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鄭和航海的第三個類型的文學創作存在於民間文學中，如魯班爺顯靈助造寶船，胡釘角巧鑄寶船鐵錨，李海得寶等等。相傳當年打造寶船的地點選在了江寧草鞋峽，而造船用的木料卻存放在南京附近的龍潭鎮。永樂皇帝命令開工的日子是九月初六寅時，可到了八月二十日，木料尚未起運，急壞了造船人。結果五台山清涼寺的碧峰長老趕來，先把皇帝官吏戲弄了一番，然後興起江潮，按時把木料衝運到了草鞋峽。這些故事生動曲折，樸質無華，保留著濃鬱的世俗民間氣息，讀來頗有趣味。
中國古典海洋題材小說之翅楚，應當說是明代淩初的《轉運漢巧遇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
淩初，字玄房，號初成，浙江烏程（今湖州）人。曾任上海縣丞、徐州通判等小官，其思想與當時進步思潮相吻合，作品成就較高。他在這部小說中寫了一個叫文若虛的青年人，原本是一介書生，後做買賣總是虧本，人稱“倒運漢”。這時，他結識了海商張大，張大答應帶他到海外一遊。與張大合股做生意的海商們因為航途生活枯燥，也同意文若虛這個能說會道的人上船，以解寂寞。文若虛無本販番，隻買了一筐名叫“洞庭紅”的桔子帶到船上。船隻出海，到達了南洋吉零國，偏巧島國的人從未見過桔子，於是文若虛靠這筐桔子發了財，得銀子八百兩。歸途中，文若虛無意中撿到一隻大烏龜殼，他起初隻想帶回大陸當個大床，便拖上了船。船隻又航行到福建海濱，波斯商人瑪哈寶偏要花五萬兩銀子買這隻龜殼，最後索性把自己的綢緞店也讓給文若虛供他安家定居。文若虛依言把龜殼賣了，這時那位瑪哈寶才告訴他，龜殼裏有許多巨大的珍珠，文若虛從此定居於福建，成了巨富。
小說是根據《涇林續記》裏蘇明的故事改編的。作者淩初把這個頗似《辛伯達航海故事》的傳奇寫得十分生動，其中有航海生活的驚險與艱辛，有海商們的人情與世態，有海外得寶的奇妙經曆，也有古代商貿交易乃至貨幣兌現的具體描述。它較少神話色彩，幾乎是用白描手法如實地對明代海商生活加以敘述。特別是對文若虛、張大等海商形象的塑造，多獎掖而少貶抑。以文若虛為例，他不重仕途，也不通經濟之道，出洋本屬偶然，但他有心計，心思慧巧；有冒險精神，能隨機應變，所以不斷獲得財富。而他得知五萬兩銀子賣掉的是個無價之寶後，卻也樂天知命，不去計較。他的鄉土觀念比較淡薄，對留在他鄉並不再意，可以說文若虛這個人物是正直、善良、精明的商人階層的代表，這樣的形象在古典文學作品中還是不多見的。
淩初還有一部描寫商人生活的小說——《疊居奇程客得助》，寫徽商程宰不善經商，蕩盡本錢，隻好流落關外，後竟然與海神相交成友。海神以“人棄我堪取，奇贏自可居”的話開導他如何屯積貨物，經商發財。程宰依言靠囤積藥物、絲綢、粗布發了大財。小說之所以把海神寫成一個經通商業的神，是和明代沿海商業發達隱然暗通的。
明代，盡管統治階級推行禁海政策，但東南沿海自由貿易仍獲得了發展。南方資本主義的萌芽，市民階層的壯大，使傳統的重農抑商的經濟思想發生動搖。一些知識分子和官吏中也產生了進步的經濟思想。如明代思想家李贄主張重視功利，發展商業。他在談到在封建社會受歧視的商人時說：“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應予承認、同情和肯定。淩初把這種反傳統的經濟思想體現於藝術形象的身上，他筆下的商人不再是施奸行騙、重利輕諾的傳統形象，而是“忠厚甚”，“不酸腐”的普通勞動者。他們辛苦貿易，獲得利益完全是正當的。這不僅是對商人的褒譽，也是對海外貿易的鼓吹和對重農抑商傳統思想的批判。
以上兩篇小說，均收入到淩初的《拍案驚奇》中。清道光、同治年間，浙江、江蘇頒布禁止淫詞小說的命令，將《拍案驚奇》列入其中，這不僅是因為書中個別篇幅的確有比較露骨的性亂描寫，而且很可能因為書中的內容與包括海洋政策在內的封建政治、倫理道德相抵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