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推崇中國的製度和君主，對在中國“下”必須對“上”要唯命是從，還動輒行跪拜磕頭大禮，這種家長式、奴仆式的管理，伏爾泰亦認為本應如此，“正因為全國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國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維護公共利益視為首要責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終極其關心修橋鋪路，開鑿運河，便利農耕和手工製作”。“中國人對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
對中國古代的政府和統治方式，伏爾泰總評道，“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級從屬一級的衙門來裁決，官員必須經過好幾次嚴格的考試才錄用。在中國，這些衙門就是治理一切的機構……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在那裏人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盡管有時君主可以濫用職權加害於他所熟悉的少數人，但他無法濫用職權加害於他所不認識的、在法律保護下的大多數百姓。”
“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在歐洲，我們沒有一個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證明是能和中華帝國相媲美的。”“當我們還是一小群人並在阿登森林中躑躅流浪之時，中國人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已經治理得像一個家庭。”
這是伏爾泰對古代中國的總評。
德國的兩大文豪歌德與席勒，亦有濃厚的中國情結。
歌德自少年時便傾慕中國文化，讀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書經》等儒家經典。此外，歌德還對元曲《趙氏孤兒》全劇和《詩經》的名篇做過深入的研究，並將其吸納進自己的創作中來，他將中國詩歌翻譯成德語，還用中國詩歌的形式寫出了一些德國詩。此外，凡有同時期傳教士和學者們翻譯、引述、描述的中國文章，歌德也不會放過，定要精讀一遍，心中乃安。
與伏爾泰推崇中國的製度和政治不同，歌德更推崇中國的文學和藝術，“當中國人在創造詩歌時，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裏遊蕩”，“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比我們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他們還有一個特點，即人是和大自然生活在一起的”。
歌德的好友席勒亦頗受中國文化影響，席勒最早接觸中國文化是源自於一本明代的中國小說《好逑傳》，席勒受其中情節與內容的感染，改編出名劇《圖蘭朵》，歌德喝彩不已，此劇在各處演出，亦有不俗反響。
此後席勒又研讀了不少儒家經典和中國的其他大家的著作，受其熏陶，還創作了兩首《孔夫子的箴言》，吾擇其一首，大家一起欣賞：“時間的步伐有三種不同，姍姍來遲的乃是未來，急如飛矢的乃是現在，過去卻永遠靜止不動。它在緩步時，任怎樣性急，不能使它的步子加速。它在飛逝時，恐懼和猶疑，不能阻擋它的去路。任何懊悔，任何咒語，不能使靜止者移動寸步。你要做幸福、聰明的人，走完你的生命的旅程，要聽從遲來者的教誨，不要做行動的傀儡。別把飛逝者選作朋友，別把靜止者當作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