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強：藝術家的從眾心態與批評家的起哄都有關係。
高氏兄弟：水墨一直是你比較關注的問題，你認為當代水墨的走向相對於整體的當代前衛藝術的發展是一種什麼關係？
張強：在西方近代抽象藝術大師的作品中，東方筆墨的書寫性往往起到一個重要的方法論作用，揮灑感與蹤跡性對於抽象表現主義的啟發是非常明顯的。而中國本土的抽象水墨卻恰恰是對書寫性的抗逆性反動，淪於製作。我不知道水墨畫家是在反叛傳統還是對傳統根本無知。當然，製作性本身是中性的，在製作的方式中也可以激發出同樣的智慧。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僅僅流於製作的技術層麵，那麼，作品中所堆積的隻是不同的圖式而已。
高氏兄弟：似乎觀念水墨畫家大都相信水墨加上觀念就可以萬無一失了，既傳統又現代，但他們忘了，觀念水墨的起點雖然超向現代，但它所追溯的文化觀念邏輯是指向過去的。加上水墨宣紙材料的製約，使藝術家無法找到準確的當代位置。和當代行為、裝置、錄像藝術相比，後者直接切入了當代生活，而前者在一個自閉的概念內作繭自縛，囿於單一的水墨製作。本來可以借觀念之力朝向個體化發展的藝術家反而在水墨遊戲規則中使自己的創作變成了維護傳統承傳的集體行為。不過，這是一個難以兩全的悖論：要想產生實質性的突破就必須離開水墨，離開了水墨也就無所謂觀念水墨了。
張強：有些藝術家失去了概念框架便無所適從，其實這還是一種想象力貧乏的表現。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水墨藝術家急需要回到零度狀態，回到那種無所傍依的狀態。現代水墨畫麵臨雙重使命，一方麵要對中國畫的發展做出必然的承諾，另外又必須迫使自己進入當代的文化空間，進行必要的前沿探索，這無疑是非常艱巨的。
高氏兄弟：記得在1998年，你作為唯一的男性藝術家，參加了賈方洲策劃的“世紀·女性藝術展”，你是怎麼看中國的當代女性藝術的？
張強：我作為唯一獨立的男性藝術家應邀參加“世紀·女性藝術展”是因為我所設置的一個藝術方案——《張強蹤跡學報告A/B模型》，這個方案包括了我從1990-2000年，10年間我與100位不同身份的女性進行蹤跡實踐的合作。這次女性藝術展中我的展覽主題是“掀開重幃——張強蹤跡學報告：女性主義提示”，其中通過裝置、影像、行為、圖片、水墨等等方式進行綜合性的主題凸顯。我同時還為這次展覽的研討會提交了一篇論文《綿延的滋長——中國女性藝術的新感覺》。在我看來，中國女性藝術也麵臨著衝出誤區的局勢，因為她們一直處在被誤導中。中國女性藝術的特點主要體現在那種女紅式的藝術思維和方式。這是她們不同於男性的感覺方式。我想這應當是東方女性的一個非常有趣的特征。女性藝術的誤區主要體現在被庸俗的象征主義所羈絆。譬如女性畫家畫花，來象征女性器官和女性感覺，用綿軟的材料象征女性對男性世界的包容。
高氏兄弟：男人談女權談女性藝術好像總擺脫不了作為觀看者的男性視線。
張強：我是這樣來理解這個問題的，你們說的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女性在男性的“逼視”之下變得妖嬈性感起來，反而將錯就錯，找到與男性迥然不同的感覺。不管怎麼說，在一個延續數千年的男權社會中，女性開始尋找屬於自己獨特身份的表達方式，無論如何是一種身份的覺醒吧。這裏麵的問題其實很微妙，和我們剛才講到的水墨問題一樣，女性藝術也麵臨著同樣的處境。如果你尋找一種女性主義的身份，就必須要搞女性主義的藝術，這也如同水墨畫家局限於材質的實踐一樣，是一種新的自我限製。
高氏兄弟：實際上，女性藝術的問題並不是孤立的，它與我們討論的其他幾個問題有邏輯上的關係。我們的觀點是，要做一個個體化的藝術家，沒有必要過分強調自己的中國身份；要做一個獨立的女性藝術家，也沒必要過分強調自己的性別身份。過分強調身份屬性都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而且，在身份的期待和認同中，最重要的個體價值就被閹割、被遮蔽了。
張強：對，藝術家不應當被身份所羈絆，被文化所製約。
高氏兄弟：當代藝術家自由撰稿人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