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兄弟：如果你來寫藝術史，你會采用什麼樣的標準？
張強：如果我來撰寫中國當代藝術史，對於上述三個標準，我會盡量地忽略掉。其實，社會影響對於藝術家來說隻是一個方麵，因為出場率和價位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人為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藝術家通過作品所顯示出的別樣的智慧的重要程度。我覺得這才應該是一位藝術史家真正應該看重的。在崇尚操作的時代裏，如果隻按照那三個指標進行檢測的時候，它帶來偽問題實在是太多了。對於批評家和藝術史家來講，除了注意藝術家那些都看得見的影響之外，更應當對其藝術創作的邏輯進行深層的剖析。有時候，藝術家頻繁的出場率和其知名度往往會遮蔽批評家的視線，誤導藝術史家的判斷。
高氏兄弟：這已經觸及到了有關藝術批評的一些問題。你對當代藝術批評有什麼看法？
張強：我記得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發表過一篇文章，在談到批評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藝術家，是批評使他偉大起來。意思是藝術家的獨特的智慧必定要通過批評家的獨特的眼光來發掘。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批評家的智慧、職責和良心。而中國的批評家所缺乏的恰恰是這些東西。一手交錢，一手交稿的交易是司空見慣的事，這個問題根本不值一談，當批評家接過畫家的報酬時，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已經不複存在了。
高氏兄弟：你認為金錢與批評家喪失批評原則是一種必然的關係嗎？
張強：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批評的前提是距離，沒有距離很難有客觀的批評。批評與感情沒有關係，與利益更沒有關係。這應當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批評如摻雜進世俗的私人感情與利益，必然會被謊言所吞噬。我們偶然看到某位批評家為某位藝術家寫的文章，感覺很有見地，但當我們從若幹位不同風格的藝術家那裏看到幾乎同樣的批評文本的時候，我們就不知道是畫家在說謊，還是批評家在說謊了。這顯然是金錢在起作用。
高氏兄弟：雇傭批評的現象顯然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但從整體上來看，當代藝術的發展還是得利於批評。好像在80年代沒有雇傭批評的現象，你怎麼看那個年代的藝術？
張強：今日驀然回首，突然發現批80年代的藝術的鋒芒與純粹性超出了原來的想象。對80年代的藝術，我相信以後人們會有一個重新的評價。
高氏兄弟：總的來說，80年代的藝術帶有一種集體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的文化色彩，90年代的藝術則比較多元化、個人化、現實化。這種轉化在大多數批評家和藝術家看來是一種進步。你不認為是這樣嗎？
張強：我覺得藝術是一種非常理想和智慧化的文化方式。一位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是獨立的、理想化的。盡管我不止一次地批判那種虛飾的理想，所謂的“虛飾的理想”實際上是把理想概念化了。但是，對於生命理想化狀態的追求是人類深層關懷裏麵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並不認為80年代到90年代的轉化是什麼進步。藝術家商業上成功的標誌很簡單，就是多少錢的問題。而藝術上的指標卻絕不這樣簡單……
高氏兄弟：藝術的商業化和金錢與批評的關係問題在90年代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很多藝術家越來越重視商業操作，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張強：正麵的作用就不用談了。我覺得負麵作用比較多一些。譬如藝術家與畫廊建立了一種供求關係後，他就不敢改變作品的風格，改變了風格會直接影響到銷路問題。往往是生存狀況改善了，夢想卻消失了。藝術市場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把握不好的話，會影響藝術家的創造力。
高氏兄弟：你怎麼看90年代的政治波普、豔俗藝術等帶有潮流傾向的藝術現象？
張強：潮流性的東西往往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替換。藝術一旦潮流化就像時裝一樣。我總覺得一種有力的個人化藝術是不需要集體的力量來起哄的。
高氏兄弟：你認為一般來說潮流是自發的，還是批評家總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