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曾與我父親一同被押赴刑場的薄一波，晚年言及此事時，還一笑謂之：“我們的運氣好！”
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間，當時的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經中共中央批準，指示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同誌可以通過履行手續的辦法出獄。我父親等61位革命誌士才根據黨的這一決定先後走出了高牆，陸續奔赴抗日戰場。而正是這61人，在“文革”中被打成了最大的叛徒集團，成了“文革”有名的一大冤案，這當然都是後話了。
我母親艾靜茹，葬在了富平縣城邊的龍王廟旁
張燕林的母親艾靜茹，字潤之，陝西米脂人，1913年出生在一個貧民家中。他母親的爺爺是個雙目失明的老人，在城中開了個燒餅鋪，一直過著艱難貧困的生活。為了靜茹這唯一的獨苗不再受沒文化的苦，他省吃儉用，供靜茹上了小學，後來又上了中學。學生時代的艾靜茹，受到她的同學，陝北紅軍領袖謝子長的夫人尤祥齋的影響，思想進步，並參加了革命，於1928年加入共產黨。
對於我的母親，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幾乎沒有什麼印象了。聽人說，她長得很漂亮，高高的個頭，大眼睛，雙眼皮，皮膚白裏透紅，人稱“一炷香”。她性格直爽，敢於反抗，幼年時就拒絕纏足，向往女子獨立。
1929年時，黨在城市的地下機關需要一些女同誌參與工作和掩護，陝西米脂就動員了一批革命的年輕女子，投身這個工作，我母親就是這樣來到了北平。組織上安排她和我父親扮成一對假夫妻，一道開展工作，就像《永不消逝的電波》電影中描寫的那樣。他們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後，彼此感情相投，就成為了一對真夫妻，一對出生入死的革命伴侶。
1931年夏天，我母親懷孕了，年輕父母哪有不殷殷期盼著他們愛情結晶的誕生呢。但對於中共地下黨員來說，每天都是把腦袋別在褲腰上生活的，隨時隨刻都麵臨著被捕和殺頭的危險，安寧的家庭生活更不敢奢望。
由於叛徒告密，我父母雙雙被捕入獄，這就有了我在監獄裏出生的那一幕。自從我在監獄誕生，獄中難友們更團結了。監獄黨支部決定，先從為我們母子爭得基本權利做突破口，進而爭取讓獄方對我們母子無條件釋放。後來經過不斷的交涉、鬥爭，並與獄外黨組織密切配合，這一目的終於達到了。
我母親抱著我出獄後，馬上和地下黨取得了聯係。隨後，她就積極參加了籌款和營救獄中其他同誌的工作。她時常抱著我，借去獄中探視的機會，給父親和難友們送去書籍、錢和食物，還向他們傳遞外麵的消息。
由於母親是帶孩子的婦女，又熟悉監獄地形環境，為黨組織與獄中同誌的聯絡、營救工作提供了方便。其實我母親當時很艱難，一個女子，又要照顧年幼的孩子，又要營救丈夫和開展革命工作。為節約開支，她就住在免費的“延安會館”和“榆林會館”，整日在外奔波，常常忍饑挨餓。
1935年，由於革命鬥爭形勢的發展變化，黨組織又把我母親派到陝西渭南地區開展工作。她在這裏的公開身份是一所小學的老師，白天上課，業餘時間從事地下革命活動。
1936年末“西安事變”爆發，日本飛機天天轟炸。西安周邊的城鎮無一幸免，到處是殘垣斷壁，景象淒慘。
一天，我母親正在上課，突然幾架飛機向小學俯衝下來，母親急忙掩護學生向防空洞轉移。她站在洞口忙著抱這個孩子，扶那個孩子。就在這時，一顆炸彈落在了她的身旁。爆炸聲震耳欲聾，來不及躲避的母親，腿部受了重傷，倒在地上，鮮血染紅了一片土地。
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我母親轉移到了西安北邊的富平縣，在一位地下黨員家裏養傷。那時兵荒馬亂，缺醫少藥，鄉村的治療條件就更差，母親的傷一天天惡化，最後在1937年的春天去世。
我想，她一定是帶著遺憾離開這個世界的，她的親人——父親和我都不在她的身邊。她就這樣孤單地走了，年僅二十四歲。戰亂就是這麼殘酷無情，革命就要英勇獻身。
據說，母親的葬禮極為簡單，一切都按當地的風俗習慣進行。她的墓在富平縣南門外的龍王廟旁邊，隻有墳頭，沒有立碑。但當地的老鄉都知道，這裏埋葬了一位年輕的女革命者，一個外鄉人。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我才有機會第一次踏上了陝西富平縣的土地，來尋找我母親的遺跡。
我找到了當年曾親見埋葬我母親全過程的一位農民。他告訴我，幾年前，富平縣蓋麵粉廠，要把這個龍王廟拆掉，把墳遷走，他據理力爭說：“這墳裏埋的是一位革命女戰士，待我聯係上了她的後代親屬，你們再拆遷也不遲啊！”後來，母親的墳墓還是被挪到了龍王廟附近的麥田裏，這位和我母親非親非故的淳樸農民，自願充當了護墓人，他時常來到麥田轉轉，在墳邊看看，再為墳墓培上幾把土。
那天，他帶我尋到了那片麥田，看見了那個墳墓。他對我說：“沒有錯，這就是你母親的墳墓。”他還告訴我：“你母親的墳裏麵，還埋了一雙皮鞋，那是你母親身邊最值錢的物品了。”
那位農民還說：“你母親的墓有靈，自從埋了她以後，龍王廟周圍長出了一小片灌木林。有小孩去玩，看到一條蟒蛇鑽出來咬人，嚇得跑走了，從此很少有人再敢靠近。就是這個原因吧，經曆這麼多年，你母親的墳能一直保存下來，沒什麼人動過，直到被挪到了麥田。”
後來，我把母親的遺骨安放在了陝西革命烈士陵園。如今，陝西榆林地區也把我母親的革命事跡列入了中央電視台《永遠的豐碑》欄目進行宣傳。我想，人民不會忘記這些先烈，他們的血不會白流，這也是母親在天之靈值得安慰的。
楊媽媽一邊幫我擦去眼淚，一邊把我摟得更緊了
楊媽媽把張燕林送到延安以後，組織上考慮她體弱多病，年紀大，原準備安排她去幹部休養所休養的，但她看到保小的許多孩子的父母或犧牲了，或不能在孩子身邊，非常需要母親般的照顧，就主動申請到保小去工作，照顧孩子們的生活。經過再三申請，她的要求終於得到了批準，保小分配她負責管理男生班的生活。
管男生班，最叫人發怵的一件事兒就是“叫夜”，因為孩子們白天緊張學習了一天，下午課外活動又瘋玩了幾個小時，晚上一躺下，就睡得跟“小死豬”一樣，很難叫醒。因此有不少男孩子，夜裏總是愛在床上“畫地圖”，當“海軍司令”。尿了床，自己很難受，還增加阿姨的許多勞動，換洗尿褲子、拆洗尿被子。
自從楊媽媽來了保小以後，每晚“叫夜”叫得非常勤，而且她的嗓門非常大。班裏的男孩子不敢不起來尿尿，就連隔壁窯洞的女同學都能聽見楊媽媽大嗓門的“叫夜”聲。男孩子們免去了床上遊泳，當“海軍司令”。楊媽媽的“叫夜”，在保小那是很出名的。
楊媽媽對我更是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剛到延安不久，楊媽媽怕我凍著，很快給我做了一床裏外三新的棉被，蓋在身上可暖和呢。可惜1938年學校從延安往安塞遷移行軍中，我不慎把它丟失了，一想起那軟軟和和的棉被，我常後悔不已。
那時延安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雖然學生們有發的衣服和鞋子，但男孩子穿鞋特別費，常常是等不到發新鞋，舊鞋子早就磨漏了底，磨掉了幫。我沒有親生父母在身邊照顧，鞋子常穿得很破舊，有時鞋子實在不能穿了，就隻好打赤腳。
眼看著天氣一天天冷了，我仍然光著雙腳走路，手上也凍裂了許多口子。楊媽媽看了我這個樣子，十分心疼。有一天，她從路上揀到一雙破舊的鞋子。她看看鞋底還能用，就找來一些舊布條，在小油燈下，熬了一個夜晚，把布條縫在了鞋底上，做成了一雙“布草鞋”。
鞋子縫好後，她把我叫到她住的窯洞裏，把我抱在懷裏，給我試穿這雙“布草鞋”。她看著我穿上了“布草鞋”很高興，可她的眼睛卻濕潤了，還有些紅。
過了好一會兒，她才慢慢地對我說：“孩子，這鞋你先湊合穿吧，以後我有了錢，再給你買雙新鞋穿。”因為那時實行的是供給製，老師和幹部們都沒有工資。
楊媽媽曾動情地對我說：“孩子，你的親生母親也是一個革命者，可是在1937年時就犧牲了。我隻知道，你屬猴。以後你就把我當作自己的媽媽吧，可憐的孩子！”
我聽了楊媽媽的這些話，一下子撲到她懷裏，大聲哭了起來，嘴裏情不自禁地喊著“媽媽！媽媽！”我為親生母親的離去而難過，也為楊媽媽的愛而感動。
楊媽媽一邊幫我擦去眼淚，一邊把我摟得更緊了。
我穿著楊媽媽給我縫製的“布草鞋”，心裏感到特別溫暖。
以後的許多年中，無論我在延安，還是到了東北，以及留學蘇聯，又回北京工作，楊媽媽總是像親生母親那樣，為我這個“兒子”操心牽掛，問寒問暖，體貼關心。
那時保小的學生都知道學校有個保姆楊媽媽，但他們並不知道，她還是一位黨的高級幹部的夫人。像這樣的情況，當時在保小還有不少，當保姆媽媽的還有高崗的夫人楊芳芝、徐向前的夫人黃傑、左權的夫人、崔田夫的夫人等等。她們都是任勞任怨，盡心盡力地關懷照顧著革命的子弟，對孩子們愛如己子。孩子們更是愛這些媽媽，大家相親相愛，親如一家。這樣的人間真情，沒有親身經曆是難以體會的。
“保小這麼多孩子，不都是我的孩子嗎？”
在保小，不僅有許多像楊媽媽那樣的高幹夫人，盡心盡力地照顧著這些革命後代，也有不少平凡普通的人，默默無聞地為這些孩子的成長做著奉獻。
我們保小的同學都記得，學校有一位王老漢。他是陝北紅軍劉誌丹部的一名排長，在和白匪作戰中，頭部和腿都受過傷，膝關節留下了殘疾，走路一跛一跛的。他沒有多少文化，在“保小”工作就是負責為全校馱水，保證三百多名師生的吃喝用水。
每天從早到晚，他都拖著那條傷殘的腿，拉著個小毛驢，上麵放著個馱水的垛子，來回往返於保小和延河邊，一天至少要跑上十幾趟。日複一日，他從來沒有耽誤過全校的做飯和燒水。
一年四季，從春到冬，在延河邊，人們都能看到王老漢趕著毛驢，來回馱水的身影。特別是到了冬天，他裸露在外的手和腳都凍得裂開了血口子，還滲著血，但他依然默默無聞地幹著他的馱水工作，毫無怨言。
王老漢就像一顆螺絲釘，牢牢地擰在自己的崗位上，紋絲不動。直到我畢業離開保小前，他也沒有成家，因為那時他年紀大了，一條腿又有殘疾，所以有點困難。記得有一次，學校一位老師問他：“為什麼不成個家，生個孩子呢？”他說：“保小這麼多孩子，不都是我的孩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