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愛主義”遺忘的地方
胡平：7000年前，在現在浙江叫河姆渡的地方，一群身穿樹皮的祖先，種出了一種日後被稱為水稻的植物，中華民族由此走出狩獵進入農業。5000年前，在浙江北部出現了一個神秘的部落，玉器是它的圖騰，這些被稱作良渚文化的玉器，至今還作為石器時代的遺傳密碼讓人們苦苦破譯。2000年餘年前，浙江稱為“越”，越王勾踐和越女西施構成了那個風煙滾滾、兔起鶻落的時代裏最蕩氣回腸的故事。白居易先生吟完“能不憶江南”，就是宋代了，嶽飛在此怒發衝冠，仰天長嘯；陸放翁也在此與年青時的戀人不期而遇，喜極悲極，他寫下了千古絕唱《釵頭鳳》。以後，我們就越來越熟悉了：王陽明，黃宗羲，蔡元培，王國維，秋瑾，魯迅，徐誌摩……直到不久前在中央台八頻道播出、拍攝於浙江東陽的《橘子紅了》。西湖，自然山水的經典畫卷。大運河，飽含了曆史文化的底蘊。浙江——魚米鄉，絲綢府，風月地，文物邦，從來是一個令世人向往之地。
許多年裏，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的高速發展在許多人眼裏也是一個謎。
浙江省麵積為10.18萬平方公裏，是除了寧夏、台灣及海南外全國麵積最小的省份。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河穀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稱“。人均耕地地麵積為0.57畝，大大低於全國1.2畝的平均水平，不及全國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一半。礦產、能源資源也比較貧乏，在全國“各省市人均資源擁有量綜合指數”中浙江排隊行倒數第三。
這種客觀上的資源狀況，從兩方麵製約了浙江經濟的發展：一方麵，浙江農業生產在這種土地條件下，盡管農民精耕細作，土地產出量高，但幾乎已經接近了農業增長的極限，很難再有擴大發展的餘地；另一方麵，在礦產能源短缺的條件下，浙江又無法成為全國性的重工業發展的基地，在全國工業生產中也很難有浙江的一席之地。如果沒有別的優勢，大量增加資金投入也不失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但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政府是根據國家發展戰略來進行社會資源配置的，在“一五”期間，國家出於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戰略以及準備要和台灣打仗戰的需要，把主要的資源配置到那些自然資源相對豐厚、地處內陸的省份，沿海的浙江被擠去了計劃經濟的邊際地位。
“一五”時期，國家對浙江省的投資僅占全國投資總額的0.84%，直至1978年，浙江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154.3億元，僅占全國的1.6%，以人口平均計算，列全國各個省份的最後一位。處於前線位置的溫州更是少得可憐，從1949年到1981年，國家的固定資產投資總共為6.55億元，平均每年隻有0.2億元。改革開放之前，浙江的工業生產在資源型和投資型方麵顯得相當薄弱，浙江經濟在資源與體製的雙重約束下，不可避免地陷於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似乎神力襄助，天目頓開，金手所指，浙江經濟很快讓世人刮目相看！1979—1997年，全省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3.6%，比同期全國年均增長率高出3.8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實現了翻三番，經濟總量由改革開放之初的全國第十四位躍居全國第四位，僅次於廣東、江蘇和山東；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10515元，也居全國第四位。1978—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指數位居全國第二位，其中，第二產業國內生產總值指數位居第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指數位居全國第二位。
還必須充分注意的是，浙江的GDP值是可以算到的，這是按區域統計的。可還有一個GNP值是按人算的，浙江人在外地辦的企業遠遠超過外地人到本省來辦的，所以這個GNP值沒法算，但肯定是比GDP值高得多，因為GDP值是隻有在浙江辦的企業才算入浙江的GDP值。廣東的GDP雖然看起來比浙江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香港等地的外資，按人算這不應該算廣東的，因為這些財富不是控製在廣東人手裏。而浙江雖然有很多人在外地辦企業，但財富卻是實實在在控製在浙江人手裏，但這個非常難統計，各省市一般不統計這個數據。經過20餘年的發展，浙江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從1979年到1997年，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7.3%和9.5%。到1997年，浙江全省多數地區城鄉居民已提前基本實現小康。浙江老百姓的存貸款比例在全國也是很高的，存款大於貸款，每家銀行的總行都會把浙江支行的貸款調劑到其他地方去放貸。到去年末，浙江民間資本的盤子已達5000億元，其中有3500億元滯留在銀行。
浙江真是跳遠高手，一路壯懷激烈又不吭不哈中，從改革開放前最多是中等經濟發展水平一躍為當下中國的經濟大省。當它的鄰省——人口也是4000餘萬的江西，在2000年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仍低16個百分點，大抵上還處於農業社會時，浙江的第二和第三產業在全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達85%以上，經濟社會結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開始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浙江還是體操王子，以市場為木馬玩起了托馬斯全旋，讓國人如走山陰道上目不暇接，歎為觀止。比如一個名副其實的資源小省，就是在不多產羊毛的地方辦起了羊毛衫市場，在不多產棉花的地方辦起了輕紡市場，在不多產牛皮的地方辦起了皮革市場，在不多產鋼鐵的地方辦起了五金市場，在不多產木材的地方辦起了三合板市場……僅義烏這個當今中國最大的小商品市場，一年的成交額就近200個億。抗戰時期有一首能將中國人的血點得著火的歌“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今日浙江人可謂篳路藍縷開辟出的市場遍及國中，乃至開去了歐洲、北美、南非、阿富汗，這市場真是給浙江人造出了太多太多的東西，其中最響亮的又當屬“浙江”這兩個字的品牌。
馬年春來早。春風吹得桃紅如霞，柳綠似煙，新葉在攢擁，老根在發力。在2001年裏，我發現不僅是我所在的城市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中國的不少城市都在變高變大變美。杭州亦然，她將新區餘杭、蕭山攬入懷中，從此杭州春色之美又豁然開朗，更為繽紛深沉。可這一星期裏，我卻未能走蘇堤白堤，看平湖秋月，賞曲徑風荷；也沒去餘杭的徑山，品與龍井齊名的徑山茶，或去良渚古文化遺址看那些美侖美奐的玉器……
我此行的目的和全副心思隻有一個——依靠學界同人，探詢浙江經濟高速發展之謎。
談浙江，自然得先談鼇江畔名聞遐邇的溫州。
溫州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開始搞商品生產，初步實行了市場經濟，或雙軌並存，即使在50年代“左”的政治環境下，這裏也沒有完全按“一大二公”的模式運行。
改革開放以來，成千上萬浙江人（尤其是農民）在全國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彈棉花、承包建築工程、理發、補鞋，還形成了“溫州一條街”、“溫州村”、“浙江一條街”、“浙江村”等等。
溫州人對錢幾乎有一種本能的衝動，他們在其他方麵的價值觀可能會呈現多元化，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偏好，但是對財富的不懈追求卻是一致的。
周偉林（複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
如果說浙江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溫州模式為典型代表的，那麼浙江模式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自發的秩序。
從浙江省的實際情況來看，土地確實是比較緊張，生存狀態不是很好。以溫州而言，改革前農村勞動力大約有70%即約110萬餘萬過剩。這些人長期被困在貧瘠的土地上，勞動效率極低，過著貧窮的生活。處於計劃經濟邊緣的浙江人的強烈的自主創新意識，顯然有其植根於現實生存土壤之上的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在計劃經濟的中心區域，由於人們能夠較多地享受原存製度的好處，比如醫療、住房、招工、糧食以及副食品補貼等福利待遇，一般來說，創新意願較弱。而在像浙江這樣的邊緣區域或薄弱環節，由於多數人（尤其是農民）較少享受計劃經濟的好處，一般來說，自主謀生的意願或自主創新的意識往往較強。在意識形態領域極左思潮占統治地位的年代，惟浙江，尤其是溫州和台州最不“安份守己”。
溫州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開始搞商品生產，初步實行了市場經濟，或雙軌並存，即使在50年代“左”的政治環境下，這裏也沒有完全按“一大二公”的模式運行。永嘉的包產到戶聞名全國，而在浙江尤其是溫州實際上實行包產到戶的並非永嘉一個縣，蒼南等地也這樣做。其後不少農村往往是明裏集體統一出工，計算工分，暗裏農民耕作自家責任田。小商品生產也一直小打小鬧地進行，如金鄉鎮“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加工語錄牌、領袖像章。20世紀50年代以來，盡管民間工商業普遍受到抑製，但溫州虹橋一帶的農民仍然采取各種方式進行集市貿易，每市日仍有二三萬人，上市品種達到400多種。甚至糧食的買賣在嚴格的控製之下仍未能根除。永嘉橋頭鎮勞力不到5000人，外出彈棉花者在1962年就有200人，1968年更是高達1000人，而此時外出的勞力共達3000人，已占全部勞力的60%。虹橋仙佯陳村在20世紀60年代末走街串巷賣麥芽糖的占全村勞力的50%以上。
由於當時實行糧油和棉布定量發票供應，在樂清與溫州等地，許多人開始往返於溫州和上海、杭州之間，通過倒賣糧票、油票和布票等謀取糊口的收益。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由於黨政機關受到衝擊，政府對農村基層的控製能力大為減弱，迫於生存壓力而自發進入流通領域的農民越來越多，致使溫州在當時就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而加以嚴厲的批判。
在浙江這些往外走的農民大都是能工巧匠，他們都有專業化分工，而且在某些小商品和產品的製造上各有傳統經濟的支撐，能工巧匠們從生活當中一些很小的、很具體的服務業做起，隨著分工發展以後呈鏈條狀逐步延伸，這些技術很容易延伸到周邊其他地方去，並且這些產品的技術含量並不高，農民很容易學會，轉行快，所以很容易吸納就業，形成市場。如紹興倚借“日出華舍萬丈綢”的傳統經濟，日後大力發展輕紡工業；寧波依托“奉幫裁縫”的傳統技藝，日後大力發展服裝產業；永康利用“百工之鄉”的優勢，日後大力發展小五金；溫州人發揮肯鑽研、善模仿、能吃苦、會經商的精神，逐步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皮鞋、服裝、打火機、眼鏡、燈具、鈕扣、低壓電器、標牌徽章、編織等小商品。現在這些市場的規模都非常大，小的有幾十個億，大的則有幾百個億。它們在全國專業化市場當中所占的市場份額比重都很大，這說明浙江的專業市場已經大麵積向外幅射了，已經形成了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產加工能力，而且營銷還形成了網絡化，其他地方已經沒辦法和它競爭了。
大企業的很多信息是靠研究所或其他機構提供的，而對於遍布浙江的這些小企業來說，市場就是信息員，消費者到這裏來買東西討價還價，什麼東西好賣，什麼款式好賣，出什麼價格，它在市場上第一時間就反映出來了。因為它們是“前店後廠”，如果你需要的話，它馬上就給你生產出來了，這樣的話它總是把握市場的節拍，總是走在市場的前頭，以最快的速度適應市場的需求。香港上市的時裝款式，溫州在一周內即可以生產出來並迅速地投放市場。日本的打火機經過溫州人的學習效仿，溫州產的打火機與日產相比從性能、質量到外觀上都讓人難分高低。
據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調查表明，全省66個縣市區的區域特色經濟廣泛分布在農業、工業建築勞務和流通等各個領域，共涉及工業中的110多個小行業和農業中的30多種農副產品，生產企業有13萬家之多。據精確估計，1996年，浙江66個縣市區的工業特色產業（品）產值占工業總產值37.4%;農業特色產業(品）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39.8%。據不完全統計，當年66個縣市區中特色產業（品）產值超過1億元的區塊有306個，總量達2664億元，平均每個區塊規模達8.7億元，其中產值在10億元—50億元的區塊有91個，50億元—100億元的區塊有13個，超過100億元的區塊有4個。它們對整個浙江的經濟起到了巨大作用。
浙江人有流動的習慣，喜歡走街竄巷做些“雞毛換糖”的小本生意，像義烏以前就有換雞毛的，把回收的雞毛做成雞毛撣子去賣。“敲糖幫”的組織管理複雜而又嚴密，既有傳統的倫理道德秩序，又兼顧現代管理的不少理念，為今天的義烏人管理現代小商品經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我記得在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義烏當時還隻是一個小縣城，開集市還是逢單開或者逢雙開。但現在的義烏足以讓全國刮目相看，凡是做小商品批發生意的人沒有不知道這個地方的。有幾十個國家的貿易組織在義烏有常駐機構，那裏集散了全國各地的小商品，但主要還是義烏本地的商品。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一打襯衣的價格便宜得簡直讓你沒法想象，平均幾塊錢就可以買到一件，想想連買布也不止這點錢，但在那裏就有那麼便宜。上海城隍廟的很多小商品都是從義烏進的貨。現在義烏幹脆在上海福佑路又建了一家小商品市場，它在上海都能占有市場，在全國就更不用說了。義烏還有一個老板私人投資幾千萬美元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建了一個小商品市場……
改革開放以來，成千上萬浙江人（尤其是農民）在全國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彈棉花、承包建築工程、理發、補鞋，還形成了“溫州一條街”、“溫州村”、“浙江一條街”、“浙江村”等等。這正是浙江人（尤其是農民）自主謀生衝動和自主創新精神的集中體現。其中流動最典型的當屬溫州人，他們甚至走到了國外，在整個歐洲都有“溫州幫”。溫州人可以憑一些簡單的手工藝製品生存，把這些東西賣掉以後，買張飛機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幾年以後竟在那裏做了老板。
有學者對北京的“浙江村”作調查，處在社會大轉型時期的浙江農民的土地依賴意識已經急劇減弱，盡管他們對國家政策的穩定性和在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裏生存還抱有這樣那樣的顧慮，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對離開田地做工、經商、上大學表現了堅定的意向，其中為數不少的人甚至做好了隨時遠征、另行開辟新天地的準備。問卷結果顯示，“浙江村”的絕大多數農民都對“農民的孩子應以種田為本”的說法持十分明確的反對態度。同意或比較同意“父母在，不遠遊”的說法的隻分別占總數的7%和15%，而不太讚同的和很不讚同的卻分別達到35%和21%。“浙江村”的農民很願意和願意到一個條件差、風險大，但機會和掙錢多的地方去發展的，分別高達16%和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