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他並非沒有先行突圍的條件和機會，但他首先考慮到，自己走在後麵，能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也能把更多生還的機會留給那些缺乏實戰經驗的同誌。突圍中，他甚至還把自己的馬也讓給了體弱的女同誌。
當敵人的包圍圈迅速縮小，危險逐漸逼近的時刻，他和警衛員沉著地燒毀了隨身所帶的全部文件，最後不幸被俘。在這次“大掃蕩”中，他是日軍俘獲的我軍最高級別的領導幹部。被俘後，他化名吳乃人，被送到了“太原工程隊”集中營，經受了嚴刑拷打、威逼利誘，但他的真實身份始終沒有暴露，敵人也沒從他嘴裏得到半點有價值的機密。
當時，一方麵是父親和戰友們在獄中守口如瓶，頑強對敵；另一方麵，我軍在發布戰報、新聞報道時也考慮到了為被捕的同誌保守秘密。
後來，任過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當時在《新華日報》當記者的李莊同誌回憶說：“反‘掃蕩’戰鬥結束後，我去找總政治部主任羅瑞卿請示反‘掃蕩’新聞報道的口徑。羅總指示，敵人正在大肆宣傳‘掃蕩’的‘赫赫戰果’，我們要打破敵人的欺騙宣傳，對一些犧牲的幹部，包括副參謀長左權，新華社社長何雲，北方局研究室負責人張衡宇，八路軍總部通信部長海風閣，總政組織科長李文楷等同誌，可以報道，但要模糊犧牲的具體時間和地點，對一些被俘的同誌，為隱蔽其身份和保護他們的安全，在報道中概不提及。”
因做了這樣周密的布置安排，敵人沒有從我方“反掃蕩”的報道中找到任何有用的線索。加之我被俘人員沒有一個屈膝投降，供出口實，漸漸地，敵人對被關押的我方人員的審問日漸鬆懈了。
這時，在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的親自指示下，太原的地下黨組織馬上開始了對我父親等同誌的全力營救工作。他們設想了幾種營救方案，如準備銀圓，通過關係把我父親贖出來；或趁監獄有死人時，買通看守，把我父親假冒死人抬出監獄等等。同時，地下黨的同誌還疏通了監獄看守，為我父親送去了衣物和藥品。
但那時，我父親的身體已極度虛弱，在敵人的反複折磨和摧殘下，又染上了嚴重的痢疾，不久便虛脫，進入了昏迷狀態。他彌留之際留給戰友們惟一的話，就是不斷重複的兩個字：“堅持、堅持……”
就這樣，父親於1942年7月7日這一天在獄中去世了。
父親去世後，我很長時間不知道這個消息。一是當時交通不便，消息閉塞，另外我父親的戰友們，也不忍讓我小小年紀再次經受父親犧牲的打擊，過早得知自己成了孤兒。
直到三年後的1945年，我已上了延中，是個中學生了。一個星期天，我去拜見彭德懷副總司令。彭總和藹可親地招呼我吃糖，喝茶，還詢問了我在延中的學習生活。
之後，彭總深懷惋惜之情地對我說：“你爸爸是一位好同誌。他的去世太可惜了！本來在他從北平出獄後，我們準備安排他去延安學習、修養一段時間，順便治療坐牢留下的疾患，再去工作的。但前線工作緊張，幹部非常缺乏，所以你父親沒來得及休息，就被派往山西工作了。結果在1942年‘五一大掃蕩’中被俘，英勇犧牲了。”
彭總一再勉勵我說：“你一定要好好學習，繼承父誌。打仗的事，現在由我們這些人來完成，將來建設國家，可就要看你們的了！”
聽了彭總的話，我當時就暗下決心，一定要學出個樣子來，早日上戰場，殺敵救國，為父親報仇。將來能為建設國家出大力氣，做大貢獻！
後來，我也見到了父親一些老戰友，他們都回憶說，父親是一位優秀的人才，黨的好幹部。他受過高等教育，有知識有文化，也很有能力。一位曾和我父親一同在北平草嵐子監獄的叔叔告訴我，那時監獄對政治犯的待遇很糟糕，難友們常常饑餓難忍，父親一麵帶頭向獄方提出抗議，一麵和大夥兒想方設法渡難關。有一次，他帶頭搞了一個精神會餐，讓大家坐在一起，都來談一些好吃的東西，無論大菜、小吃，還是家鄉特色，說得大家滿心高興，那強烈的饑餓感也不覺被衝淡了。
這麼多年過去了，父親在我腦海裏的形象不僅沒有淡漠，反而越來越鮮明、豐富了。我非常欽佩他們那一代共產黨人，他們確實有一種為了信仰和理想甘於無私奉獻的精神。到今天，這種精神也值得我們後人崇尚。
跟著義父楊伯伯的第三大隊離開了延安
1945年的冬天，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黨中央決定，延安中央黨校全部遷往河北張家口，因為華北及東北解放區那裏急需大批幹部。隨即，中央黨校的數百教職學員在校長楊獻珍的帶領下東渡黃河，向河北轉移。
就在黨校轉移出發的前夕，我的義父楊獻珍沒有忘記我，他決定把我這個義子也帶上，跟著中央黨校的隊伍一起離開延安。
記得那天，我正在延中上課呢，外麵來了一個人，他牽了一匹馬，找到我說：“你馬上跟我走，是楊校長派我來接你的。”我一聽，什麼都沒說，就趕快跟著他走了。
我離開延安時，就那麼簡單，沒辦什麼手續，也沒有什麼行李家當，說走就跟著他們走了。
那時我母親早已不在，父親又在幾年前犧牲了，我成了一個失去父母的真孤兒，成了真假烈士子女學校中的“真烈士子女”。楊伯伯和我父親從北平草嵐子監獄，到山西太行山，一直是患難與共的戰友，因此他收我作了義子，把對我父親的懷念和情感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楊伯伯除了我這個義子外，還收養過一個義女，叫孟雨。她現在在山東，也是一位烈士的女兒。那是在帶我去延安的路上，路過一個兵站，楊伯伯看到一個小女孩在哭泣，那樣子很惹人憐愛，一問才知，她的父母都已經犧牲了，是個沒人管的孩子。義父和楊媽媽一商量，就收了孟雨做義女。後來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年代，人會那麼無私，精神會那麼高尚呢？其實，是因為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其他一切都在所不惜！
轉移中，我參加了中央黨校的第三大隊，跟著叔叔阿姨們一道行軍，楊伯伯就是我們的大隊長。雖說那時對未來的事情還不太清楚，但在我一個少年的心裏，充滿了幻想和希望，很想走出山溝，去看看外麵的世界。
經過長途行軍跋涉，我們終於走到了剛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張家口。不久，我便進入了新組建的張家口工業專科學校學習。這所學校由延安科學院部分師生和原日偽一所工科學校合並而成，受到新政府的高度重視。學校專門從北平買來了大量圖書和儀器，還修建了新教室和實驗室。學習的條件比延安強了數倍。開學時，惲校長在大會上說：“抗日戰爭勝利了，祖國急需重新建設，我們要盡快培養自己的工程師。”
我記得在學校上第一堂英語課時，老師教我們的第一句話就是“Iwanttobeanengeneer”（“我要做一名工程師”）。正是從那時開始，我一步步邁上了“工程師之夢”的路。
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張燕林從北京101中學高中畢業，經考試被選派去蘇聯留學，就讀於著名的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包曼高工）自動化控製專業。1960年畢業，獲得自動控製係統專業工程師稱號。他少年時代的夢想終於實現了，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為革命獻出了生命的雙親。
回國後，張燕林即投身國防科研工作，參加了許多先進武器裝備的設計、實驗和生產，為祖國國防科技事業做出了貢獻。20世紀80年代後，他又轉戰經濟戰線，先後出任過中國駐前蘇聯、蒙古、幾內亞等國的商務參讚，並在對外經濟貿易部做過世界銀行和政府貸款的管理工作。
離休後，張燕林仍在經濟戰線上發揮著餘熱，為一些公司企業做谘詢服務。他希望自己能為中外經濟技術的多方麵合作、現代企業的科學管理水平的提高貢獻一份力量。
休閑時間，張燕林的愛好是練習書法。采訪時，他把自己的一幅飛白體書法作品送給了我。展開宣紙，上書三個字：飛上天。
張燕林解釋說，這是從毛澤東少年時代的一個故事而來。一天，少年毛澤東的老師，在他的學生麵前道出一句：“跳，跳，跳，跳下地。”並讓學生來對對，隻見少年毛澤東眸子一閃，迅速對出了一句：“飛，飛，飛，飛上天！”老師頗喜，誇獎學生的聰穎。毛澤東少年時代的遠大誌趣，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