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護士長在太陽下把我的頭發扒開一看，都是大小虱子和蟣子。當時又沒條件用熱水洗燙，護士長隻好命令我把頭發剃光。我雖然心疼，也沒辦法，隻好聽任護士長用一把手術刮刀，把我的一頭黑發剃了個精光。於是我從以前《兄妹開荒》中的“黑牡丹”，一下子變成了禿頭的“黑李逵”。我的“黑李逵”外號也在手術隊裏傳開了。
野戰醫院往陝西榆林地區開進時，走進了一片沙漠地帶。進一步，退半步，走起來十分吃力。好不容易才走出沙漠，進入山區，又來了敵機跟蹤盤旋。我們經常是這樣，一麵要隨時躲避敵機轟炸，一麵要和圍堵敵軍周旋。
有一晚，夜行軍時，敵軍與我軍相距很近。我們在溝底走，敵人在山上行，敵軍的一串串火把把山上照得很亮，有時連人的叫喊聲都聽得很清晰。
指導員特別囑咐我說：“你把毛驢管好了，一定別讓它叫出聲，暴露了部隊的目標。”一路行軍中，我常和馱運醫療器械的毛驢馱子打交道，時間一長，把那些毛驢的脾氣也摸熟了，毛驢很聽我的話，從不跟我尥蹶子。這會兒，我就伏在毛驢身邊，不停地和它說開了悄悄話，那毛驢果然很乖，一聲不吭地聽我念叨。一直到敵軍大隊人馬先過了山，長長的“火把陣”漸漸消失在山梁的後麵，指導員和大家才鬆了一口氣，我也才感覺到和毛驢說得口幹舌燥了。
灌一小杯酒，為疲憊的手術隊馮隊長提神
當時由於物資奇缺，野戰醫院的紗布、繃帶等都是反複清洗使用的。李駿開始分配到野戰醫院的手術隊做助理護士，主要任務就是清洗和消毒醫療器械，洗紗布繃帶。
每次手術後，我都要把拆下來的紗布、繃帶拿到河裏去洗幹淨，再上籠屜蒸一個小時進行消毒。那時沒有鍾表，我們就用燃香的方法來計算時間，燃完一炷香，就算過了一個小時。我雖然皮膚曬得黝黑，但胳膊很細，力氣不大，但我也毫不示弱，呼啦啦地拉著風箱，有時一拉就是一個多小時，絕不含糊。
戰鬥打響了，我就及時把手術器械消毒，送給護士長，再交給馮隊長做手術用。擔架接二連三地抬進來，我很著急，但馮隊長一再叮囑，消毒的時間一定要保證，消毒不好，傷員的傷口就有可能感染發炎，所以我一直嚴格按馮隊長的要求去做，一絲不苟。
一次，正當一個手術快完時，護士長掀起手術室的門簾，遞過來一團包裹著的東西。我摸上去感覺軟軟的，有點分量，便打開包裹，一看，不禁“哎呀”一聲叫了出來，原來是手術剛截肢下來的一條大腿。
我驚嚇得不知道怎麼才好，護士長下命令說：“李駿，趕快找人把截肢拿到外麵去埋了，腿上的鑷子、裹的紗布都要解下來，洗幹淨還要再用的。動作要快，後麵的傷員還等著用呢。”
我顧不上害怕了，趕緊照著護士長的吩咐去執行。我找來一個男同學，讓他到附近挖了土坑，把截肢拿去掩埋了。盡管我們都是第一次活生生地看到斷肢，心裏都覺得害怕、發怵，但戰爭就是這樣殘酷，不容你有絲毫膽怯、畏縮，馬上就得適應。
後來，我調去給馮隊長做手術助理。有一次戰鬥中，手術持續不斷地進行，馮隊長已經累得直不起腰來。自從戰鬥打響，他已經連續工作了兩天一夜，這會又連續做了十多個手術，隻能在等待手術器械消毒的時候，他才能穿著手術服，戴著手術手套，在椅子上稍稍休息片刻。
隻見馮隊長的眼睛有點睜不開了，手中的止血鉗也掉在了地上，他疲憊地說：“李駿，外麵還有幾副擔架？”我看了看說，“還有三副擔架等著呢！”馮隊長說：“堅持做完。”於是又開始做了。
我很擔心馮隊長撐不住，可傷員又不能耽誤，怎麼辦呢？我想起，馮隊長很怕喝酒，說不定這時喝一點能讓他提提精神呢！
於是，我找來自己軍用水壺裏保存的，還沒來得及稀釋和加升汞的酒精，倒了一點在杯子裏，拿給馮隊長說：“喝點水吧。”馮隊長根本來不及看，就把酒精喝進了嘴裏。濃度很高的酒精“辣”得馮隊長直張嘴，可一會兒，他果真精神起來，動作麻利地縫合了最後一個傷員的傷口。
事後，馮隊長不但沒有責怪我，還對我說：“下次我累了，你就再給我灌點‘水’吧。”
背著背著，我就抱著那個“骷髏”睡著了
雖然整天行軍打仗，同學們的體力消耗都很大，但救護工作的迫切需要，讓這群年輕人仍不忘抓緊時間學習。他們懂得，多學習掌握一點醫學知識，就能為救護傷病員多服務一點。
白天我們照樣行軍，一歇下來，就在樹林、山坡上掛起小黑板開始上課。野戰醫院手術隊馮隊長和幾位醫生都擔任了我們的老師，講授包括解剖生理、外科止血、縫合、骨折複位和上夾板等野戰急救專業知識。
為了使我們對人體骨骼記憶更深，老師建議大家去找一些人體骨骼來做實物教具。可那是戰爭時期，哪去找現成的人體骨骼解剖教具呢？後來幾個男同學想了個辦法，趁天黑，借了幾把鐵鍁和一隻筐，去村外的亂墳崗上挖屍骨。
黑夜的墳崗很瘮人，走著走著，還能看到幾縷綠色的磷火。可他們也顧不上害怕了，在亂墳崗使勁地挖著，那一晚上，挖回一筐人骨。
回來後，這些人骨頭都成了大家爭搶的寶貝。有人拿了個長股骨，有人搶了個短鎖骨，我的個子矮小，最後才擠到筐前，隻剩下一個缺了頜骨的人頭顱骨了。我像得了寶貝似的把這“骷髏”捧回宿舍。
再上課講到顱骨時，我的這個“骷髏”就發揮了作用，它在同學們手上不停地傳看著。甚至下了課以後，許多同學還來找我借這個“骷髏”，去複習老師講的要點。直到夜晚，“骷髏”才回到了我的手裏，這時已到了睡覺時間，我隻好把這個“骷髏”抱上床，放在被窩裏，邊摸邊背著老師講的要點：“這是枕骨粗隆，這是滋養血管孔……”背著背著，我就抱著“骷髏”睡著了。
後來行軍時，許多同學的背包裏都多了一副“骨頭架子”。一路上，同學們一麵背著這些骨頭，一麵背誦老師講的骨骼位置、作用等知識。大家笑說，這叫做背著“骨頭”背“骨頭”。
一座孤廟裏，我獨自守候著一具遺體
到了陝北宜川縣的瓦子街一帶，著名的“瓦子街戰役”打響了。毛澤東稱這次戰役是圍點打援（即我軍把敵軍包圍在一個地方，然後有計劃地組織力量，集中打擊敵軍的增援部隊，各個殲滅敵軍的有生力量）的典範。
當時戰鬥中下來的傷員，都要通過野戰醫院的轉運站，轉到後方醫院治療。我就在野戰醫院的轉運站當護士長。
轉運站設在一個叫秋林的小村莊，距離陝西和山西交界的壺口瀑布不遠。夜深人靜時，便能聽到壺口瀑布發出的震天濤聲。我們先到這個村子做了些準備，騰出空房，在地上鋪些麥草當床，再找老鄉借來水桶，支好鍋灶，準備迎接前方下來的傷員。
一切剛準備就緒，前方的傷員擔架就陸續抬了下來。我忙著為傷員們安排床位，處理傷口。按常規，對於前方下來的傷員，先要用熱水為他們擦去血跡，洗臉洗腳的。可我仔細觀察了一下，發現這些傷員中，很多人身上沒有血跡，也看不見傷口，再仔細一看，他們身上許多部位，特別是手腳等都有凍傷。有經驗的醫生告訴我們說，這些被凍傷的傷員，千萬不能用熱水去洗擦，一遇熱水，他們的凍傷就易潰爛。
後來我們從前方將士們的口中得知，為了這場“圍點打援”，我軍部隊預先埋伏在敵軍必經的50裏狹長地帶的山坡上。那時春節剛過，天還很冷，又下了一場大雪，戰士們衣服單薄，很多人沒有棉鞋；但硬是隱蔽在那裏一動不動，絲毫沒有暴露目標，保證了圍點打援戰鬥的勝利。正因如此，許多戰士被凍傷了，手、腳凍得烏黑，耳朵、鼻子也凍得直流膿水，有的甚至被凍得昏死過去。但就是這樣，也沒有一個人撤下或放棄陣地。我們深為這些可愛的戰士們的精神所感動。
夜晚，醫生來查房時發現，有一個傷員已經沒有了呼吸，當即責問我這個護士長：“為什麼不把死去的戰士單獨處理，而和其他傷員放在一起呢？”
我感到很委屈，因為我從沒有親眼見過死人，也根本不知道這個傷員是什麼時候停止呼吸的。
為不影響其他傷員的治療休息，醫生命令我馬上去找個適當的地方存放這位戰士的遺體，白天再去找棺材埋葬。
我趕快提著馬燈，帶著兩個男護士，把這個戰士的遺體抬出了病房。我們來到村外的一條河邊，那裏有一座空蕩蕩的舊廟，就決定暫時把遺體放在這裏。可是遺體放下了才發現，這廟的門根本關不上，如果野外的狼跑進來傷害戰士的遺體，那怎麼辦？於是我們又商定，兩個人先回村裏找東西閂門，一個人留下來看守遺體。我想到留下來看守遺體可能會有點危險，就果斷地說：“你們兩人先回去，我是護士長，我留下來。”
可當那兩個男護士走了，隻留下我一個人獨守時，麵對一座孤廟、一具遺體，我心裏害怕極了，甚至有點發毛。為了減少些恐懼，我就移到了廟門外麵守著，還點亮了一盞馬燈，防範野獸襲擾。聽說廟外的後山經常有敵軍散兵襲擊，為了隱蔽，我就背對著後山，緊靠牆根站著，用身體遮擋著馬燈的亮光。我一動也不敢動，直站到後脖根發麻，渾身快凍成了冰坨。
我就這麼一分鍾一分鍾地堅持著，好不容易堅持到兩個男護士抱著門板返回，我那顆懸著的心才放下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緊急救治中，我第一次操起了手術刀
李駿在野戰醫院邊學邊幹，增長了不少才幹。開始，她還隻能幹些雜事，後來，她有機會一直跟著馮隊長做手術助理，也學習了一些手術操作知識，逐漸地也能為傷員做些簡單的手術處理了。
為了能更好地為傷員服務，我們時刻都在學習和練習各種戰地急救的知識技能，就連行軍休息時也不放過。我們常常蹲在地上，把自己的鞋帶解開又係上，係上又解開，其實，這就是練習手術縫合時的打手術結呢。
我擔任野戰醫院的護士長後，手術隊不斷補充進來剛從醫學院畢業的年輕醫生。
那天，一位新來的醫生上手術台當助手，給一位腹部創傷的急診傷員做腰椎麻醉。因為他太緊張了，又沒有經驗，手握著長長的腰椎穿刺針，連試了五六次，都沒有穿到脊椎管裏。馮隊長著急了，怕再耽誤時間，會危及傷員的生命，就衝著我喊：“李護士長，你上！”
這時，傷員由於體內出血，血壓還在不斷下降。我的心情也格外急迫，沒有絲毫猶豫，我馬上接過穿刺針，迅速回想了一下平日學習的椎骨解剖，仔細地把傷員的體位調整了一下，沉住氣，小心翼翼地把穿刺針斜向上方慢慢刺進去，確實像老師平日教授的那樣，我感到手上有了一種穿過脊髓腔壁的感覺，抽出針芯，一滴脊髓液便滴進了傷員的體內，穿刺成功了。這時，我又快速推進了麻藥，完成了腰椎麻醉，馮隊長的手術得以馬上進行。
緊接著，一個肩部受了槍傷的戰士被抬上了手術台。我馬上先用注射器為他進行了局部麻醉，然後把手術刀遞給馮隊長。可沒料到，馮隊長又把手術刀交到了我的手上。
我心裏一陣緊張和興奮，因為我為馮隊長做手術助理已有一段時間，配合默契，對他一舉一動的意圖，基本都能心領神會。我知道，現在是馮隊長讓我上手呢。
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我絲毫沒有猶豫，就像戰士衝鋒一樣，快速接過了手術刀，開始了我平生第一次主刀。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讓自己鎮靜下來，然後就按照平日反複訓練的那樣，順著肌肉纖維方向，執筆式地切開創口，然後用熱鹽水按住出血點，再用探針探下去，深部有很硬的頂撞感覺，而原本這裏應該是軟組織的。
我抬頭望了望馮隊長，他示意地點了點頭，我馬上領會了意思，把血管鉗直接伸了進去……
我很快感覺到，也聽到了金屬摩擦的聲音，一個頭上鋥亮，沾著血汙的子彈頭被夾了出來，我小心地把它放進手術彎盤裏，它發出“當”的一聲響。
然後我迅速給傷員結紮血管，縫合皮膚，蓋上敷料，再把創口包紮好。
手術剛完，這個勇敢可愛的戰士就一骨碌從手術台下來，還抬起胳膊，大聲說：“謝謝醫生，我明天就可以歸隊了。
馮隊長笑著說：“小鬼，不用著急啊，等養好了傷有你的仗好打呢！”我也忙著為這個傷員安排病房休息。
為了紀念我第一回主刀，我特意把那顆從戰士身上取出來的子彈頭洗幹淨，一直保存在身邊。那也是我親曆這場戰爭，搶救一個戰士生命的紀念。
正由於有了在野戰醫院的這段經曆，李駿深深感受到醫學的重要和缺醫少藥的苦處，下決心學習藥學。1953年，她上了東北藥學院，並以優異成績畢業。此後，她一直在醫學領域勤奮工作，並成為一名高級工程師。她建立了“中成藥薄層掃描係統鑒定方法”，並發表了多篇在國內外頗有影響的論文，在專業上有所建樹。她曾擔任中國藥學會專職秘書長、中國科學發展基金會理事、中國科協第三屆全國委員。
離休後的李駿，依然在不斷學習，她用自己掌握的DV攝像新技術，用隨身攜帶的一台DV“攝像機”，隨時記錄自己走過的山山水水。
李駿依然珍藏著幾幅她在延安中學的照片，在秧歌隊演出的劇照，還有一枚1949年部隊發給她的人民功臣紀念章。2005年8月，國家又向她頒發了抗日戰爭老戰士紀念勳章。每每看到這些，都能勾起她許多難忘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