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由1985年美術新潮到現在的人體畫展、中國現代藝術展，美術一再扮演了文化變革的急先鋒角色。然而，由於這種風流更多地展示在文化與政治的情境中，便當然地淡漠了他在視覺層次上的本體建設。
誠然，美術在當代與文化嬗變的關係是不容割斷的。但是，當一批批狂熱的美術青年用“勇敢的犧牲”去無限度地進行“浪漫”之時，那麼，這種實驗和反叛便變得廉價起來。無視情境與自身限製所得到的結果隻能是對行為的反證。
正如“人體畫展”在當今的風靡並不是藝術與學術層次上的，而不過僅在於對文化及世俗的震蕩。當數十萬觀眾的焦點越過圖式符號而指向性別特征時，那麼，美術自身的意義也由此而失落。我們以往一再詛咒藝術被政治所強暴，現在卻要露出廉價的笑臉去媚求於社會文化，這不過是依附的對象變更而已。
“勇敢的犧牲”——如果我們倒頭來對於新潮美術隻剩下這麼一句喝彩的話，那麼，這就真正成為不折不扣的悲劇。杜桑的小便器如果早幾十年進展廳的話，不僅徒增笑料，而且還有可能遭到處罰。杜桑的狡黠不僅在於對所謂“文化”的反動，而且“藝術”的反動，更有對藝術情境的深刻洞悉。因而，在當今中國雖然走馬燈般地更替迭換現代藝術行為，然而，無論其內涵及情景的“現代”都是貧弱的。封閉的情境，前工業社會生態的製約與過急的前衛行為，它們所產生的“現代”便注定畸形的。
也許，在現代，我們更需要從美術本體的圖式上做文章，從藝術的視知覺理論去做深入而有效的探討，而不僅僅再讓美術以過多地負荷文化的麵目出現，從而異化掉視覺藝術的獨立意義。這也許才是真正超越地域文化走向現代的有益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