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他的名字正該寫作“馬九皋”。兩個名字差這麼遠，也是一景了。
同許多偉大的藝術家一樣，盡管他們的作品數世紀來為人傳誦，美好，有底子，可觸摸，但他們本人的身世卻鮮為人知，遠神遠骨，如同虛境，如同站在雲上。他也是這樣。
他正史無傳，孫楷第《元曲家專略·續編》考之生平：“薛昂夫本西域人……其漢姓馬，故又稱馬昂夫……其號曰九皋，故又稱馬九皋。”但他的作品足當得元曲裏最雋美的珠玉。
從曆史分期看，他屬於元後期散曲家；從元散曲發展階段劃分，他又屬於元散曲鼎盛期作家。因為明人治元曲，胸中橫亙著一個夷夏之別的正統觀念，所以他很少為人提及。《錄鬼簿》中也不見他的名字。明初大曲論家朱權在《太和正音譜》中將他一人的三個名字誤為不同的三個作家，一曰“馬九皋之詞如鬆陰鳴鶴”，二曰“薛昂夫之詞如雪窗翠竹”，三曰“馬昂夫之詞如秋蘭獨茂”……看看吧，連理論家的記述都這麼亂，在民間其人其曲就更鮮為人知了。連袁行霈老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對他也隻字未提。這不公平，可是似乎也毫無辦法。
一般說來，一個人文字的氣質是秉承了他（她）那個人的氣質的，他自己本身就如“鬆陰鳴鶴”、“雪窗翠竹”和“秋蘭獨茂”。在元代最有影響的文人之一趙孟筆下，他是這樣一個人：“昂夫，西戎貴種。服旃裘，食潼酪，居逐水草，馳騁獵射，飽肉勇決，其風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筆硯，讀書屬文，學為儒生，發而為詩、樂府，皆激越慷慨，流麗閑婉，或累世為儒者所不及。斯亦奇矣！”
能得到當世名儒的評價已屬不易，且評價如此之高，足見他漢文化水平之高，早已融入華夏文化的淵流中。優越的出身環境，高貴的身份地位，橫溢的才華展示，騰達的仕途之路，這一切沒有改變他心中積存的隱逸之願。他雖然出身“貴種”，但並沒有給他帶來絲毫的驕矜和矯情，相反，卻決定了他的“避世玩世”思想的基點與普通人的差別——他“避”和“玩”得更徹底。他真心地討厭至極自己的出身，而不是裝的。像紅軍革命時背叛了自己的階級的公子哥兒一樣，他背叛了自己金籠子一樣的階級，以及相應的人生觀，投身了革命——他革了自己固有的命：他先為天下謀，不做玩樂公子哥兒而出仕勤政；後為自己謀，辭官去大山裏修持了，帶著一身恬靜而奪目的光輝。
事實證明，他的“革命”是成功的。在他八十多年的時光裏幾乎沒有遭受社會大動蕩的磨難，且一直官運亨通，基本上沒經曆什麼宦海風波。他在任上時兢兢業業，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友人唐元所寫的組詩《餞馬昂夫郡候赴池陽》中，我們看到他躬民敬業的影子。“飽腹蓬蓬民有飯，中流渺渺濟逢航。循良傳裏無多事，勸學劭農德意長。”元曲作家裏，這麼正直、敬業還平安、安逸的真不多——往往是正直必不平安，敬業哪能安逸？
另外，他任衢州路總管時，辦了兩件大事——興修水利、重建華豐樓，為此贏得了老百姓對他的廣泛讚譽。他到任一年便將三十年來百廢待興、民不聊生的衢州治理得百廢俱興。
這一段文字所記述的他的言行，竟含有預言的意蘊。他擔心身後不被理解，不被承認；害怕歲月會使名字侵蝕，以至於“禱祀天地，遍曆百郡”。他在任上所做的一切，正是為了他所擔心的，他自己的民族和與之相處一生的漢族，是否能站在同一出發點上來看待他傾盡畢生精力所做的努力和追求。其實，元朝為官的文人基本都存有這樣的身後焦慮。譬如他的朋友趙孟，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可以說他的先後是相互矛盾的，強烈的厭倦情緒和隱逸思想和一路青雲的仕途和輝煌業績，正構成了一對矛盾體。在各民族大融和的過程中，他既是其中一分子，飽受這種融合帶來的陣痛，在文學、思想方麵大踏步地向前；又能跳出這一圈子，以高瞻地眼光看到了這種融合地進步性，並努力促進。
由此帶來的人生觀的矛盾，進而達成了他後來在理性上對隱逸思想的接受，由此影響著他對人生的理解和人生態度的選擇。因此，他的散曲便更多地具有理性的色彩。在他的感悟中，否定、嘲弄一切傳統的觀念，批判、譏刺一切非自由的人生成為最突出的主題。他那時正和一幫誌同道合的朋友擔心著元文學的走向。他們一邊寫著天真自然的散曲，一邊懷疑著用字粗放的自己，同時，嫌惡著入主中原的蒙古人。
現在一分為二地看，他和他的朋友們也有點多慮了：如無市井小民和少數民族外來文化，隻憑養尊處優已久的漢文人，又哪裏會有元曲？中原文化是通過元曲，才進入了一個嶄新境界。你知道，騎馬民族而習詩詞的，筆下往往格外清新，一切仿佛都帶著遠意，別有一種氣象，如後來的納蘭容若。這個話題忒大，也難分高下，暫且不表。
想來任何人都每天需要麵對無數欲望顛沛，若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堅韌，遵循品德和良知，潔淨恩慈，並以此化成心裏一枝子清簡的鬆、竹或蘭花，即使不置身幽深僻靜的山穀，也能自留出一片清淨天地。這是他，一個掙紮於隱與仕之間、矛盾重重的少數民族士大夫不追名逐利的原因——他最終決定尋求的隻是道，就是我們生於斯、回歸於斯的那個“無”。越素的花越香，在請老還鄉後，他懂得了這個道理，因此，世界繁茂蕭索，對他已經沒有了區別。
也正因為如此，他現存的六十多首散曲，內容多是詠史懷古、描摹藝術，也有一些寫景紀遊的作品，多表現其超曠誌、閑適懷，而沒太有男女之情之作——跟他那個人差不多：敬君子，恤小人，總之，絕不喜極也不忿忿然。打眼望去，他的文字個個都像是窗台上開的清晨帶著露珠的小白花，太近時不覺其香到何處，反之香卻會一陣一陣襲近並且是要從頭到腳地把人包裹起來的樣子。我們被他敘說著描摹著的那些好句子包裹了，我們也包裹了它們，直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知今夕何夕。
其實，他的長技更見於他的抒情和譏刺——他有一套重頭小令，[中呂]《朝天曲》二十首，是最短悍有趣的抒情歌曲，我個人格外喜歡。在裏麵，他以其真誠坦率、包容寬廣的維吾爾可愛的民族性格，采民間最喜愛的聯章形式，挑選大家耳熟能詳的戲曲小說中人物，反彈琵琶，唱出了渾厚而有諷刺幽默意味的組曲，非但在元代散曲中獨樹一幟，在中國整個詩歌傳統中也算得上別有懷抱了。
這二十首所評說抒寫的人物中有帝王將相、忠臣良將、佞臣賊子、詩人雅士、多情女子、孟母、孝子、神仙，多姿多彩，所吟詠的大部分的人物，都隱含內容深刻的戲曲或小說的故事，靈動多趣，有的還裝載著很濃厚的亡國感傷。其批判精神突破了傳統的“美刺”觀——我國傳統詩學強調“溫柔敦厚”、“怨而不怒”，文學作品雖然可以揭露批判社會，甚至可以批評最高統治者，但不能毫無忌諱地揭露批判，也隻能“主於文辭而托之以諫”，即不能直言其過，隻能和顏悅色地微言諷刺，情緒可怨而不可怒。這樣做的目的，就在於給統治者留些麵子，不要使其過於難堪。他卻直接做了那個孩子，脫口而出，說出了皇帝的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