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古代中國的內部如何怪亂紛雜，攪成一鍋粥，在外部看來，還是一團和睦之氣，不管其會出現如何的割據與對峙，終究又會統一到一起，在外部看來，古代中國更是強大無匹的大帝國，尤其在處於長期小國林立狀態的歐洲人看來。
東方是神秘的，而中國是神秘中的神秘，在新航路開辟以前，其他國家對中國知之甚少，能憑借的便是一些旅行家所著述的旅遊傳記，如大名鼎鼎的《馬可波羅遊記》，這實際是一本無限吹捧和拔高東方的濫本。除此以外便是中國流傳出去的一些古書、典籍、史冊，翻譯的作品，以及傳教士們的講述。
遠觀霧蒙蒙的世界，總是覺得很美的，一大批西方學者就憑一些零碎的信息和主觀的判斷，來研究中國，並認為中國是世外桃源，對中國推崇至極，不吝溢美之詞。
萊布尼茨可能是17—18世紀中，最醉心於研究中國的歐洲人了。萊布尼茨是與牛頓齊名的科學家、思想家，被後人譽為“千古絕倫的大智者”，他卻認為自己的最大成就不是“微積分”，不是那些科學和哲學著作，而是發現了中國。
萊布尼茨從沒到過中國，便以與入華傳教士的通信、各方收集的資料、其他人的轉述等方式，對中國進行研究，還於1697年出版了《中國近事——為了照亮這個時代的曆史》一書，這本書在歐洲曾盛行一時。
萊布尼茨將中國的儒家，稱作“自然神學”，他認為儒家比古希臘的哲學更接近基督教神學，更能清楚地看清與描述這個世界。中國以儒家倫理道德治國，萊布尼茨更是讚不絕口，他眼中的中國已經無限接近於“理性化國家”，他認為中國人注重實用技術、經驗總結、道德引導，這是歐洲所缺乏的，也是其他國家和地區缺乏的。同時期的歐洲教士與學者不遺餘力地向中國傳授神學、科學知識，想把中國改變的行為，萊布尼茨並不特別認同，說這是很狹隘的，歐洲也要向中國學習，雙方應互補長短，“用一盞明燈點燃另一盞明燈”。萊布尼茨還以詩言誌：不管是歐洲人、中國人，還是世界公民，善良寬容者處處看到的總是人。
啟蒙運動的旗手，世界文化名人伏爾泰，則是完全為中國文化折服。伏爾泰對中國史學情有獨鍾，讚揚其體係嚴謹，持續不斷，務實精確，“讓我們首先注意這樣一個民族，他們在我們還沒有使用文字時，便已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語言撰寫的連貫的曆史”。“其他民族虛構寓言神話，而中國人則手中拿著毛筆和測天儀撰寫他們的曆史，其樸實無華，在亞洲其他地方尚無先例”。“所以值得重視，被公認為優於所有記述其他民族起源的書，就是因為這些書中沒有任何神話、寓言，甚至絲毫沒有別的國家締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詐術”。
顯然伏爾泰對中國的史學係統過譽了，或者說他研究得少了些。
同萊布尼茨一樣，伏爾泰對中國的道德規範與禮儀文化，充滿了欽佩與仰慕之情。伏爾泰更進一步：中國人的道德規範，已經高於歐洲的基督教道德，是歐洲人所應追隨的目標。如果有一個“理想國”，那麼隻能是中國。
作為中國古典文化、禮儀道德的代言人孔子，伏爾泰的溢美之詞，濤濤而來。他在《哲學辭典》中評論孔子：“我讀孔子的許多書籍，並作筆記，我覺著他所說的隻是極純粹的道德，既不談奇跡，也不涉及玄虛。”“他們的孔子不創新說，不立新禮；他不做受神啟者，也不做先知。他是傳授古代法律的賢明官吏。”伏爾泰甚至還用詩讚美孔子：“他謙虛地探索，讓人不要迷失於世界，讓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隻用智者的身份說話，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然而我們相信他，在他自己的國家也是這樣的。”
伏爾泰對中國的統治方式亦讚譽連連。伏爾泰認為中國的君主製度不是獨裁，應該屬於“開明君主製”，他認為獨裁是“不遵循一定形式，隻憑個人意誌，毫無理由地剝奪臣民的財產或生命而不觸犯法律”，而中國有嚴明的法律，有超高的道德規範，有諫議製度，這是能製衡君主的。伏爾泰之所以這麼說，是要駁斥孟德斯鳩的觀點，因為後者認為集權就會帶來獨裁，中國的君主同歐洲君主的獨裁，並無二異。伏爾泰認為集權不等於獨裁，中國的君主比歐洲的強多了，伏爾泰不惜用詩歌一樣的詞語來描述中國的君主“他可能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哲學家，最有權威的預言者；皇帝的禦旨幾乎從來都是關於道德的指示和聖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