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梅花。也說宋詞。
上天在賜下梅花或宋詞之前是很考驗了國人一番的：他隻叫牡丹說富貴，以及詩言誌。當然，也不是沒有其他，譬如《詩經》裏那些野草野花，《樂府》裏那些憋著一股子相思邪勁的閨情。也不是不好，隻是那些花朵和詩歌在抒情性上都開得三三兩兩不盡興。從先秦到漢唐，也就這麼過來了。
可是到了宋朝，她們開得太多了，多得簡直豈有此理，多得我們回望之際隻見著梅花和詞，看不見人。每一平方米都開得如同可以呼風喚雨的咒語，成浪成海，不管晴或雨，自顧自倒著濃稠的日光，到處發亮，自在飄浮……她們把整個天空都開成了一株巨大的梅樹。
來來回回看梅、愛上她的，都是那些身兼數職的詞人們……宋朝重文，朝廷要員裏，“文章太守”很有幾個，他們一邊處置公務，一邊言情——詞言情。整個大宋王朝以及它所擁有的那些詞人們的氣質好像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而梅清貴，略如其詩——對啊，詞是詩歌的一種啊，就是那種長長短短、可以譜上曲子唱出來的詩體。
梅或詞，都美得像神。
過去了這麼久，宋朝的梅花還在開，還沒有學會跟隨其他的花朵，一點一點變了心腸——那一年冬季，在杭州做公務采訪，到西子湖畔，一路上，看到的依然都是梅花，她在我的車後鏡中依然如凡·高的《天空》一樣翻湧，動人心意。也使我確認：這仍是我心中的花朵，而不是穿越而過的某個村鎮或田野上搔首弄姿、桃之夭夭的冒牌貨。看到梅，我心安靜，就像讀書的時候點香安神，讀一會兒抬頭看還有半支，再讀一會兒再抬頭看還有……煙在徐徐飄搖，香炷上有似有若無的一點灼紅……
說起來，梅花最早入詩應該是在《詩經》裏的抒情詩《召南·摽有梅》了。其實，《詩經》裏還有幾處寫到梅的詩句，但多是寫梅的果實，和梅花沒有多大關係。魏晉以來，梅花才作為一種普通的、常見的花木，開始為人們所欣賞、種植。南朝鮑照的《梅花落》應是現存最早詠梅花的詩作。詠梅文學有了這一開端，到了隋唐五代便得以持續發展。唐初的詠梅作品也並不多，並且沿襲著南北朝的風格，停留在吟詠庭園梅樹的狹隘中。而宋朝的詩人乃至宋人，一窩蜂，幾乎全愛梅愛到癡——誰沒有寫過梅花，誰就被開除出了詩籍和宋籍。梅是宋朝詩人心目中的大眾偶像、玉女領袖呢。
最大的一枚梅癡就是他了吧：他才不要她做什麼大眾偶像、玉女領袖，愣是在人家眼皮底下不顧頭臉把她扛在肩上，搶回了家，小心藏好——他別了錢塘故居，以賣畫為生，在江淮各地流浪，一直流浪到了西湖孤山下，蓋間小茅屋，開始親手種植，不停種植，竟至形成了環屋三百六十棵、蔚為壯觀的一座梅林！有人見他孤苦，好心執柯作伐，介紹女人給他認識，他不問青紅皂白，一概謝絕——他將自己認成梅的丈夫，愛她，照料她，還將梅林裏飛著的鶴取名“鳴皋”，一心把它當成和她愛情的結晶去飼喂和呼喚。在秋末冬初，他頂著霜降，忍住大寒，親手采集衰敗的野草，編織草簾，再一點一點、不辭辛苦，用草簾將每棵梅樹細心包圍，像給她們換上漂亮溫暖的衣裳。春天一來，他就細心地為她們捉蟲、鬆土、澆水、施肥；梅子熟時，便將每一株梅樹所結梅子賣得的錢，包成一小包，存於瓦罐之中，每天隻取一包以為生活之費。等瓦罐內的存銀空時，正好又是一年，新梅熟時再兌錢入罐。種梅、賞梅、詠梅，成了他生活中最為快樂的事。他賞梅，不喜歡美酒助興、佳人佐歌，認為那反而糟蹋了梅的雅潔和不從俗流。因此，他總是獨遊清賞。在他看來，梅花疏朗蒼勁的橫枝最宜映襯在清澈的溪水中；靜穆、冷冽的暗香，最好烘托在朦朧的月色下，如此，才挺出了自己的高貴精神……梅花叢中一眼睇去，他不是最大的梅癡是什麼？也難怪後人說著梅花定要說他了。
他躲起來也並不是懦夫——是懦夫就不會有勇氣在孤山上一待就是二十幾年。可說起來他的一生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業績，隻是在孤山安心待了二十幾年。我倒覺得比起其他大鳴大放、砍砍殺殺，他的這個行為才是大丈夫所為。要知道，安心孤獨是需要大勇氣的，在那場所上嘩然如鴉的倒不必。
人一生中最好的二十幾年裏，他都孤獨著與梅廝守，世俗的紛擾繁雜，通通與他何幹？據傳，他畫技高超，卻沒有存世筆墨；陸遊稱其行、草書法高絕勝人，也未能流傳一二；就連寫詩，他都是從不保留，邊寫邊撕邊丟，如果不是有心人想盡辦法，偷偷收藏了他丟棄的詩稿殘跡，那麼，我們這些俗眼如今連他的片紙也休想見到。隻有他的梅才知道他到底寫了多少，又丟了多少。有人問他：“何不抄錄下來，留給後人呢？”他回答：“我在山林壑穀中隱居，現在尚且不想以詩出名，哪還希圖名揚後世呢？”你我都是作文的人，應該知道把自己的勞動成果信手毀去、不做絲毫的妄想，這有多難！
也正是因為他徹頭徹尾毫不含糊鐵了心做一名真的隱士吧，後來另一枚大梅癡蘇東坡對他大加禮讚，把他奉為了自己的精神楷模，並將他的梅花詩詞當詠物抒懷的範本給自己的兒子蘇過學習。他像極了他自己寫的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一個“暗”字，滿篇生輝。喏，就那麼高標，還低調到零度——俗世是白天，是梅外；而他從身體到心靈，整個人仿佛隻活在清冷的夜裏、攢集的梅中，仿佛含露咀英即可過活。
不娶也罷，不仕卻難。而他躲起來是真躲起來，不勉強，不做作，不裝，立定了不仕的決心——權貴向他求詩，他拒絕，不給一點麵子；鄉紳向他求詩，他拒絕，也不給一點情麵；就連宋真宗聞其名，賜予粟帛，詔告府縣存恤，他也絲毫沒有引以為豪，依然波瀾不驚。難能可貴的是他不拒絕友人來訪，其中，友人位居高位的也不少，譬如丞相王隨，親自到孤山拜訪他，流連幾日不去，每天與他唱和詩詞，十分愉快；還有杭州本地的地方官薛映和李及等，每到他住的草廬，必清談一整天才舍得走。言談間，位高權重的朋友們總是流露出希望他出山、終日相聚的願望，但他這個時候是裝的，裝傻，愣是堅決不理會高官朋友乃至皇帝的暗示和召請，仍舊躲著，在孤山上“畫地為牢”，不入身邊繁華的杭城半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