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開那些不可救藥的混世魔王，芸芸大眾的人生向度通常隻有兩種：一是“自我肯定”，二是“自我否定”。非此即彼的人生向度並不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的天性是否樂觀，身體是否健康，也不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的遭際是否幸運，事業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它取決於個體的人格力量和內在的精神品質。自我肯定的人，對於那些由外部強加於自身的行為準則決不會一一遵從，他時時都想活出自己的趣味，活出自己的風采，又怎會追著別人的腳跟亦步亦趨？他處處都想發出自己的呼聲，發出自己的感歎，又怎會站在別人身邊人雲亦雲？他自尊自信，為人行事決不違心，不屈膝不下跪則骨頭更硬，不摧眉不折腰則身板更挺。
自我否定者則大異其趣，他們以犧牲尊嚴、抹煞個性為前提，一味認同大眾的價值標準，決不會偏向異端，充當叛逆，為了取得社會的充分信任，他們還要痛下手術刀，將最可能妨礙自己錦繡前程的東西，諸如良知、道德、正義感、同情心和羞惡之情剔除幹淨，然後貼上“厚黑學”的膏藥。他或許會振振有詞地說：“否定自我，盡管有不小的損失，但所得的回報異常豐厚，我又不是傻瓜，這明明是一條最可行的坦途和捷徑，我幹嗎不走，非要去大觸黴頭？”
像蘇東坡那樣自我肯定的人，一生高節清操，一生雄奇磊落，也一生坎坷艱難，他總共遭逢過三次貶謫，第一次他被“安置”在黃州（今湖北黃岡），掛職團練副使，芝麻綠豆大的官兒，俸祿極其微薄，要讓家人吃飽肚子，這位大文豪還得躬耕壟畝，最後一次他被流放到崖州（今海南島）的儋耳（今儋州），天涯海角，毒瘴窮荒，食品不濟，醫藥難尋，還有陰險小人窺伺於側，他險些殞身蒿萊。順境也好，逆境也罷，蘇東坡都決不降誌辱身，變易自己的政見，軟化自己的骨頭，去與強橫的當局者達成妥協。他深知後人的眼睛遠比時人的眼睛看得更為分明，千秋評說，自有公論。這樣的自我肯定絕對超乎現實的利害榮辱之上，即算是權威無遠弗屆的命運之神，一向以歪批人生為能事，遇此高尚之士，也隻好默無一詞地退開，閉上那張鳥嘴，擱下那杆禿筆，盡管她不知失落感為何物，但這回的的確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神格被蘇東坡先生的人格擊潰了。蘇東坡式的自我肯定，代價很高，但你能說他沒有得到足夠豐厚的回報嗎？作為一個人，他在時光的激流中屹立不倒，而且越來越高大，而他同時代的某些政敵早已變成扶不直的爬蟲，令人嗤之以鼻。
在現實世界中，我們有幸見識過與蘇東坡絕然相反的類型，“文革”期間，郭沫若為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對兒子慘遭迫害而死居然噤若寒蟬。他在精神上揮刀自宮，當眾抽打自己的耳光，痛加懺恨地宣稱，其平生著述都是廢紙一堆。我們作為旁觀者，不難感受到他內心深處的蒼涼與悲哀，這是他暮年最徹底也最匪夷所思的自我否定。曾記否，他的發軔之作——《女神》，作為現代文學史上狂飆突起的白話詩集，曾以彗星的光亮劃過天際，以前所未有的戰鬥姿態登上文壇。北伐戰爭伊始，在文藝界嚐足了甜鮮滋味的郭沫若毅然選擇了腥膻不堪的官宦生涯，毅然邁出了文人從政的第一步。他暮年昏招迭出，徹底推翻自我，乃是一個軟骨文人為了保住既有的地位所書寫的最後一筆，也是最令人痛心的敗筆。
沒有到嘴的葡萄究竟是甜是酸，揣測和爭論都毫無意義，人生是一個更大更複雜的問題。自我肯定者不在乎時勢的白眼冷落，他們要贏取曆史的青眼相加；自我否定者一心渴求時勢把自己抬舉為風光無限的“人物”，為此他們甘願輸掉生前身後的清名。由於二者的活法迥異，他們的角色特征也截然不同，自我肯定者多為高潔之士，自我否定者多屬逐臭之夫，以這個推論證諸古今，可謂很少出錯。
常言道：“一鷹不搏二兔。”如果一個人著眼於長遠的人生價值，他必然會選擇自我肯定，反之，則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自我否定。世間有許多仁人義士為了肯定自我價值，敢於殺身求仁，舍生取義，決不含垢忍恥，草間偷活，文天祥有愛國正氣支撐，譚嗣同有變法理想支撐，秋瑾有革命精神支撐，他們的自我肯定乃是最高版本，即使付出生命的代價，他們也在所不惜。於是，有人便提出這樣的問題：秦檜殘害忠良，賣國求榮，他難道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將難逃千秋唾罵？他明知會有這樣可怕的後果，仍然為非作惡，變本加厲，一定有個緣由，那就是，他要保固權位就必須鏟除異己，自我否定乃是他出於策略上的考慮，用一句時髦的話說，他為了不讓別人動他的奶酪，又何懼禍及當代，遺臭萬年？！
在世間庸庸碌碌混日子的人，既不能自我肯定，也不能自我否定，他們唯一要幹的事情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當然，待他閑靜下來，也可以饒有興味地充當看客和評說者，這樣的人多了，場麵才顯得格外熱鬧。
大美彈指即破，深愛轉瞬成空，貌似堅強的生命原本脆若葦草。這樣也好啊，觀劇者一再看到悲劇猩紅的帷幕拉開而又掩攏，升起而又垂落，連台好戲催人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