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會兒，一位同學扯起嗓子唱起了陝北的信天遊，那高亢明澈的調音，把我們的心也帶飛了起來，這黃土高坡上舉辦的南瓜“宴會”別具一格，讓我們這群少年感覺比神仙還快樂，還自在！
後來，許多同學離開延安時，仍忘不了帶上些西紅柿和南瓜種子，總想無論走到哪兒，都能吃到自己種的果實。
鄧發來參加弟弟的婚禮，卻批評他不該結婚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延安中學還舉辦過一次熱鬧的婚禮，給張燕林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那次婚禮的主角，就是學校的鄧老師和他的女友。
那是1944年秋天，我剛進延安中學不久，就見到學校的一對年輕老師常常湊在一起紡線、勞動，他們在一起有說有笑的，十分親昵，也毫不避嫌。後來才知，這一對青年男女，就是鄧老師和他的未婚妻。他們已經戀愛多年，到了結婚的年齡，經過組織上的考察批準，他倆正在籌備結婚呢。鄧老師長著一副典型廣東人的臉模和體形，他的哥哥就是當時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的鄧發同誌。
那時延中的老師沒有什麼工資，籌辦婚禮哪兒來的錢呢？鄧老師和未婚妻倆人既不想給組織添麻煩，也不願意向哥哥伸手求援。於是他們就利用紡線勞動換來的報酬，為自己籌辦婚禮。
那是一個月朗星稀的晚上，在延中半山腰的一塊三角形平地上，掛起了一盞明晃晃的汽燈。平地上擺了幾張桌子，幾把凳子，桌子上放了不少紅棗、花生、瓜子、核桃等食品。鄧老師的婚禮就要在這裏舉行。
在延安中學，舉辦這樣的婚禮畢竟稀見，因此全校的師生，不管哪個班級的，認識和不認識的，都趕來湊熱鬧。來人向新人表示祝賀，一時婚禮現場人頭攢動，前擁後擠的。但婚禮卻遲遲沒有正式宣布舉行，大家好像還在等著什麼人。
不一會兒功夫，隻件一位身穿皮夾克的中年人，大步走進了婚禮會場，後麵還跟了不少人。這人即是我們鄧老師的哥哥鄧發。
校長這時才宣布，婚禮正式開始。他先請鄧發首長為婚禮致辭。這時，我們大夥兒才把目光集中到那位身穿皮夾克的人身上，原來鄧發就是這個樣。他和我們的鄧老師一樣，也操一口廣東普通話。
鄧發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革命，他1906年生於廣東雲浮市，1925年參加領導了省港大罷工，並當選為工人代表。1926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隨北伐軍出征中原。廣州起義失敗後，他轉赴香港搞地下工作。他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領袖之一。
1931年夏，鄧發任中央局委員、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保密局局長，後又參加了二萬五千裏長征。1937年抗戰爆發後，擔任八路軍新疆辦事處主任。1939年赴延安後擔任中央黨校校長。
1936年，鄧發受派赴莫斯科途經西安時，正遇要前往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斯諾，他幫斯諾妥善安排了去延安的旅行，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曾對鄧發有過非常生動、傳神的描述：“他的力氣不大，可冷不防地、挑戰似的抓住我的胳臂。他的手像鐵爪子似的那麼有力……我後來注意到，這個人的行動有一種黑豹的優美風度……”“他把臉湊近我，露出笑容，銳利的眼光緊緊地盯著我，把我的兩條胳臂緊緊地握在他的那雙鐵爪子中，然後搖搖腦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著眼，‘瞧瞧我！’他低聲說，好像一個有什麼秘密的孩子一樣高興。”“經鄧發的提醒，我猛地記起曾見過的一張照片……啊，這不是國民黨要花5萬大洋懸賞的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號領導人鄧發嗎？！
就是這麼一位“鐵腕”首長，在弟弟婚禮上講的那一番話讓我們很是難忘。
他說：“首先我要聲明兩點：第一，我不是什麼首長，我是以哥哥身份，來參加我弟弟的婚禮的；第二，我今天晚來了一步，讓大家久等，非常抱歉。因為我們坐的大卡車在橋兒溝拐彎處陷進了泥坑，還得多謝延安中學的同學幫助推車，我們才爬出了泥坑趕了來。”這時在場群眾有好幾個陝北口音的人喊道：“還要感謝您首長，是您讓我們第一次坐上了汽車……”經過這一番對話，會場上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到處是人們的歡聲笑語。
鄧發沉思了一下，清了清嗓子又說：“對於我弟弟的結婚，我首先要表示祝賀，希望他們倆人能互敬互愛，互相幫助，共同進步，把革命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接著，他的話頭一轉，坦言說道：“當然，我的弟弟也很清楚，對於他們現在就結婚，我一直是不讚成的，因為當前正在打仗，革命尚未成功，應先集中精力，努力工作，現在還不是建設小家庭的時候。你們雖然年紀不小了，但再等上幾年，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現場許多老師同學聽了，都為鄧發對家人、親屬的嚴格要求而感佩。也為他能在弟弟的婚禮上這樣坦誠直言感到親切。
站在一邊的準新郎鄧老師，一點也沒有生氣的樣子，始終微笑著聆聽老大哥的誠懇教導。他心裏懂得，哥哥在家是最疼他的，哥哥是一個忠厚坦誠的人，從來是直話直說，直抒胸臆，根本不會逢場作戲。
其實批評歸批評，鄧發還是沒有忘記盡做長兄的責任和情意。他為弟弟的婚禮考慮得很周到。為了給婚禮增添一點喜慶氣氛，鄧發特意帶來了當時很少見到的洋玩意——一台留聲機，在婚禮現場放起了各種唱片。
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張唱片是“百代公司”錄製的《洋人大笑》。內容是一些西方人的詼諧幽默趣事，讓人捧腹大笑。我們這些生活在陝北的“土包子”，也被逗得大笑不止，前仰後合的，開了一次洋葷。
鄧發也和大家一道，久久沉浸在這暢快的笑聲中。一會兒，他又揮動手臂，帶著大家跳起舞來。鄧老師的婚禮，就沉浸在這一片歡歌曼舞中了。
可當時大家誰也不曾料想，一年多後的1946年4月8日，鄧發赴巴黎參加世界職工代表大會後回國，從重慶返回延安途中，飛機不幸在晉西北興縣黑茶山上空失事，他與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同誌皆遇難。
三年後，我才知道父親永遠離開了我
自從1939年那次父子在延安見麵後，一連過了好幾年，張燕林再沒聽到父親的消息。他從小學上到中學，一直生活在學校和老師、同學中間，過著集體生活，像個不是孤兒的孤兒。
但在精神上，有父親的存在，還是使我感到自己是個有家長的孩子。一直到了1945年，從前線陸續回來的人多了，我才從父親一些戰友的口中，得知了他早已離世的消息。再後來，我才又漸漸了解了他做的一些事情。
抗日戰爭爆發後，我父親剛從北平草嵐子監獄被解救出來不久，即被黨中央派到山西工作，擔任山西省委書記。當時在山西，共產黨有兩個組織：一個是薄一波領導的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簡稱山西工委），一個是我父親張友清為書記的山西省臨時委員會（簡稱山西省委）。前者做公開工作，後者做秘密工作。當時任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特別交代：一波同友清，“從現在起不發生橫的關係，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張搞張的。”說不發生橫的關係，是說兩者在組織關係上沒有領導和隸屬關係，但就個人關係而言，薄一波和我父親都是“草嵐子監獄”患難與共的獄友，稱得上肝膽相照，無話不談。
父親在山西領導恢複和發展了黨的組織，發動中共黨員投身到抗日第一線，推動了山西國共兩黨的共同抗日，擴大了人民抗日武裝，建立了抗日根據地。1939年秋，父親調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統戰部部長和宣傳部部長，期間他利用閻錫山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爭取工作，促使閻錫山沒有堅決執行蔣的“剿共”方針，同意八路軍進駐山西，並保持了中立，為共產黨粉碎蔣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積極抗日，創造了有力條件。
1942年春，我父親又調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書長兼八路軍前方總部秘書長，協助彭德懷處理中共北方局和八路軍前總的日常工作。
1942年5月，日本侵略軍糾集了大量兵力，對太行山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掃蕩”行動。北方局機關在轉移中被日軍合圍。左權副參謀長在指揮突圍中犧牲後，我父親就派人通知中央黨校負責人楊獻珍，叫他率大家跟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先行突圍。而他自己因在草嵐子監獄坐牢時雙腿致殘，行動不便，一直走在突圍隊伍的後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