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章 張燕林:出生在草嵐子監獄,不知道自己生日的孩子(1)(3 / 3)

我覺得,他並不是在說大話,他真是這麼想的,他感到很滿足。

後來,王老漢的身體越來越弱,最後病逝了。我們保小專門為他開了追悼會,郭青校長在會上介紹了王老漢忠於革命,勤勤懇懇工作的一生。我們這些孩子都哭了,深為王老漢的精神所感動。

還有保小的羅醫生,他的個頭敦實,樸實得像個農民。他平常很少大聲說話,總在盡心盡責地埋頭工作,保小幾百個孩子的健康安全,他時刻都掛在心上。

1942年春天,保小有八十多個學生染上了麻疹和猩紅熱合並症。學校為了預防病情蔓延,把部分有家的學生送回家去治療休養,剩下那些無家可歸的患病的孩子,就由羅醫生和他愛人,還有老師們全力治療和護理。

那時,羅醫生自己的小兒子也染上了重病,但他們夫婦根本顧不上照顧自己的孩子,不分晝夜地守護在那些患病的孩子身邊,給他們喂藥、打針,無微不至地關照護理。二十多天過去了,全校的八十多個患病學生全部治愈脫險,惟獨羅醫生自己的小兒子,卻因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而不幸夭折了。羅醫生的無私奉獻精神,讓我們全校的師生深為感動。

在保小這樣的革命大家庭中,無論老師、員工,還是普通學生,大家一律平等。無論誰去世了,學校都要為他開個追悼會,寄托大家的哀思。

我在保小就親曆了幾位同學的離去,和為他們開追悼會的場麵。

有一位同學叫張仲華,他也出生在監獄,母親生下他不久就犧牲了。特殊環境下長大的他,雖然學習成績一直拔尖,但身體很虛弱,從小患有風濕性心髒病,每次發作時,都疼痛難忍。他慘痛的呻吟聲,常讓同學們不由得捂起耳朵,不忍再聽下去。他病重時,學校還派了專人為他治療和護理,但在病魔的折磨下,他還是過早地離世,離開了我們大家。

在為他召開的追悼會上,不僅校長講了話,學校的羅醫生還認真地報告了如何搶救張仲華同學的全過程。同學們一邊流著眼淚,一邊用白色的野菊花為他紮製了一個花圈,放在他小小的墓碑旁邊。

還有一位同學何柏仁,他父親是延安時期有名的哲學家何思敬。有一天晚上,何柏仁半夜起來去窯洞外麵小便,忽然聽到野狼嗥叫,急忙跑回窯洞,慌忙中磕破了膝蓋。第二天,他照樣和同學們一道趟河去背糧食。延河當時剛發過洪水,水麵上漂浮著許多牲口的糞便,他過河時沒有在意,膝蓋的傷口被漂浮的汙物感染,得了破傷風。等病重送到醫院搶救時,為時已晚,他也在小小年紀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再有一位王佑同學,他是在為附近農村的群眾辦冬學教識字時,被國民黨武裝土匪打傷的。負傷後的他仍表現得非常英勇,寧死不屈,最後被敵人捆在馬後活活拖死了。全校同學懷著悲痛的心情為他開了追悼會,大家當場發誓:“一定刻苦學習,英勇獻身,為王佑同學報仇!”

幾次夢中見到了母親,好夢醒來,卻是空歡喜一場

自從張燕林到了延安,上了保育小學,一直到他父親在1942年抗擊日軍的“反掃蕩”中被俘犧牲,他和父親隻有過一次短暫的見麵。那是在1939年秋天,他的父親從山西來延安參加黨的統戰工作會議。

那次,我父親來延安後,就把我和他的老戰友楊獻珍的兒子、王世英的兒子等都叫到一起,請我們幾個孩子一起吃飯。那幾天,我們真像過年一樣,天天盼著爸爸帶我們出去吃飯。

可是當我剛一見到父親的時候,卻感到非常陌生和拘束,根本不好意思開口喊“爸爸”。因為我從小就沒有過正常的家庭生活,沒享受過父母對孩子的朝夕嗬護,五六歲一來延安,就整天生活在老師和同學們中間,對家庭和父母的概念很淡薄。

父親見我叫“爸爸”時那難為情的樣子,很是感慨!他半開玩笑地說:“哎,看來,這個兒子根本不是我的了!這孩子就是給人民養的了,是人民的兒子。”

在我們同學中,這樣的情況並不鮮見,項英的女兒項蘇雲也有和我相似的經曆,那是戰爭年代一種特殊家庭關係的真實寫照。

記得父親來延安那次,還給我照了一個相。那天,是休息日,父親帶著我去了延安最熱鬧的新市場,那裏有延安唯一一家照相館。父親就在這個小照相館,給我照了一張相片,也算是留下了一個永久的紀念。我在延安生活的八年中,隻照過兩次相。這是第一次,另一次,就是國際友人路易?艾黎來保小為我們全體師生拍的合影。

和爸爸在一起很享受的日子沒過幾天,他就離開延安,返回山西工作了。我又成了一個沒有父母照管的孤零零的孩子。

正因為這樣,我在保小上學時,總是感到有父母在身邊的孩子真幸福,非常羨慕他們,甚至還有點嫉妒。

有好幾次,我夜裏做夢,都夢見了我的母親。夢中,母親對我說:“誰說我不在了,我不是好好地活著嗎?我還一直在找你呢!”我一見母親,簡直高興得要命!心想,這下子可好了,我終於有了親生的媽媽,不會再看到同學們有家長來接、有父母愛撫,自己心裏感到酸酸的了。

可是,好夢醒來,卻是空歡喜一場,讓我好不傷心,暗自哭泣。在我幼小的心靈裏,失去了父母疼愛所刻下的深深創傷,是怎麼抹也抹不去的。

保育小學對我們這批缺少父母疼愛的孩子很是關愛照顧,總是想方設法讓我們能體味到一些父母般的溫暖。

1938年秋天,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我們保育小學從延安城裏轉移到了偏僻的橋兒溝,學校的各樣條件都很簡陋。中秋佳節來臨,學校行政科還是千方百計地為我們這些父母犧牲了或不在身邊的學生搞了一次聚餐,讓我們感受到學校大家庭的溫暖。

記得那天,學校的教務主任吳燕生把我們十幾個同學叫到了他的辦公室。開始我們心裏還七上八下,以為做錯了什麼事情,要挨老師批評呢。

吳主任說:“你們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我們這些孩子齊聲回答:“是八月十五。”

吳主任笑著點了頭。說道,“對。八月十五,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中秋節。你們看,今天的月亮又圓又亮,按照我們民族的傳統習慣,這個節日是合家團圓的日子。可是你們的父母或為革命犧牲了,或因為戰爭、工作不能與你們團聚一起歡度節日。今天,學校成了你們的家,學校的老師特為你們準備了一些月餅,讓你們在學校能和家裏一樣,過一個快樂的中秋節。”

聽了吳主任這番話,我們這些孩子高興極了!臉上樂得像開了花兒。大家急忙排好隊,從老師手裏領來一塊香甜的月餅,有的孩子甚至連“謝謝”都忘記了說,撒開腳丫子就往宿舍跑,一回到宿舍,就連吞帶咽地把那塊月餅“消滅”掉了。

其實,那月餅不過是用當地的土法製作的紅糖麵餅,與現在花樣繁多,味道各異的月餅根本沒法比。但在當時物質條件極其匱乏的延安,我們經常連肚皮都填不飽呢,這樣的月餅,對我們來說,就好像是神仙吃的美食了,吃起來特別有滋有味,香得不得了啊!

“我來當蒼蠅的指揮官,讓它們乖乖喪命。”

張燕林說,現在回憶起來,延安那個時代,就好像是石器時代,很少能看見一些工業製品,生活所用大多是取自天然的。

就說我們在保小時洗臉吧,不像現在的幼兒園、學校,每人一個小盆,一條小毛巾,擰開自來水就洗臉了。

我們那時候,根本沒有毛巾,也沒有自己的臉盆。大概一個班才有一個小臉盆,供班上的同學急需時用。所以,我們洗臉通常就到河裏去洗。

每天早晨起床後,大家就排著隊到延河裏去洗臉。幾百個孩子,隊伍浩浩蕩蕩,那洗臉的場麵也很壯觀呢。

有時,我們也用山上的露水來洗臉。怎麼洗呢?山上有一種灌木,好像叫大麻,那葉子很大,像個小盆兒似的,一早晨的露水,就都接落在了“盆底”裏,正好讓我們用這露水來洗臉。用現在的話講,那可真是地道的天然純淨水,天然的洗臉盆,那時能享用的天然露水,也是現代城市裏的孩子享用不到的。

盡管生活用品多取自天然,但學校和老師卻很崇尚科學,不僅在課堂上給學生講授、灌輸科學知識,生活中也常利用知識來改善物質條件,創造了人與自然、與科學知識和諧統一的環境。

冬天,外麵太冷了,孩子們去洗臉不方便。我們的吳校長就發明了土自來水。那自來水是怎樣的呢?就是找來一個大木桶,在下麵掏一個孔,堵上一個木楔子,要流水時,把木楔子拔掉,水就自然流出來了。後來又經過精心設計和改進,土自來水裝置就正式安裝啟用了。

那個土自來水裝置說來很有趣,先把一個盛水的大木桶在水房裏安放好,然後在水房外安裝上一排八寸寬、好幾米長的流水木槽,水槽的高度正適合孩子們洗臉。水槽的底部,鑽上兩排拇指粗的洞孔,水槽一端接供水的木桶,水隻要從木桶裏一放出,就會順著水槽上的各個洞孔流下來。這水槽可同時供十幾個孩子一起洗漱,水槽的下麵,還放有接汙水的石槽。

這樣一來,每天早上,孩子們再不用到河邊去挨凍了,可以站在水槽兩邊,從容地接著洞孔裏流出來的“自來水”洗臉漱口。這個土自來水裝置,既方便又衛生,還能預防沙眼傳染,也不用購置臉盆,排隊擁擠,切實解決了保小數百名學生冬天洗臉的大問題。

在老師們尊重科學精神的熏陶下,我們保小同學中也湧現了不少科學苗子。李久銘就是其中一個,他聰明活潑,非常愛動腦筋,經常搞些小發明創造,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小發明家”。

那時,他們班上有個同學總愛尿床,他就想發明設計一個自動叫小便機,到時候能自動叫同學起夜。他平時喂養了幾條小魚,有時上課或活動會耽誤了喂魚,他就想設計一個自動喂魚機,能夠幫他到點自動給魚喂食。他還想設計一個抓鳥機、捕老鼠機等等。

有一次,他和同學在學校小圖書館看書。圖書館的牆上糊了報紙,蒼蠅嗅到了糨糊的香味,嗡嗡地飛了過來,很讓人討厭。有個同學就說:“我要發明一種藥,把蒼蠅都藥死。”還有的說:“我把蒼蠅排起隊來,拿機關槍一掃,就讓它們都完蛋!”

李久銘眼睛閃了閃,忽然有了主意,他站起來,神秘地說:“我來當蒼蠅的指揮官,讓它們乖乖喪命。”於是他拿起一把糨糊刷子,在桌子上刷出了三條杠,不一會兒,聽話的蒼蠅就排著隊飛了上去,在三條杠裏排得滿滿的,蒼蠅腿兒被黏稠的糨糊粘住根本動不了。這時,李久銘就拿起硬紙板,使勁拍下去,幾十隻蒼蠅一下就“報銷”了。連續幾次拍下來,圖書館裏的蒼蠅很快就被他消滅得差不多了。同學們都很佩服他的聰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