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文化大師們，對中國的文化與製度，推崇有加，甚至到了頂禮膜拜的地步。可曆史學家、政治學家們，卻對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觀點。他們以極其冷靜的視角審視中國，用剃刀一般的思維將古代中國層層解剖，最終形成了嘲諷、批判的理論與文字。
幸好他們沒生在當時的中國，否則定將死於文字獄。
與伏爾泰同期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他對中國的觀點便與伏爾泰有天壤之別。他首先提出個獨樹一幟的觀點：中國是一個專製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孟德斯鳩將政體分為三種，一是建立在美德與倫理基礎上的共和政體，二是以榮譽觀念為基礎的開明君主政體，三是以恐怖為基礎的專製政體。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權力；君主政體是由單獨一人執政，但遵照固定的和確立了的法律；專製政體是既無法律又規章，由單獨一人按照一己的意誌與反複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當時很多學者將中國描述成樂園與天堂，孟德斯鳩卻鋒芒畢現，中國和歐洲的教廷、獨裁國家一樣，專製體製下，隻能產生恐怖，他即以中國的法律舉例：“中國的法律規定，任何人對皇帝不敬就要處死刑。因為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什麼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來作借口剝奪任何人的生命，去滅絕任何家族。”
孟德斯鳩並沒有指責某個皇帝，他反倒認為中國的很多皇帝是模範君主，但製度一點都不“模範”，他認為中國將法律、禮儀與道德混為一體，本身即掩蓋了很多社會問題，如腐敗不絕，法律含糊不清，最終隻能以棍棒來讓人臣服和歸順。
其次，孟德斯鳩談到奴性教育，他認為，專製國家的教育就必須是奴隸性的了，培養愚昧、軟弱、麻木的群體，不會懷疑，不會反抗，是最能絕對服從的。古代中國的教育是教人去如何為人處世如何與社會融合，把人變得狹隘而盲目，這種教育便是“它不能不先剝奪人們的一切，然後再給人們一點點東西；不能不先由培養壞臣民開始，以便培養好奴隸”。
再次，孟德斯鳩談到專製政體的法律：“專製政體沒有法律，什麼都有可能發生。”他認為，專製政體沒有法律，隻有君主的意誌。而君王總是反複無常的，國家跟著他一起起伏不定，穩定和安全感是沒有的，專製的必然結果是暴政。孟德斯鳩指出，在中國的法製下，是不會有什麼自由的，因為法律本身便不清晰，解釋權在君王口中，他舉到言論自由的例子：“在專製的國家裏，人們幾乎不懂得什麼叫諷刺文字。在這種國家裏，一麵由於軟弱，一麵由於無知，人們既無才能也不願意去寫諷刺文字……諷刺文字通常是寫來反對有權勢的人，這在民主國家正好宣泄作為統治者的人民的怨憤。諷刺文字能夠使一般人的怨憤轉為苦笑，使不滿的人得到安慰，減少人們對官職的忌妒，增加人民對痛苦的忍耐，使他們對所受的痛苦，一笑置之”。還有個人財產自由，這也是沒有的，商人便沒有財產自由，隨時會被掠奪，所以不敢擴大經營的範圍；連官員也沒有財產自由，下台的官員一般會被抄家，沒收財產，人們不僅不反對，反而會得到安慰。
孟德斯鳩還談到中國的“禮教”，顯然他知道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法常是無用的，必然要輔助另外的工具。禮教係統擴大，是律法、風俗、習慣、宗教的大雜燴，能將人們的言行舉止都統轄於其中，便於國家的管理，中國長期能被治理得像模像樣，禮教居功至偉。孟德斯鳩肯定了這一點：“中國的立法者們主要的目標，是要使他們的人民能夠平靜地生活。他們要求互相尊重，要每個人時時刻刻都感到對他人負有許多義務；要每個公民在某個方麵都依賴其他公民。因此，他們製定了最廣泛的‘禮’的規則。”但他指出了禮教的一些不足，內容很多，這裏不一一說了。
黑格爾或許是最蔑視中國製度與文化的思想家了。黑格爾從最高源頭的哲學入手，他認為中國沒有真正的哲學，中國人隻具備“普遍性抽象”的思維方式，因而隻能停留在抽象中，譬如動輒用陰陽、四象、五行、八卦等基本元素來描述世界，而且還上下俱信。黑格爾說：“孔子的哲學就是國家哲學。”他還認為，中國的道德學說、倫理規範，根本目的便是為專製的政治服務。中國雖從無宗教專政的時候，但一直有個“國家的宗教”，即以“皇帝居最高的地位，是自然的主宰，舉凡一切與自然力量有關聯的事物，都是從他出發”。皇帝是天子，是順天應命的，所有自然現象都與皇帝相關，他據有先天的權威與神授的地位，無可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