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裏怎會有蛇呢，隻可能是飯館中逃逸出來的。實在是一條瘦小的蛇，說是泥鰍，也不是不可以信的。男孩子迅速找來樹枝、磚頭、石塊，競賽般向小蛇砸去。當蛇的光潔皮膚被劃痕割裂得不複有氣力逃竄，一抽一抽地盤縮成一團時，孩子們找到了難述的滿足。這時年齡最大的孩子王提議：我有打火機，燒！我終不能再圍看，像遇到叫花子老頭一樣，懷了寒涼的恐懼急奔回家。那條蛇扭曲抽搐的影子盤亙在我的眼裏，像一團撕裂的火，灼燒至今。我覺出一種隔膜來了。中國人獨具匠心的壞心眼，往往是從孩童時代對待動物開始的。他們———不，我們，總是對弱小的事物（即使是生命）感到無所謂。根源在哪裏呢？是什麼讓孩子的眼睛失去了痛感，讓心不再敬畏？這磐石一樣重的命題，我搬它不動了，就存在心裏，用一生的時光去磨打好了。
老掉的人
當我在泥土地為死去的螞蟻悲戚之時，樓群的牆角邊，總仿佛三三兩兩地坐著曬太陽的老奶奶。姥姥那時已下不了床了，母親也偶爾會推輪椅出來，讓姥姥和老鄰居同坐。她們的皺紋凹得那麼深，像是煮老的牛肉繃著粗深的纖紋。她們啞默在各自的冥想裏，滯重的目光墜落在不同的方向，彼此多時也不望一眼，甚而隱去了含糊的對白或獨白。她們很老了，便隻滿足於這樣安寧地坐著。如若時光能把這些老人的皺紋化開，使她們回到三十年前或者更久，她們背後生硬、冰冷的樓群，就會變出一株株鬱鬱蔥蔥的大榆樹來。夏夜的庭院，已不年輕但風韻猶存的媳婦們在榆樹下圍坐一團，一麵打著毛衣納著鞋底，一麵嬉笑逗趣，或者佯裝怨怒地言述男人的粗魯和孩子的乖戾。到處是樹葉抖落的香味，到處是蒲扇搖動的密影。我們的母親，就在她們母親們的周圍風一樣地跑著鬧著，累了就停下來，仰巴著腦袋瓜數天上的星星。母親常說，那時的星星那麼大那麼清澈，仿佛剛用吊罐的水濯過一般。
有一天，我在大車棚的牆角看見一隻棕色的長條木箱，上麵刻著我看不懂的花體阿拉伯文字。它安寧、寂靜地在那臥了兩天，第三天就不見了。母親告訴我，那是經匣子，你回姥無常了。
我那時對於死亡並沒有什麼概念。一隻木匣在牆角的出現，甚至還沒有玻璃下麵螞蟻的殉道令人覺得難過。可是後來的日子，我再沒見到回姥了。她本來是常在院子裏曬太陽的，可她突然被經匣子抬走了，我就有些驚慌起來。
一張有些豐碩的臉龐，一身青衫，一雙白牙兒布鞋———對於回姥，我所記得的隻有這些。她走路弓著背，步子挪得極慢—大概其餘的老人也多是如此的———我沒有聽到她說過一句話，總覺得她離我很遠很遠，可我看不到她了，又覺得她像我的一個親人。後來我去老回家送過幾次油香，是子女開的門，並不認識我的，但聽說是老尹家送來的油香，就滿口道謝地接下了。
回姥於我家是做過虧折事的。那是挨餓的年景，回姥是組長，挨家挨戶分豆腐渣，因我家那次去得遲了，就不給分，卻把我家那一份領到了她們家。草芥般的食品，在特殊年代對人的刺激是要被誇大的。孩子們都記住了這件事，姥姥卻從不提，依舊年年吩咐孩子登門送著油香。回姥被經匣子抬走了，姥姥也被經匣子抬走了，回民大院的老人所剩無幾，那油香卻仍送著。
馬姥，大概是院中健在的唯一的老人。動遷後就住我家樓上。姥姥與她，是同在新發回民飯店上班的。姥姥收款兼麵案兒，馬姥上灶。據說這馬老太太是雙手顛大勺的，一次炒兩個菜；她搭手擀餃子皮時，也是雙手同時按麵團的，又圓又平整。她是那種潑辣的關裏女人，粗粗的嗓門總像是在喊著。她卻喜愛我，每次逢我總要用砂紙一樣粗糙的大手撲打我的頭，說這後生又長高了幾分。馬姥的心計是不尋常的，唯獨對姥姥，她成了乖順、透明的一個老妹妹。那時姥姥長年臥床，她家凡燉牛肉，一定滿滿地盛出一碗端下樓來；凡包餃子，第一笊籬撈出來，一定也要送下來；她的幾個兒子繼承了母親的絕活兒，上灶有一套，做了好菜，也都照送不誤。這使得姥姥和母親她們常覺得不安。可是馬姥送好吃的時從不高喊，她把肉碗往桌上一放，嘴裏叨咕著口到口到的話，轉身就噔噔噔上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