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太累了，不得不躲到詞裏來休息片刻，小小地喝上幾口，以便進行下一步的抬腳前行。
他先斟上了一杯《禦街行》：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靜寂，寒聲碎。真珠簾卷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裏。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
哦，我們看到，他流淚了——不是沒有忍，忍不住，流了淚。我們聽到了，老人生命裏的苦難與淒愴，當然還有堅持著的美好與想望。詞成為了與他生命可以互相糾纏相依的唯一溫暖。有了詞，他可以獨自走過所有的寂寞與苦難，可以在月清風涼的夜色裏養出一顆柔軟的心。
我們如此訝異，是因為他被稱作史上第一流人物，自然有一派“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胸襟，和一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腸，骨頭一敲當當響，可哪裏來得眼淚呢？在初中課本上讀《嶽陽樓記》時，我們都這樣想。他多麼正義堅強樂觀，都有點像小時候看的畫書上的共產主義戰士了——江姐說：“共產黨員的意誌，是鋼鐵。”他就像一個悄悄活動在宋代的老布爾什維克。
唉，匕首和投槍以及那樣毫不含糊的正大光明是對靈魂和身體的敗壞啊，就連魯迅也說過類似的牢騷話。
人那沒有受到敗壞的心靈應當是自由、敏感、柔軟、優雅的。身體也是。像山巔之上一條心思細膩的小溪。
他是一名戰士啊，沒有理由不做這樣的犧牲：順流而下到生命的下遊，衣不解帶守邊數年，家國安寧，西夏再不敢來，可自己已經心靈疲憊，身體粗糙，早變成了一條渾濁的大河。在墨黑的夜裏，他躺倒來，用淚酒，和了漢字的泥巴，一列一列，建築起座座迷人的渡口，來停泊身心：麵對耳聽“夜寂靜，寒聲碎”，不由思念起“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上片說秋夜寒寂，秋聲寂寥，不在樹間，卻來自樹間；下片寫孤眠愁思的情懷，不僅把用其境，而且自出新意，幹脆、明白、潔淨，感情直接而強烈。這樣的詞，是可以讓時間在那一瞬穿越到遙遠的某個時候，讓我們與他共一種涼熱。
古來借酒解憂為詩詞中常詠的題材，是詩人或中國人就免不得如此。他寫酒化為淚，不僅反用其意，而且翻進一層，別出心裁，自出新意。在這首詞裏他說：“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腸已愁斷，酒無由入，雖未到愁腸，已先化淚。比起入腸化淚，又添一折，又進一層，愁更難堪，情更淒切。那樣一個在政治和文章裏都大筆振迅大聲唱和的、偉大的戰士，不折不扣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說話的、最不像個縉紳的縉紳，回過頭來卻小眉小眼淚呀淚的，叫我們一時憐惜了他。
“眾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詞是一種合樂的抒情詩體，在宋代已進入極盛時期而發展成為一代“獨藝”。有寇準、晏殊、錢惟演、韓琦、宋祁等卓越詞人，風格類似，“詞為豔科”幾成定論，而從纖纖一握的小腰肢，到清新以至豪放一脈，到底還需要他的大力推舉。
提到《蘇幕遮》，一甌看取，不妨兜頭灌下：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都是平常字，淺切圓活，小補丁一樣連綴起來，卻做成了一件人人穿都合適的錦袍。直到元代，《西廂記》將它的前幾句和整個的詞義幾乎直接拿去，魔術師的道具似的，呼啦啦一番手眼身法，變天變地，就將杯酒勾兌成了大江，醉了人無數。
他的第三次大醉，應該就是那一次了，《蘇幕遮》，在杭州。
記得唐代詩人白居易在杭州時，曾經寫下了“江南憶，最憶是杭州”“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讓我們對杭州充滿了渴望。
他到杭州，卻是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欣賞“日出江花”和“春來江水”的。在他的任期內，雖然時間不長，卻經曆了罕見的兩浙路大饑荒，杭州的另一種景象，使他心頭墜石：江花開紅似血，江水流血成碧，看上去都像不止的號啕。當時他在路旁，看到餓死的人橫在路上，逃荒要飯的人摩肩接踵，作為當地最高的行政長官，心裏是在滴血的。
世人本來以為，皇上是看在他多年來抗擊西夏和推行新政的分上，派他到杭州是散散心，養養精神的。哪知這次到杭州，他又是站在風口浪尖上了——這是一個無解的難題。他沒有像以往的地方官員對待災荒一樣，馬上開倉發放，救濟天下的受苦百姓，而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創造性地實施了三項不為常人理解的治荒政策。我們來看看吧，他到底有多麼了不起：
第一條是大興土木，修寺建院，以工代賑；第二條是大力發展杭州的旅遊業。這兩條就是拉動內需，增加就業人員。目前我們應對經濟危機，也是采用同樣的手段。
這樣一種有目的的擴大消費，刺激經濟複蘇的理論，一直到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才被西方的經濟學家所認識。而早在九百多年前，他就已經成功地把它運用於抗災救荒的實踐中，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第三條更為大家所不解。逢上荒年，城裏的糧價本來就在不斷上漲。在他發布新的政策前，城裏的糧價是一百二十一鬥，他張榜把糧價抬高到一百八十一鬥。這樣一來，源源不斷的糧食從外地分陸路、水路向杭州運來，糧食奇缺的情況馬上得到了改善，而且還有很富裕的囤積。接著，他又馬上把糧價調整到一百二十一鬥。他的這個措施有效地解決了運輸問題，同時又遏製了糧價的不斷上漲，保證了城市糧食的正常供應。
這些舉措，本來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卻受到了監司的攻擊。在正義者以自己的身體做火把照亮大眾的道路時，幫閑或乏走狗常常會如此反應，這不奇怪。對此，他心懷坦蕩，卻又感到前景未卜，因為他不是沒有吃過虧——他坎坷的仕途就說明了這一點。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百感交集，寫下了這首題為《蘇幕遮》的不朽詞作，含不盡的意思於言外——你願意把它看成是他借女子口，用我心度她心，做一下純粹的愛情生活記錄也沒什麼不可以。自古以來，詩無達詁，話是不虛的。你怎麼理解著舒服，就怎麼理解好了。也有人認為，像《禦街行》一樣，這依然是他鎮守邊關時的抒懷之作。其實，仔細品嗅，還是少了些硝煙氣的。
較之閨情、旅愁或軍中思鄉，我更傾向於把這一首詞的背景擴大化，這緣於這個人的特異。如你所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傳統文人，幾乎都不自覺地承繼著某種共同的哲學理想和審美趣味。倘若從二十世紀的今天向曆史的域內望去，人們會感到幾千年的中國曆史被一種持久而堅韌的文化氣質所籠罩，而傷春悲秋又是古典文學，尤其是宋詞中表現得最多最豐富的情感——秋天似乎是專屬於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的，這個季節代表了他們的苦痛，也代表了他們真實的人格理想和道德追求，代表了他們的氣質。無論他們怎樣去描寫春天，卻似乎始終不屬於那個萬紫千紅的季節。譬如蘇軾那首著名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雖然寫的是初春，卻籠罩著一種泠然若深潭的秋意，好像女子以袖掩麵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