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初期，溫州人確實製造了很多假冒偽劣產品，“假冒騙”在經濟過程中時有發生。樂清縣柳市鎮產的礦燈漏電，幾十萬雙溫州劣質皮鞋在杭州市被當眾焚毀，還有假煙假酒假商標等等使溫州=假冒騙”曾被一時傳揚。這不僅大大製約了溫州經濟的發展，而且損害了溫州的形象。為此溫州市委市政府在1994年大力抓了以“質量立市”的全民工程。
有些溫州人對此所作的解釋卻振振有辭。比如說皮鞋，當時溫州的皮鞋價格很便宜，別的地方一雙皮鞋可能要100多塊錢，溫州皮鞋則非常便宜，大概不到20塊錢一雙，而且樣式很好，但是這個皮鞋是紙做的，穿三個月就壞了。那麼人家就說溫州人怎麼賣這種紙皮鞋呢？這不是騙人嗎？有些溫州人是這樣解釋的，你花100多塊錢買一雙皮鞋可以穿一年多，同樣花100多塊錢可以買5雙甚至10雙我們的皮鞋，而且可以經常換式樣，等於是天天穿新皮鞋，成本也降下來了，為什麼不可以呢？
從這歪理中卻可以看出部分溫州人的一種快速消費的理念。在早期原始積累的時候，他們的生產觀念、消費觀念包括產品設計等一整套理念都表現出短平快的節奏。等到完成了原始積累以後，現在溫州很多企業的財富已經積累到相當程度了，產生了很多有幾億、幾十億的私人企業，這時候他們開始考慮建立品牌了。溫州有兩個品牌，一個是地方品牌，即溫州作為一個地方的品牌，就像談到葡萄酒就會想起法國一樣，溫州的電器、皮鞋、打火機現在是比較有名的。還有一個是企業自身的品牌，溫州現在有好幾家知名企業了。
溫州人現在對此看得很清楚。品牌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一開始是很多小企業互相競爭，在這個競爭的過程中有些企業下去了，有些企業則慢慢就發展起來了，到了一定的規模它一定會講究品牌信用，這是恩格斯說過的話。因為對小企業來講，信用和名譽的意義是不大的，但是大企業就不一樣了。這並不是說大企業的覺悟要比小企業高，而是大企業如果賣了質量不好的產品的話，它的損失會很大。具體地說，大企業的生產一般是流水線，流水線的生產質量基本是穩定的，它不可能有意把產品做得不好。假如做得不好的話，那它損失的就不是一雙兩雙皮鞋，而是整個一批產品，這樣它的損失當然大，而且把自己的信用損壞了。大企業隨著自己的實力逐步增大，名譽、品牌的理念也逐步會成為它財富的一部分，此正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
做人也是這樣，窮人是不管形象、身份這些東西的，隻有自己的財富達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會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自己的身份，可以說現在的溫州人和以前的溫州人已經大不一樣了。
我們解釋溫州模式的時候，一是由於人多地少，二是由於技術的原因，能工巧匠多，三是人口的流動性，加上特殊的地緣文化，溫州人還有一點比較突出的就是具有很強的地域觀念，最直接的表現在其語言的特殊性。
溫州以前是崇山峻嶺，與外界相對分隔，居民長期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語言，這種語言其他人聽不懂。有一個很典型的事例可以說明這一點：據說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當時我軍內部聯係的密碼被越軍破譯了，為了救急，前線部隊調用了所有溫州籍的士兵當通信員，直接用溫州話通話，對方硬是破譯不出來，所以說他們的語言很特殊。溫州話連杭州人都聽不懂，現在的杭州話是北宋南遷到臨安建立南宋王朝以後，和當時的本地語言混合而成，它的語言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北方語言組成的，和溫州話根本不是一個語係，因此浙江人自己大都聽不懂溫州話。
溫州人在內部是很講信用的，這和中國農業文明中的地緣、血緣親情有關係，他們非常看重鄉親的關係，互相之間一般都肯幫忙。一個地方隻要到了一兩個溫州人，而且隻要有商機，無須多久便會有幾十、幾百個溫州人來此共謀發展。他們內部很講誠信，通過互相協作產生民間金融組織，有些老太太沒什麼文化，卻可以調動很多很多的資金。在民間的工業發展需要資金支持，而國有銀行隻能支持國有企業不可能支持民間企業的時候，溫州民間就已經在自發地籌資擴大再生產，其間雖經幾次取締和清理整頓，但一直存在，至今仍然十分活躍。
溫州人還有一點特性就是對財富的認識，我看這是中國其他地方的居民所不具備的。有一個朋友跟我講，“文革”時候，有一年過年他和媽媽在菜場上買了一隻老母雞，這時他媽媽說另外還要買點東西，就叫他在街角上稍等一下。這時候有一個路人走過來，這個人也是來買雞的，但是菜場的雞已經賣完了。他就對我這個朋友說，能不能把雞賣給他，並出了一個高價。我的朋友當即就把雞賣給他了。當時我的這位朋友還是剛上小學的年紀，這是他做的第一筆生意，那時候就知道低價進高價出，這裏麵有一個價格差，他寧願放棄對美食的享受也要賺錢。這從一個孩子身上就能看得出來，溫州人對錢是怎樣一種衝動，錢拿在手上的快感比吃東西的快感有時更重要。他們在其他方麵的價值觀可能會呈現多元化，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偏好，但是對財富的追求是一致比較看重的，而且每個人的個體意識很強，他們互相之間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聯係，但是一般遇到錢的問題會分得很清楚，這個錢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怕是兄弟之間都會分得很清楚。因此，他們發展經濟的時候，一開始就對私有產權分得很清楚。
可以這樣說，溫州人是中國的猶太人，他們不會眼紅人家的財富。假如你擁有了財富，他就會爭取比你更富有。以前在《憲法》沒有明確對私有財產進行保護的時候，他們有了錢以後，進一步投資又怕會有什麼問題，於是就爭相造墳，溫州有一段時間漫山遍野都是祖墳，他們造墳也是不甘示弱，你造了一個很氣派的墳，我就要造一個比你還要大、還要豪華的墳。此外，溫州人有錢一般不太炫耀，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財富積累的過程當中還是蠻節儉的。當然，現在溫州人很會消費了，溫州是全國最敢穿的地方，也是穿得最時尚的地方，他們現在也很講究吃。
在製度創新上，一個是發展私營企業，但他們叫“民營化”，再一個是市場化，溫州在全國都是第一。
星羅棋布的商品市場和配套成龍的服務體係成為支撐整個20世紀80年代浙江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動力，並推動著浙江在過去20多年中由一個處於中下水平的傳統農業省份，一躍成為以現代工業為主的經濟大省。
史晉川（浙江省政府經濟建設谘詢委員會委員，浙江省經濟學會會長，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溫州人的思想是蠻務實的，隻要有錢賺，不管幹什麼，他都能去做，肯吃苦。我去年在紐約呆了一個半月，今年過年的時候又呆了一個多月，發現在紐約的唐人街等地方，溫州人的勢頭再這樣發展下去的話要蓋過廣東人了，很多超市原來都是廣東人或者中國其他省市的人開的，但現在那邊隻要是規模大一點的超市都是溫州超市，原來的名稱都是叫“香港超市”、“中山超市”、“佛山超市”等等，現在是“溫州超市”多起來了，還有很多店鋪都是溫州人開的，而且溫州的同鄉會在那邊勢力也是蠻大的，當地華人的報紙經常報道有關他們活動的消息。
我覺得在製度創新上，一個是發展私營企業，但他們叫“民營化”，這個創新溫州在全國是第一。在早先，大批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紛紛戴上股份合作製的紅帽子。溫州的老百姓很會采取各種各樣的辦法，去避開與當時的正統體製和意識形態的正麵衝突，溫州的老百姓很善於做到這一點。股份合作製最早出現可能不是在溫州，因為台州、山東都說自己是第一家，但是股份合作製大規模地做起來卻是在溫州。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溫州的私營企業實際上已基本實行股份合作製，或者說接近有限責任公司製的形式。他們搞這個股份合作製就采取了一種讓官方和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辦法，不至於在當時的氣候條件下顯得太激進。比方說在公司股份合作製的條例裏麵，他們在當地政府和老百姓都默契的前提下，劃出一塊不參與利潤分配的的公積金，有了這個就可以把這個企業定性為股份合作製企業，是集體企業了。這塊公積金在形式上是大家的，可以界定為每個人有多少，還可以隨著企業效益的增長而滾大，但是持有者不參加分紅，也不參與決策。但其實我們都知道，這個公積金說起來是每個職工都有份，實際上還是在控股的那些人手中，他們將來隨時可以抽走這部分資產。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一旦搞規範的現代化企業，隻要產權製度一明晰，這塊公積金很快被那些事實上的持有者分解掉了，一般的工人說起來是股份合作者，但實際上根本沒有辦法控製企業。他們當時把這塊公積金包裝成一塊不能分割的東西，就是為了對外可以說這個企業是集體企業，以一個集體企業的身份站出來官方就好認同了，而且因為戴著集體企業的帽子，在貸款、征收土地、減免稅等很多方麵都可以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所以說溫州人不會去與意識形態發生正麵衝突，我覺得這是溫州人非常聰明的地方。
溫州最早都是一些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個私經濟組織形式，現在這裏麵已經成長出一批現代化的企業，像正泰集團、德力西集團、仁本集團、人民集團、均瑤集團。比如均瑤集團，它是靠做什麼事發起來的呢？就是當時轟動一時的農民包飛機。原來很多航空公司因為票賣不出去，不敢增開航線。王均瑤總裁就提出來由他們公司出錢包航線，最早包的航線是從長沙到杭州。他和航空公司是這樣議定的，比方說你在長沙到杭州這條航線開一個航班，這個航班總的費用他來負責，同時機票的收入也是他的。他隻要保證航空公司開這條航線有一個基本的收入，其餘多賺的就是他的。他現在做得蠻大的，除了包飛機，乘客在飛機上的午餐、飲料也都由他供應，而且還包了其他一些航線。正泰和德力西集團年產值都在50億左右，都是做電器的，原來是樂清市柳市鎮幾個同學合夥辦的一家很小的開關廠，後來分成一廠、二廠，現在是兩家很大的企業集團，而且總部都開始往上海遷了，中壓和高壓電器也放到上海去做。把總部遷到上海去當地政府肯定會有一些看法，但低壓製造這一塊總算保留在溫州，當地政府拿它也沒有辦法。因為人家如果還在溫州的話，高技術人才、營銷人才、營銷渠道、技術渠道、技術創新這些問題不好解決，從企業發展的角度當然應該轉到上海去，因為上海堪稱是當今中國工業的研發中心、營銷中心、行政管理中心，上海市政府對此當然是非常鼓勵，非常高興，那都是年產值幾十億的大集團呀！溫州像這樣在50億以上的集團大概也就是正泰、德力西這兩家了。年產值在10個億以上的則比較多，像仁本集團、人民集團這些都是。溫州現在的GDP應該有1100億左右。經濟總量現在還沒有杭州強，溫州是第三位。排前麵的杭州和寧波原來幾乎是一樣的，寧波稍微比杭州少幾十億。但杭州現在把餘杭、蕭山劃進來了，所以比寧波強，差不多有2000億的GDP值。
溫州的再一個製度創新是市場化。溫州人自己概括是“跑遍千山萬水，講了千言萬語，曆盡千辛萬苦，想了千方百計”，這是對他們早期創業活動的形象描述。繼溫州人之後，浙江人在全國各地簽定購銷合同，進行購銷活動。他們自籌資金，自擔風險，可以說是浙江工業尤其是家庭工業的生產組織者，在生產和銷售之間架起一道橋梁。可以說，如果沒有一大批浸潤浙江工商文化精神傳統的營銷員大軍，浙江省是不可能成為“市場大省”的。
據浙江省經濟信息中心的研究表明，到1995年全省整個經濟市場化程度約為72%，高於全國10個百分點左右。星羅棋布的商品市場和配套成龍的服務體係成為支撐整個20世紀80年代浙江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動力，並推動著浙江在過去20多年中由一個處於中下水平的傳統農業省份，一躍成為以現代工業為主的經濟大省。在溫州從早期的比較原始的專業市場，一直發展到現在用現代市場理念來運作的市場，逐漸用比較現代的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方式去替代傳統的交易方式，過去是現金交易，背著一麻袋的錢去交換貨物，現在是電子彙款什麼的。像溫州這樣由傳統的專業市場已經轉型了的還有不少，如義烏，一是裏麵的一些專業戶現在是生產、銷售一條龍了，而且主要精力放在生產上。因為他們通過在這個小商品市場幾年或者十幾年的經營，已經形成了多種銷售網絡和渠道，不用擔心商品銷不出去了，可以自己辦廠生產產品來賣，不必像過去那樣從其他地方批發這些東西到這裏來賣，這實際上就是市場促進了工業發展。原來擺的那個攤還留在那裏作為展示自己產品的窗口，因為擺個攤是用了不了多少錢的。
還一個變化就是出來了很多人，一些人從裏麵搬出來後自己開專賣店或者開一個門市部，實行品牌經營戰略，市場裏麵留著那個攤位也就是為了方便與老客戶打交道。有的是出來辦貿易公司，他們已從小攤販變成貿易公司老板，和國內國外的客戶廣做貿易。還有一些人搬出來以後，到省外或者國外去開分市場。比如義烏小商品市場在烏魯木齊、蘭州都有分市場，甚至在南非也有分市場了。這些都說明浙江的專業市場已經從傳統的市場組織形式向現代組織形式轉移，傳統的交易方式在向現代的交易方式逐漸轉移，不少地方已經進行電子商務，比方寧波餘姚的化纖塑料、化工產品的一個市場，那裏基本上是通過網上聯係來做生意，它的價格已經成為國內同類化工產品價格的指示器。還有一些市場做得非常專業化，專門賣一種商品……
但這還不是浙江幾千個市場的普遍現象。此外，有一些市場已開始消亡，像永嘉橋頭的鈕扣市場，曾經是亞洲最大的鈕扣市場，現在開始萎縮。永嘉橋頭現在不靠這個市場，而主要是靠小工業，像生產和鈕扣有關的、與服裝配套的拉鏈等小產品。傳統的市場組織形式向現代組織形式轉移，這在浙江應該說是一個發展趨勢，現在開始明顯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