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神木縣實行了全民免費醫療之後，200９年全縣消費能力比2008年增長了22％。增幅為什麼這麼高呢？因為老百姓不需要攢錢看病、存錢防老了，所以敢於消費了，內需因此而擴大。可以相信，神木全民免費醫療實行下去，內需將會連年擴大，必將刺激經濟持續增長、財政持續增收。
其二，國家的一個課題組，調查了3萬戶小城鎮居民，發現城鎮居民醫保可以刺激消費能力增長5％～９％。課題組的專家因此認為，醫保不是支出，而是投資，是有回報的。
把這兩個事實結合起來看，可以認為，醫保投入越大，消費能力增長就越大，經濟增長的回報、財政增收的回報都會越大。
退一步講，即使財政真的背上新醫改的包袱，也要在所不惜。一個家庭為了治病，不惜砸鍋賣鐵，那麼一個國家呢？公民有病，難道政府不管嗎？事實上，對於大病救助來說，政府確實做得不夠。在都市報和都市頻道，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新聞：患白血病的兒童無錢醫治，患危重病的老農無錢醫治……真難為了那些急公好義、滿腔同情心的記者，他們挖空心思地策劃新聞，在寫作上不遺餘力地煽情，以求更多愛心人士慷慨捐助。若像神木那樣可以報銷30萬元，那麼可以省卻多少記者的良苦用心，可以挽救多少可憐的人！
學不了神木可以學子長
神木，是陝北的一個縣，因煤炭資源豐富而成為全國百強縣，2009年，又因實行全民免費醫療而備受全國關注。神木縣地方財政收入2008年有十幾個億，2009年有二十幾個億，財力雄厚。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一年花了1.2億。
子長，也是陝北的一個縣，為紀念陝北紅軍的創始人謝子長而改的縣名。子長縣也有煤炭資源，2008年地方財政收入5個億，2009年為7個億。子長縣雖然沒有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但對公立醫院實行全額撥款，一年花了2000萬。且看子長縣是怎麼做的：
一、縣政府出麵招標采購藥品，全縣購藥費用下降50％。縣裏按采購價配送給縣公立醫院、鄉衛生院、村衛生站，這三級醫療機構給病人開藥按原價，不準加收1分錢，但是縣財政給予藥價的15％的補貼，對醫院來說，這相當於過去的15％加成。
二、醫院對醫生，過去按處方金額考核，醫生都開大處方、開貴藥；現在按處方數量考核，一張處方不管多少金額，統統獎勵1元錢，於是醫生都樂於開藥效好價格低的藥。
以縣醫院為例，以青黴素為例，盡管藥效好、價格低，但過去一年用不了一箱(240支)，現在一天就用1箱。病人的藥費因此隻是過去的1/3~1/4。
三、公立醫院的大型醫療設備由政府財政撥款購買，醫院沒有還貸之憂，沒有利息之憂，所以檢查費就可以按維持設備運轉的成本價來收，醫院因此一年少收入近百萬元，這都省給了病人。
四、過去對公立醫院是差額撥款，隻夠開一兩個月工資。現在是全額撥款，再加上醫院的合理利潤，二者之和的40％用於醫院正常運行，30％用於工資獎金，30％用於發展。
以上改革措施施行之後，公立醫院的趨利性就改為服務性，靠優質低價的服務來吸引病人。這正是新醫改要達到的目的。
新醫改，神木縣和子長縣代表兩種類型。神木縣代表很富裕的縣，完全可以把老百姓看病的費用包起來，這樣的縣，全國有幾百個，在河南也有十個八個；子長縣代表中等收入的縣，完全可以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這樣的縣，全國有上千個，在河南也有幾十個。然而，卻沒有哪個縣跟他們學。特別是學習子長縣，一年隻需花2000萬，許多書記、縣長們心裏清楚，他們花得起。可是為什麼不願花呢？因為這與他們的政績考核無關，所以誰也不願出這個風頭，甚至可以說誰也不願冒這個風險，所以隻有少數幾個為民理念十分強烈的人，才敢為天下先。那麼書記、縣長們為什麼遲遲不行動呢？觀察家們認為，他們在等紅頭文件。如果紅頭文件鼓勵有財力的縣在新醫改中先行一步，他們就會積極地在上級麵前表現，那時，全國不會隻有一個神木，隻有一個子長。富裕的縣、中等收入的縣先行一步了，中央財政和省財政就可以向窮縣傾斜。等到縣以下解決了看病難、看病貴，城市的看病難、看病貴就容易解決了。連縣財政都可以給公立醫院全額撥款，難道省轄市財政、省財政對城市裏的大醫院做不到嗎？
關於新醫改，專家們能講出一套套理論，政府官員能羅列出一個個原因，所以出台的辦法往往讓老百姓疑慮重重。比如取消藥品加成又增加檢查服務收費，這不是按下葫蘆又浮起瓢嗎？這使人想起1996年到2006年的農村稅費改革。之初，政府不想出錢，改革其實就是權衡人頭稅、地畝稅哪個多收哪個少收；之中，政府願意出一部分錢，改革變成了“費減少”和“費改稅”；最後，政府全額出錢，稅費全免。我老是拿新醫改與免除農業稅相比，因為它們的確具有可比性呢！這樣的改革都是政府出錢的改革，改革的快慢決定於出錢的多少，什麼時候出錢出夠了，改革就成功了。當然，這是簡言之，操作起來卻是很複雜的，但是本質就是兩個字：出錢。
關於新醫改，缺乏理論色彩隻是一個勁呼籲政府出錢的草根言論可不少。對也不對？感謝陝北的子長縣，子長縣的做法讓事實勝於雄辯。
試論為“新醫改”征稅之不可
南方一個富裕省份的衛生廳長，給政協提了一份提案，叫《開征“公共衛生基本醫療服務保障稅”，建立穩定長效的醫療衛生投入保障機製》。這個稅，媒體簡稱為“‘新醫改’稅”。
為什麼要開征“‘新醫改’稅”呢？廳長解釋說：政府投入占衛生總費用，我國低於18％，美國為46％，泰國為56％；新醫改的關鍵之關鍵是資金投入，每年需要1500億~2000億元，這筆錢可以靠開征“‘新醫改’稅”來解決。
怎樣開征呢？廳長建議，仿照“教育費附加”這個稅，對公司和個人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各加5％即可。
新醫改，人人擁護，為新醫改而征稅，出發點是好的，乍一聽，也應該擁護。可是這裏麵卻有一個埋藏很深的思想觀念的問題。本文試圖把這個埋藏很深的思想觀念的問題連根挖出來，供讀者討論。
容我慢慢道來。稅收是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這是馬克思說的。稅收是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喉命，天下興衰治亂係於稅收之輕重。這是唐代的一個宰相說的。綜合起來，就是說，國家肯定是要征稅的，但是什麼稅該征、怎樣征、征多少，可要慎重啊！古今中外，每一次社會變革都與稅收息息相關。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核心都是賦稅製度的變革。晚清的立憲派、維新派鼓動的社會變革，如建新軍、辦學堂、興工商等，也是靠加稅籌錢才搞起來的。南京國民政府搞財政體製改革，把縣政府作為“自治財政”，讓縣政府自己征稅養活自己，中央財政不給錢。這下可亂了，每個縣都絞盡腦汁想稅收的名稱，隻有想不到的，沒有征不到的。各縣的捐稅名稱彙總，竟有一千多種。於是有“國民黨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之說。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是為人民的，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是根本原則。但是，要搞社會變革也是需要經費的，解決經費就得征稅。在改革開放之前，一場場社會變革其實就是一場場運動。就從20世紀60年代的“社教”說起吧。“社教”的經費來自“農業稅附加”，中央有文件的。就是在農業稅稅額的基礎上，再加征15％。“社教”之後，“文革”就開始了，中央又下了文件，15％的“農業稅附加”繼續征，作為“文革”的經費。改革開放之後，百廢待興，而興辦各項事業都需要錢，於是，各行各業的紅頭文件就下來了，讓基層政府向農民收費興辦各項改革事業，如“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電力人民建”、“人民教育人民辦”……從1９86年以後，農民負擔的這費那費越來越重，這些費實質上都屬於“地方附加稅”，“教育費附加”就是這個時候開始征收的。長達20年的農民負擔問題，直到2006年全部免除農業稅和各種收費才最終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