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駿，一個頗有點男性化的名字，從到延安上學，直至以後的幾十年，她常被人誤當作男性。
其實，李駿是個頗為瘦小熱情的女子，自小能歌善舞，在延安中學時就扮演過《兄妹開荒》秧歌劇中的妹妹，是延中秧歌隊的台柱子。
采訪前，李駿就對我說，她的母校延安中學即將迎來建校70周年紀念，她要為母校做點實事，準備收集整理延中校友手中保存的老照片，作為獻給母校的一份禮物。
采訪中，李駿談著談著，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當年她最喜歡的歌曲，《戰時兒童保育院院歌》《延安保育小學校歌》《邊區青年進行曲》……她說，這些歌子是伴隨他們長大的。
她唱歌時那麼激昂、亢奮、深情，歌聲把她帶回到了曾經的年少時光。
她說，他們是一個群體，在那個年代，在他們這個群體的詞彙裏，隻有“我們”，很少有“我”……這恐怕是今天的年輕人很難理解的。他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如今，她已經精心收集整理了近二百幅當年的老照片，刻錄成光盤，為延安中學——她的母校，送上了一份珍貴的禮物。
我想，她獻給母校的，不僅是這些珍貴的曆史圖片，而是一顆熱愛的心。因為她的心，永遠離不開延安。
“媽，你快看，寶塔！”
1942年冬天的一個早上，從陝西綏德到延安去的土路上，一輛用前後兩匹騾子拉著的“騾轎”正起勁兒地奔跑，路麵上揚起一溜灰塵……“騾轎”上坐著一個婦女，她身邊帶著一個小姑娘，這就是十一歲的李駿和她的母親。
幾個月前，我的父親，擔任中共綏德特委負責人的李景波，被調往延安中共西北局任組織部部長。隨後，組織上安排我媽媽帶著我一道去延安，與父親團聚。當時任綏德特委負責人的王震特為我們母女倆送行。
路上，媽媽對我說：“你小學快畢業了，到了延安，就試試去考延安的自然科學院中學部。考上了，你就去住校。”
我半懂不懂地聽著，眼睛卻不停地向轎子外望出去，我看到了遠處山巓上，有一座高高的寶塔，便跟媽媽說：“媽，你快看，寶塔！”
“到了，孩子，這就是延安的寶塔山。”媽媽也異常興奮和喜悅。
我急著向老師解釋：“我是女生！”
到了延安，還在讀高小最後一年的李駿，順利考入了延安自然科學院中學部。報到那天，李駿一個人來到學校。
我看到學校裏來來往往那麼多的人，不知該往哪裏走好。
這時，一個年齡大的同學走過來問我：“小同誌，你也是來上學的？”也許是看我的個子太小，口氣裏有點懷疑。
我點了點頭，那位大同學便熱情地指點我去那邊的窯洞報到。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同誌”的稱呼，感到很新奇。我想，一到延安，一到學校，就變成“同誌”了，讓人覺得挺新鮮、高興的。
報到後，我和同學們一樣，領到了一張木凳和一塊木板。那時延安的生活、物質條件很艱苦，沒有錢購買課桌椅，隻好拿木板代課桌、木凳代課椅了。
等一個班的同學大部分到齊後，老師開始點名分配宿舍。誰知老師見我的名字像個男孩子名，就錯把我當作男生，分到了男生宿舍。
我急得直向老師解釋：“我是女生！”這一句話，把周圍的同學都逗笑了。
老師也解釋說；“看你名字的‘駿’是駿馬的‘駿’，就想當然以為是男同學了，對不起啊。”
我沒有兄弟姐妹，是父母親惟一的寶貝女兒。但父親並不嬌慣我，常教育我要像男孩子一樣，獨立、勤奮、有所作為。母親也常對我說：“女孩子永遠不要手背向下。”意思是不要向別人索取，要自立。這句話，讓我記了一輩子。正因父母對我有這樣的希望和要求，就給我取了個男孩子名：李駿。
學校遷移中，我把板凳頂在了頭上
李駿是自然科學院中學部年齡最小的學生，上課時總坐在第一排，老師看得很清楚，許多大同學也很照顧她這個小妹妹。
有一天，學校組織同學們到延安大禮堂聽大課，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我想去小便，又不敢中途離開禮堂，隻好憋著，一直挨到下課。
一下課，我就使勁往廁所跑，慌忙中絆了一個大跟頭，把一泡尿也尿在了棉褲裏。我隻好在女同學的“保護”下回了宿舍，把棉褲脫下來放在火上烤，自己圍著被子坐在炕上。可隻有一條棉褲的我沒法再去上下一堂課了，同學們隻好把我反鎖在宿舍裏烤棉褲。
偏巧，上課的老師問起那個總坐在第一排的小女生，為什麼沒來，同宿舍的女生隻好告訴老師，李駿的褲子弄濕了，正在烤棉褲。幾個愛搞惡作劇的男生聽了竊笑，此後，就給我起了個綽號“李馬漏”。
上了一段時間的課後，我們自然科學院中學部準備搬遷到延安百花山下的杜甫川去。老師要求每個同學帶上自己坐的板凳隨校遷移，我也隨學校的大隊人馬出發了。
那時的我，又瘦又小，先是把板凳挎在胳膊上走。但不行，板凳幾乎拖在了地上，我又把板凳抱起來走。還是不行，板凳磕磕碰碰的，怎麼也走不快。後來我幹脆把板凳扛到了肩上，但仍很費勁兒，走不了幾步就扛不動了。慢慢地，我落在了隊伍的後麵。同學們看我那狼狽樣，要來幫一把，但我還挺倔，非要自己拿著板凳走。
手提、肩扛、懷抱的方法都試過了，都堅持不了多久。後來我一急，幹脆左翻右弄，把板凳的麵朝上，頂在了頭上，兩條板凳腿正好架在雙肩上。這個“最佳姿勢”讓板凳穩穩地坐在肩上，不會再磕碰腿了，我也可以甩開手腳，大步流星般趕上同學們了。前麵的同學看了我這個頂板凳的好法子，也學著樣兒把板凳頂在了腦袋上，大家一道說笑著，走得很輕快。
工作組沒驚動山崖上吃酸棗的小姑娘
1943年入夏不久，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整風運動和“搶救運動”進入高潮。老師、同學們天天忙著開會、整風，有不少人打成了被“搶救”者，受到隔離審查，學生們還要輪流值班看守這些被“搶救”者。稍有空餘時間，他們還要忙著上山勞動和背柴。
有一天，同學們又要上山背柴了，看守被“搶救”者的任務就交給了年齡尚小的我。等大家都陸續上山後，學校院子裏就留下了我一個人。我看著往日熱鬧的院子忽然一下子變得空蕩蕩的，沒有一點聲響，心裏不覺有點害怕。
但想起大同學臨走時交代：一定要在院子裏來回轉，不能回宿舍。於是我就圍著窯洞，轉了一圈又一圈，轉得實在累了，嘴裏也幹渴難受，就無聊地在窯洞邊坐了下來。
忽地抬頭一看，隻見窯洞上邊的山坡上，長著一叢叢紅紅的酸棗。我高興極了，也不考慮那麼多，不管不顧地就爬了上去，伸手就把那些紅紅的酸棗摘下來，放進嘴裏。吃了一個又一個，真是又甜又酸，好吃又解渴。
誰知我正興高采烈地摘吃酸棗時，自然科學院整風檢查工作組的人員來到了學校。他們看到學校院子裏悄無一人，被隔離人員的窯洞前也無人看守，於是便四處尋覓。猛一抬頭，看到了山崖上一個小姑娘正把一個個摘下來的酸棗往嘴裏送呢。工作組的人屏住了呼吸，沒敢驚動我，生怕我受驚會從山上滾落下來。
因我那時隻有十一歲，是個根本不太懂得政治的小姑娘，所以就逃脫了受罰；而學校領導卻受到了工作組的一通批評。
我毫不知曉地一直等到背草的同學從山上回來，吃完飯後，老師通知我去辦公室談話。老師婉轉地跟我說：“現在學校要停課了，你先回家去住一段時間，等複課後再來上學。”
搶手的“莫斯科餅幹”
就這樣，“耽誤”了“整風”的李駿，從學校又回到了父親的身邊。沒有學上的她白天就在爸爸的辦公室裏玩，晚上就睡在爸爸的辦公桌上。
正好抗日幹部子弟小學的校長吳燕生幾次來組織部找我爸爸談工作，都看見我在辦公室玩，就對我爸爸說，別耽誤了孩子上學。於是，他就把我領回了抗小上五年級。我也就一下從自然科學院的中學部，又轉回到小學上學。
在自然科學院裏，我是年齡最小的學生，是受照顧的對象。可回到了小學，我又變成了大姐姐，還要負責照顧小弟弟小妹妹。
當時抗小有許多真烈士子弟和父母都不在延安的假烈士子女，老師和保姆照顧不過來，就讓我們大一些的孩子幫助照顧年齡小的孩子。我便負責照顧一個烈士的女兒，上三年級的黃曼曼。
上課時，我們各自去各自的教室，下了課就像一對親姐妹。我幫曼曼鋪床、穿衣、梳小辮、打飯，夜裏還要叫醒她去尿尿。夜裏外麵很冷，解係褲帶也很麻煩，我常常一手提著自己的褲子，一手幫睡眼難睜的曼曼拽著褲子，倆人一塊去外麵上廁所。
當時延安的生活條件很艱苦，飯菜很少有油水。我們這些還在貪吃年紀的孩子，就常想法子找點吃的東西來解饞。“莫斯科餅幹”成了最搶手的食品。何謂“莫斯科餅幹”呢？其實就是鍋底上的一層鍋巴。因吃起來酥脆，有回甜味兒，也不知道是誰先這樣叫起來的，反正後來大家就都“莫斯科餅幹、莫斯科餅幹”地叫開了。
每到中午開飯時，去夥房等著要“莫斯科餅幹”，就成了我最願意做的一件樂事。當飯快揭鍋時，不少同學都圍攏在了灶台邊上，等著老炊事班長把米飯鏟出來，然後再把粘在鍋底的那一層鍋巴分給大家。那一層鍋巴，除了最靠鍋底的一小圈有點焦黑發苦外，大部分的鍋巴都是酥黃黃的，又香又脆，吃起來別有滋味。
我看上去瘦弱、乖巧，所以常得到老班長和男生的優待，分到不少“莫斯科餅幹”。每次得到了“餅幹”，我就給小妹曼曼分一半，我倆小心翼翼地把“餅幹”一點點掰下來，放進嘴裏，慢慢咋巴，細細品味。
雖然當義務“小姐姐”並不輕鬆，但我幹得很負責，也很快樂。
父親成了我心中永遠的“仿”
1944年夏天的一個夜晚，外麵下著大雨。李駿父親的警衛員，騎著一匹飛濺起泥漿的快馬，冒雨來到了抗小。
我見到警衛員叔叔感到好生奇怪，父親從不讓人來接我啊，出了什麼事呢？
警衛員叔叔告訴我，我父親住院好些天了，要他接我去醫院。說著，他就把我抱上了馬背，連夜趕往延安中央醫院。
到了醫院，見到了外科主任魏一齋大夫，他蹲下身子，用手絹輕輕擦去了我臉上的雨水，然後猶豫了一陣才說：“你爸和你媽都回家去了，等天亮後，我們送你回家吧。”毫不知情的我，就在魏伯伯的床上眯了一覺，天剛蒙蒙亮，警衛員就帶上我騎馬朝我家趕去了。
一進家門，我習慣地掀開門簾，叫了一聲“媽”。隻見母親一個人躺在床上，很難受的樣子。我趕緊跑過去問：“媽，你咋啦？”
媽媽拉過我，緊緊地摟在懷裏，泣不成聲。
我心裏一緊，有種不祥之感。轉眼看見了桌上擺放著一張係著黑紗的爸爸的畫像，一下才全明白了，“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我們母女倆更緊地抱在了一起。
後來，母親才慢慢告訴我，父親患了盲腸炎。由於工作太忙，顧不上去看病，就找醫生開了點止疼藥，暫時止疼後，又連夜工作。結果到了半夜，肚子疼得他暈倒在了辦公室裏，被抬去中央醫院緊急搶救。
醫生打開腹腔一檢查，發現盲腸已經穿孔，變成了腹膜炎。魏一齋主任想盡辦法，找來延安的名醫會診，又把從大後方搞來當時很珍貴的磺胺藥粉撒在他的腹腔裏，可是時間太晚了，爸爸的生命沒能被挽救過來。
媽媽告訴我，爸爸在被病痛折磨時非常想見女兒一麵，可又怕耽誤我的學習，強忍著沒讓媽媽去叫我。
雖然趕到了醫院，卻最終沒能見父親最後一麵，一想起來就讓我感到莫大的遺憾。而父親的形象卻在我心中更鮮明了，像過電影一樣，在我腦海裏不停地閃現……
記得1938年抗戰爆發後，七歲的我跟著在北平讀書的媽媽回到了陝北綏德老家，見到了日夜想念的父親。
讓我記憶最深的，是爸爸教我練習毛筆字。那時爸爸經常把著我的手，耐心地教我怎樣握筆，怎麼運筆，還認真地對我說：“一定得好好練字。字就像一個人的臉，字寫得漂亮，就像人長得端正一樣，字寫得歪七扭八，就像扭曲的五官很難看。”
每次父親回家來，不管多忙多累，總要先磨好墨，為我寫上一篇練習毛筆字的“仿”（字帖），然後才去休息。母親有時埋怨他說，工作這麼忙累，還不趁回家多歇會兒。可爸爸總是拿著毛筆笑笑說：“寫寫毛筆字，不就是最好的休息嗎？”
每次都要等我寫完了“仿”，做完功課，上床睡了覺後，家裏那張書桌才能歸父親使用。經常我半夜醒來，還看見父親在小油燈下忙著工作。
現在父親故去了，再不能像小時候那樣為我寫“仿”了。但我覺得，父親的形象，已經成了我心中永遠的“仿”。
一心為群眾謀利益，父親得了個綽號“李老婆”
李駿的父親李景波去世後，延安為他舉行了追悼大會，並為他立了烈士紀念碑紀念。毛澤東親自為李景波同誌的墓撰寫了碑文《李景波同誌簡略》，稱讚他“一生革命，團結同誌，受人愛戴，任勞任怨，奮鬥不息，黨性堅強，作風正派”。
我記得，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在追悼大會上致了悼詞，延安《解放日報》也刊發了追悼大會的報道和父親的生平傳略。在許多人的悼念和追憶中，我才更多了解了父親，理解了父親，愈發懷念和愛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