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與禮儀的基礎乃孔子的學識，黑格爾對此也相當鄙視，他認為孔子的學說有三大病點，其一無思辨性：“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隻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麵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其二內容無價值，孔子要求臣對君、子對父以及兄弟之間盡義務，“這種義務的實際隻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內心的情感，不是主觀的自由”。其三形式單一、枯燥，黑格爾認為孔子反複強調的警句箴言，實在是“毫無出色之點”。
中國“家國天下”的模式，黑格爾也憤憤不平，他從中看不到人格和自由，隻看到血統關係和天然義務，以及服從和遵行。在中國，“家”是“國”的濃縮版，“國”是“家”的升級版，以倫理和等級製度為中心，機械化的運轉，形成了如此之臣民精神“他們像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倫理原則，也不能自行取得獨立和公民的自由”，“人民卻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賤的，自信生下來是專門給皇帝拉車的。逼他們掉到水深火熱中去的生活的擔子，他們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就是賣身為奴，吃口奴隸的苦鈑，他們也不以為可怕”。這種模式，在黑格爾看來，是“永無變動的單一”和“無從影響”的。
此外，對中國的科學和文化藝術，黑格爾認為，中國雖號稱尊重、倡導，但並沒有自由與探索精神，一切都以經驗為先導，實用為主旨，絕對為國家服務，真正的科學和藝術，離得很遠。
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中如此總結古代的中國，“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於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裏麵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係和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係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各國曆史時，沒忘了研究中國。他們對幾千年不變的古代至近代中國，很是迷惑，形象地將之表述為一塊“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動的東西”，不僅“幾千年來都沒有進步”，而且“習慣於靠無知來保證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維持這種局麵的製度是“腐朽的半文明製度”，保持這種形勢的人是“半野蠻人”、“野蠻人”、“陳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騙子”的中國人。
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很多來源於黑格爾，卻比黑格爾研究得更透，他們的研究深入到了帝國的官吏階層中，因為這一層更為重要——是帝國政治的執行層麵。馬克思、恩格斯花大量筆墨描述和讚揚了頗有才幹的許乃濟、林則徐等官員，也深刻地認識到這些人畢竟隻是“少數人”，主流的官員們都在成群地貪腐敗壞，以至於“這個帝國是如此衰弱，如此搖搖欲墜，它甚至沒有力量來度過人民革命的危機，因為連激烈爆發的起義也會在這個帝國內變成慢性而且顯然是不治的病症；這個帝國是如此腐化，它已經既不能夠駕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夠抵抗外國的侵略。”
馬克思、恩格斯比其他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上更為出色之處是，他們著重研究了中國的底層人群。農民是中國最廣大的底層人群，他們稱其“性情柔弱的中國人”、“和平怕事”、“勤勞而節儉”，但對他們辛勤勞作卻普遍貧困潦倒，無比同情，亦無比激憤。馬克思、恩格斯雖未到過中國，卻知曉中國農民的生活方式——利用閑時來生產日常所需（最主要的便是紡紗織布），以便能自給自足。“每一個富裕的家庭都有織布機，世界各國也許隻有中國有這個特點”。“這個國家9/10的人都穿這種手織的衣料，其質地各不相同，從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細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農家生產出來的”。“中國人的習慣是這樣節儉、這樣因循守舊，甚至他們的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們祖先所穿過的。這就是說，他們除了必不可少的東西外，不論賣給他們的東西多麼便宜，他們一概不需要”。在當時最了解中國社會結構和底層人民生活方式的西方學者，恐怕非馬克思、恩格斯莫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