父親對我的生日也是推斷的，因為當時設在北京西什庫教堂附近的草嵐子監獄裏並沒有日曆。我出生的頭一晚，父親聽到了高牆外麵的鞭炮聲，還有西什庫教堂的鍾聲，他據此推斷，那天是正月十五元宵節。第二天我出生了，因此他推斷我的生日是正月十六。我想，父親的推斷，伯母的記憶，應該是比較準確的。
自從我在監獄出生後，父母和監獄裏的叔叔阿姨們就不斷地和獄方進行鬥爭。他們指責當局把一個無辜的家庭婦女（我母親的身份沒有暴露）和羸弱的嬰兒，長期關押在環境惡劣的監牢，太不人道了。到了1933年初，獄友們的鬥爭終於取得了成效。母親和繈褓中的我，被取保無罪釋放。
“何梅協定”，使父親從死亡的邊緣逃生
母親帶著小燕林出獄後，他父親張友清仍作為重要政治犯繼續被關押著。當時與張友清關押在一起的還有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殷鑒、省委委員安子文、省委秘書長薄一波、省委巡視員胡錫奎、劉瀾濤、楊獻珍等一批地下黨員。張友清等人在獄中秘密建立了開展鬥爭的核心黨支部，創辦了手抄刊物《紅十月》，和敵人的“反省政策”和“審查”等進行鬥爭，領導獄友們絕食，始終不向敵人屈服。
當時我父親是獄中黨支部的核心成員，麵對敵人不斷用“審查”和酷刑強迫政治犯“轉變思想”，他感到有必要加強黨員的馬列主義學習和黨性修養，於是提出了“把監獄變成學習馬列主義黨校”的口號。
父親他們在獄中成立了黨校和學習委員會，由楊獻珍擔任負責人，具體指導。薄一波、安子文等通過與看守交朋友、拉關係，用高一些的價錢請他們買些報紙和英、俄、法文版的馬恩列斯著作帶進來。他們一麵把報紙上的一些重要新聞和文章剪摘下來，在各個監房傳閱；一麵由精通英文的楊獻珍和廖魯言，精通俄文的殷鑒，精通法文的李楚離等，分別將原文版的馬列著作翻譯成中文。然後，再由韓鈞、傅雨田、朱則民等同誌用工整的小楷在麻紙上抄寫出來，供各個監房的獄友們閱讀。
那時，在監獄裏翻譯外文著作非常不易。我的義父楊獻珍和幾位翻譯家，都被判為重刑政治犯，腳上戴著重達12斤的最大號腳鐐（中號的7斤，小號的3斤），還要整天趴在潮濕的地上或炕頭進行翻譯，工作相當艱辛。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幾個人翻譯了大量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卡爾·馬克思》、《帝國主義與戰爭》，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等，並秘密送到各個“號子”，供大家學習傳閱。
我父親還請了幾位理論水平較高的同誌，擔任原著的帶讀講解，薄一波、韓鈞等人都擔當過獄中的理論教員。在學習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同時，監獄黨支部還提出每人必須學一種或兩種外語的要求。這個牢獄中的黨校辦了四年之久，成了名副其實的監獄大學，不少黨員、團員和革命者，經過在監禁中的長時間刻苦學習，提高了文化水平，夯實了理論基礎，在日後的革命工作中都感到獲益匪淺。
1935年6月，獄方對在監獄中鬥爭堅決的殷鑒、薄一波等12名“要犯”宣布執行槍決，我父親也在黑名單之列。不久，這12人即被拉出去執行槍決。
行刑那天，我父親和他的死囚難友們高喊口號，唱著歌曲，一路大義凜然，感動了沿途不少群眾。然而當車開到半途時，突然被告之，監獄管理部門發生了變動，以前的判決現在不作數了，這才把他們12人又送回了監獄。
後來才知曉，恰在父親他們行刑這日，國民黨政府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朗簽署了一個“何梅協定”，協定主要內容是，取消國民黨河北及平津黨部，撤換平津市長；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取締河北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實則是進一步放棄華北主權。由於“何梅協定”的簽署，管理北平草嵐子監獄的國民黨中央軍勢力隨即被調撤了，我父親他們才得以從死亡的邊緣逃生，重新回到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