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4日《解放日報》頭版刊登的《李景波同誌傳略》中這樣寫道：
李景波同誌，陝甘寧邊區綏德縣人，生於民國元年，家貧，幼為牧童，稍長入高小及綏德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求學，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下，曾兩次受黨派遣去作士兵工作，三次當小學教師，進行農村工作，在這些下層工作中，景波同誌善於接近群眾，宣傳黨的主張，顯示出他是優秀的群眾組織者和領袖。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後，陝北遊擊戰爭掀起，景波同誌被提拔到黨的領導機關工作，先後參加陝北特委、西北工作委員會及陝甘晉省委內部的工作，埋頭苦幹，襄助黨務，獲得優良成績。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國內統一戰線開始發展，景波同誌又被派赴三邊一帶參加少數民族工作，努力團結回民及蒙民共同抗日，雖遭失利，吐血臥病，猶任勞任怨，奮鬥不息，在廣大回蒙民眾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
1937年抗戰興起，景波同誌又被黨派赴其故裏綏德擔任黨的領導工作，曆任綏德特委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及代理書記，1940年任綏德分區副專員。曾與國民黨頑固分子何紹南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致使何紹南等有‘文怕景波，武怕王震’之詞。
1943年，黨決定景波同誌任西北局組織科長，後任組織部副部長。他堅持黨的幹部政策，反對一切不良傾向，團結黨內外幹部，進行邊區政治、經濟文化各項建設。由於他堅強的黨性和正派的作風，為廣大幹部所愛戴，而對黨務之改進亦頗有貢獻。但他不幸於本月6日，因患急性盲腸炎，施療無效，逝於中央醫院，年才三十三歲。
父親生前的一位戰友張秀山追憶說：“土地革命時期，景波同誌深入鄉村，宣傳革命，發動廣大貧苦農民開展抗糧抗稅、與地主的高利盤剝和富豪壓榨活動做鬥爭。他和群眾關係非常密切，對群眾利益更是‘一片婆心’。因此，鄉親們送給他一個綽號，叫做‘李老婆’。特別是綏德、米脂、吳清一帶的老百姓，隻要一提起‘李老婆’，幾乎人人知道和認識。他已成為陝北人民愛戴的領袖之一。”
李鼎銘先生也在追悼會上悲痛地說：“我聽到李景波死的消息，不禁流下眼淚。我為綏德分區人民哭，為邊區人民哭，為全國人民哭。”他的“三哭”是對父親很高的評價。
來到南泥灣，做客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
延安三五九旅旅長王震曾和李駿的父親是親密戰友，他得知景波去世的悲痛消息後，立刻想到了景波的妻子女兒，很快派人接他們母女倆到三五九旅墾荒的南泥灣去過暑假。
我和媽媽到了南泥灣後，王震伯伯親自來迎接我們母女。王震伯伯拉著我的手說：“你爸爸‘李老婆’是條好漢，你長大要學爸爸的樣子，當個能文能武的有用之材。”
當時，延安軍民為了粉碎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正響應毛澤東和黨中央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王震伯伯領導的三五九旅部隊，奮戰三年，把距延安城南45公裏的南泥灣，從荊棘遍野、荒無人煙的僻壤，變成了牛羊遍地，糧食滿倉的陝北好江南，在延安軍民中名聲大震。
中午，王震伯伯熱情邀請我們母女一起吃飯。他拉著我的手來到旅部夥房，我一看，飯桌上的飯菜可真豐盛啊！有肉，煎雞蛋，各種蔬菜，吃都吃不過來。
王震伯伯說：“開展了大生產運動以後，我們的糧食多了，油也不定量了，你們可以敞開肚子好好吃，把身體養好，然後再到我們南泥灣的各處轉轉，看看這裏像不像歌裏唱的那樣，是陝北的好江南。”
飯桌上，我看到有一盤嫩黃嫩黃的花菜，就問王震伯伯：“這是什麼？”
伯伯說：“這是南瓜花，是不結果實的雄南瓜花，把它放在油裏一炸，又香又甜又脆。”我嚐了嚐，果然非常好吃。
在三五九旅住了兩天後，王震伯伯陪我們到地裏轉了轉。在菜地，我看到了一席一席粉紅的西紅柿、紫黑的茄子、油綠的豆角，真像圖畫上畫的那麼好看。走到南瓜架旁邊，王震伯伯不禁叫著我的小名說：“豆豆，那天你不是吃了南瓜花嗎？現在咱們就到南瓜地裏自己去摘南瓜花。”
王震伯伯手把手地教我說：“要看準，花蕊像一根根絲，花把兒上沒有圓球球的花才是不結南瓜的雄花，這些花授過粉後就沒用了，可以給我們改善夥食。”接著，伯伯又笑著逗我說：“你可千萬注意，別把結瓜的雌花錯摘了，摘一朵雌花，可得賠我一個南瓜啊。”
王震伯伯的話把我逗樂了，我去摘南瓜花時就格外的仔細、小心。
在地裏，我還看到一個小戰士正掄著大钁頭刨地，他手上纏著布條，布上都滲出了血印。再看他的手掌，滿掌都是厚厚的老繭，有的老繭裂開了，露出了鮮紅的肉。我看了很心疼，問那戰士：“疼不疼？”
那小戰士皺了皺眉頭，又咧開嘴笑了，說：“不疼！”我想把自己的手絹拿給他包紮手，可小戰士怎麼也不肯接受。
那會兒我想，自己能為戰士們做點什麼呢？正好大家都歇晌了，我就站在地頭，為戰士們唱起了《南泥灣》。
“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來到了南泥灣，南泥灣好地方……”我一支接一支地唱著，幾乎把自己會唱的歌子全都唱了一遍，一點也沒覺得累。戰士們也一個勁兒地為我鼓掌喝彩，幹活時他們更有勁頭了。
變工互助，一個小南瓜換回了幾個大南瓜
不僅在南泥灣，當時整個陝甘寧邊區軍民都響應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延安中學的師生也投入了大生產，紡線、開荒、種南瓜，樣樣都幹。
那時我剛上延安中學，也和同組的男同學一道在山坡地種了南瓜。從刨坑、播種、灑水、施肥，一道道活兒我都幹過來了。好不容易盼到了南瓜苗都活轉過來，可是我卻病倒了，發高燒住進了醫院。在病床上，我還惦記著那些剛種下的南瓜苗。
同學們從學校跑了很遠的路來醫院看望我，我的高燒還沒全退，嗓子疼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就躺在病床上用手一個勁兒比劃著，讓同組的男同學幫助照看一下我種的那幾棵南瓜苗。大家隻是一個勁兒地點頭，並不見得理解了我的意思。我也無能為力了，隻好聽天由命吧，誰叫自己當了病號呢。
幾個星期後，我病愈出院回到了學校。第一件事情，就是趕快上山去看我種的那幾棵南瓜苗長得怎麼樣。這一看，我更泄氣了，我種的那幾棵南瓜苗，因很長時間沒人給它們施肥、掐葉、澆水，南瓜葉兒長得倒還算豐滿，可南瓜隻結了一個，還隻像拳頭那麼大。
我生氣地找同組的幾個男生“算賬”，說：“學校要同學之間變工互助，你們為什麼不幫我管管南瓜？學校布置給我的生產任務怎麼完成？”
那幾個男生滿不在乎地嘿嘿笑著，說：“你那點任務，我們都包了還不行？”
後來我一去看，他們種的南瓜太棒了，個個都有臉盆大小，有特別個兒大的，像澡盆那麼大呢，他們每人的生產任務都大大超額完成了。於是，男生們就大度地從自己的南瓜堆裏，隨意揀出幾個南瓜來，讓我抱走。這樣一來，我沾了他們的光，輕鬆完成了任務，再不抱怨了。
後來，我把自己收獲的那個小南瓜也摘了下來，放在缸子裏煮熟，和一個組的同學一起分享了。別看那南瓜個兒小，還真甜呢！這也算是我和同學們變工互助的結果吧。
演《兄妹開荒》，哥哥不好意思拉妹妹的手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邊區的文藝活動逐漸進入了高潮。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秧歌隊首先排演了一批新秧歌劇，如《白毛女》《夫妻識字》《兄妹開荒》等，演紅了延安和整個陝甘寧邊區。
我們延安中學也成立了秧歌隊，先是學演《兄妹開荒》《夫妻識字》《李有貴自新》等魯藝的劇本，後來又開始自編自演，我記得和延安京劇院合作，曾編演了一個反映“講衛生，反迷信”的秧歌劇《看病》。後來一個中外記者團到延安訪問時，我們就演出了《看病》。一個美國記者在他寫的《延安訪問記》報道中，還特別介紹了《看病》劇情和當時的演出盛況。
我們學校那時還排演了《大生產舞》《戰鬥舞》《女遊擊隊員》等大型集體舞蹈，編演了宣傳科學技術知識的《掏穀槎》《棉花咋價打卡（怎麼打尖）》《石頭開花》等劇目，受到觀眾喜愛。
秧歌隊幾乎是白手起家，一無資金，二無設備，三無演出技藝，大家憑的就是一股熱情。許多演出道具都是自製的，如地雷、钁頭、籮筐等。演出用的農民服裝是和農村同學借來的，軍人服裝就找部隊來的同學借，“洋服”自然是從大後方來的同學那裏解決的。我自己的一件狼皮短大衣，就借給了一個演反派的同學穿，充當反動軍官的貂皮大衣。
參加延安中學秧歌隊的演員，是從學校幾百人中挑選出來的，我很榮幸地被老師選定出演《兄妹開荒》中的妹妹。當時我心裏又高興又緊張，學校專門請來魯迅藝術學院的李波老師給我們輔導。李老師要求很嚴，我們排演了一遍又一遍，才算勉強通過了。
那時男女同學之間還有些不好意思。每次排練時，演哥哥的同學孫學甫總是不好意思去拉演妹妹的我的手。有時李波老師在，“哥哥”的表現就積極一些。可老師一走開，他又不好意思起來。我跟李波老師反映情況說：“您在這裏時，他還不敢不拉著我的手，您一走，他就不拉我的手了，這咋演呢？”
李波老師笑著說：“他不拉你的手，你就直接走下台去，看他怎麼辦？你們這些孩子，在學校一起學習、排練了這麼長時間，怎麼腦子還這麼‘封建’呢？”
李波老師的話“將”了“哥哥”一軍，也逼出了點效果。以後的演出，孫學甫不但敢拉我的手了，還反過來叮囑我不要把他的手那麼快甩掉，要放得慢一點，這讓我覺得很好笑。後來，我們倆還大大方方地照了個“兄妹”合影照呢。
老鄉誇讚：“瞧那演妹妹的女娃子，就像黑牡丹！”
那時，延安中學秧歌隊很紅火，排演了《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石頭開花》等一批秧歌劇，演遍了延安的大小機關、學校，還經常深入到邊區農村，為群眾宣傳演出，頗受歡迎。
我們那時的演出條件很簡陋，特別是到農村，常常是在田間地頭拉起一條“延安中學秧歌隊”的大紅橫幅，鑼鼓一敲，就拉開了場子。
演出的化妝也非常簡單，沒有鏡子，沒辦法自己畫，就全由老師一個人包了。畫眉毛，用的是洋火，劃著了，燃一會兒，再滅掉，火柴頭上就有一點點黑炭，我們就用那黑炭來畫眉毛。畫兩條眉毛，要劃上三四根火柴才能畫完呢。
紅胭脂我們秧歌隊倒是有，但我常常不用。我那時才十三四歲，臉蛋又黑又紅，頭上包一塊藍花布，身穿一件花布衫，就上場了。因為我演的“妹妹”非常活潑可愛，台下的老鄉都誇讚說：“瞧那演妹妹的女娃子，就像黑牡丹！”我聽了這些誇讚，心裏也甜滋滋的。
有一次，演完宣傳農民們變工互助的好處的秧歌劇《變工去》，老鄉們拉著我，要我把台詞再唱說一遍。幾個婆姨也拽著我說：“你剛才是怎麼說的，怎麼幾句話就把你老公說通了，參加變工隊去了。你能不能也到俺家去，給俺那口子說說？”
我爽快地答應了，可另外兩個婆姨不幹，也要拉著我上她們家去說，弄得我分不開身來。後來我跟同學們商議了一下，幹脆拉起場子，再演一遍，讓那些沒聽清楚台詞的鄉親們再聽個仔細。於是，鑼鼓一敲，鄉親們很快圍滿了場子，後麵的人怕看不清，幹脆爬到了窯洞頂上。我和幾個演員同學，又踩著“咚鏘”的鑼鼓點上場了。
那時，延安中學秧歌隊成了延安最活躍的一支秧歌隊。我們的歌聲，還通過延安廣播電台，傳到了淪陷區。後來我和秧歌隊的同學又在延安中央大禮堂為來延安訪問的馬歇爾將軍、張治中將軍等調停代表演出《黃河大合唱》。
“黑牡丹”變成了“黑李逵”
1947年春，隨著內戰局勢日益逼近，蔣介石調集胡宗南十多萬大軍準備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決定撤離延安，轉戰陝北。
我們延安中學也根據上級決定，改為西北野戰軍隨軍醫院，全部實行部隊化編製，除了醫院的醫生和正式護士由醫大的老師、學生擔任外，其他工作全部由延安中學的師生擔負。校長擔任了野戰醫院的院長，書記擔任政委，老師擔任指導員，全院分為五個醫療所和一個手術隊，我和同學們一樣，都換上了軍裝，戴上了“解放”字樣的袖章，擔任了醫院的衛生員和助理護士。
撤離延安後，我第一次經曆了行軍打仗的動蕩生活。
對於女生來說，行軍打仗的動蕩生活更有其特殊困難。來了例假，遇上肚子疼、血流過多也不能吭聲。當時女生用的衛生巾全部是統一領用，說是衛生巾，其實就是一塊大毛巾。趕上行軍起來，經血特別多時，衛生巾常會發生危機，女同學之間就互相幫忙，誰有就拿出來支援。那時的“大毛巾”對女生來說是很金貴的，半年才能再發一塊。因此大家都用得很精心，每次用後要好好洗幹淨，疊起來，待下次用，舊的也不敢輕易淘汰，到再發“大毛巾”時，一次次積攢下來，才夠用呢。
後來，我們隨部隊轉移到了陝西、甘肅、寧夏三省交界的三邊地區。這個地方特別缺水，喝的水都很困難，有一點多餘的水還要給傷員洗傷口和洗繃帶，根本沒有條件好好洗臉，更不用說洗澡換衣服了。時間一長，我的頭上長了不少虱子，一睡覺就忍不住在頭上撓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