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的規律應該是農民變市民，而且是大量地變成市民。
鄉村地區在向工業化轉移的過程中，一些鄉鎮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鄉鎮卻又是不能丟的。
周偉林：溫州人的創造還有一些。比如中國最早的農民城就出現在溫州龍港，最早對城市化進行探索的也是溫州人。農民有錢了，是還當農民還是變成市民？工業化的規律應該是農民變市民，而且是大量地變成市民。
變市民有很多變法。比如像台灣，當時國民黨到台灣以後，搞土地改革，就是把大量的土地包括地主的土地都分給農民，使每個農民擁有土地。然後通過各種各樣的製度安排，比如入股的方式、土地買賣的方式，使農民獲得了第一筆資金，拿到這個資金以後農民可以投資，可以到城市裏去發展。台灣是通過使農民有錢以後變成市民。但大陸很多土地不是農民的，是國有的，是集體所有的。龍港那個地方最早的時候是這樣做的，一開始就成立了“歡迎農民進城辦公室”。你想成為龍港新城的市民，那你就自己掏錢進城辦企業，不管多大的規模都可以成為市民。基礎設施靠群眾集資，一個平方米多少錢，每戶人家都要出錢。這樣的話就開始有市民社會，很多事情比如政府的規劃、保安措施或者其他公共服務的提供，都跟投資人有關係，大抵由納稅人決定，所以它一開始就有了市民社會的雛形。原來許多人估計要把鼇江南岸一個荒涼的小漁村建設成如今這樣占地5平方公裏、各類企業達1300多家的新型城鎮，至少得20年時間，但龍港隻用了2年，被譽為“龍港速度”。這種城市的模式我覺得是蠻有意義的。
前幾年浙江省的很多地級市在某種程度上還趕不上縣級市，因為縣級市緊靠農民，在社會由農業快速向工業化轉型的過程中，很多農民變成了市民，所以發展很快。現在這幾年地級市也發展上去了，杭州、紹興、寧波、嘉興這些城市的發展都很快，而且用的很多錢也不是來自於國家，而是來自於民間。老百姓有錢了，就來城裏買房，使自己變成了市民，這就是投資移民。為什麼杭州的房價比上海的還高，主要就是因為溫州人來這裏買房子的多，據說他們帶來在杭州購房產的錢達到了200億。
溫州人為什麼要往杭州、有些還向上海移民呢？從縣一級的角度講，本縣人的交易是在縣城完成的，不同的縣之間的交易是在地級市完成的，不同的省之間或者更高層次、更大範圍的交易是在區域中心或者省會這種大城市來完成的，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易則是在世界主要的經濟中心大城市完成的，這是從交易的半徑、交易的內容來看的。為什麼大城市具有這種集聚效應呢？比如，上海學鋼琴的人就有十來萬，有這麼廣大的群眾基礎，世界上任何一個鋼琴演奏家來上海辦音樂會都會有市場，都會有聽眾，而在一個縣城裏麵就不可能有這個群體。大城市還有好的大學，會聚集很多有名的教授，有飛機場，有一流的實驗設備，有強大的工業化設施，有大歌劇院，有許多優質的城市公共服務。不僅是在溫州，浙江的許多年輕人都傾向到大城市裏來，為的是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同時也享受生活。
工業化時代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人口向城市集聚，這樣一來鄉鎮就會衰弱。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區位優勢，又沒有產業依托，沒有市場依托，它肯定會衰弱。比如美國的高速公路發展以後，它的鄉鎮就衰落了，隻要設居民區、居民點就可以了，人們要買大件東西都到人口比較集中的大地方去。浙江的許多鄉村地區都逐步碰到向工業化轉移的挑戰，不管是居民的生活內容，還是人們的居住方式都會有挑戰。
從浙江省來看，現在正在注意以一種現代的眼光來開發這類地區。比如：開發桐鄉的烏鎮就比較成功，烏鎮為古吳越交界處，唐時隸屬蘇州府，宋時曾歸湖州，今屬桐鄉縣，隸嘉興。此地是典型的江南水鄉，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巨擘茅盾的故裏，名勝古跡甚多。那裏一開始修複的時候，搞得商業氣息很濃，現在盡量保持古樸的風情。開發的最高原則是“修舊如舊”，把很多管線如電線、汙水管等等都埋在了街道下麵。人們走進烏鎮，一邊在班駁老牆之間的石板路上拾取種種傳說，在嫋嫋的茶香裏傾聽櫓聲乃，但一邊又可以享受到現代化的生活。現在浙江許多鄉村地區的開發也是這樣。
從現代的眼光來看，城市的工業化生活使得許多城市都是“千城一麵”，都是高樓大廈，人在裏麵呆久了就會厭煩。城市雖然有許多好處，但也有很多毛病，比如：噪音、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相互之間心靈的陌生化，這時候人再回到鄉村古樸的環境裏麵就有一種親近感。從內心審美機製來說，第一步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步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步是“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所以回過頭去看，我們的鄉村地區在向工業化轉移的過程中，一些鄉鎮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鄉鎮卻又是不能丟的，特別是在中國經濟走向全球化、加入WTO以後，這時候越是民族化的東西越有魅力，比如今年特別流行穿唐裝，越是古典的東西越有價值，越表現出它的獨特性。
浙江的民間企業家的創新不是來自於任何官方現成的理論或社會科學研究活動所提供的成果。
浙江民間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在起始階段更像是某種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後的後續效應，隻是到了後來才呈現出新的特點。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乃創造了一個名詞——“父愛主義”。“父愛”多了，人們的精神體能很難不萎縮，相反的情況，則肯定是如《紅燈記》裏所唱“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史晉川：浙江現代化進程啟動以後，是什麼力量使得這一進程得以持續展開，是什麼力量使浙江現代化成為可持續的發展過程？那就是民間企業家的創新。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浙江有效地保障了創新從而使創新成為現實的呢？有一點可以斷定，浙江的民間企業家的創新不是來自於任何官方現成的理論或社會科學研究活動所提供的成果。追溯曆史，我們可以發現：浙江的文化傳統所形成的公共知識，為這種創新提供了“道德支持”。“講求實效，注重功利”是浙江傳統文化精神的一個顯著特征。在浙江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提出過重要的經濟思想和發展經濟的主張，形成了“義利並存”和“工商皆本”的精神遺產，其中南宋以後興起於浙東的事功學派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其代表人物陳亮，特別提出商的重要性：“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一無相通。民病則求之於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藉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龍川文集》卷十一《四弊》）事功學派對經商活動及追逐利潤的肯定態度，解決了中國文化傳統裏義利項背的長時期的心理難題，這一點上位處浙東南的溫州以及整個浙江，比其他省區領先一大步。
浙江自古以來就是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民間有著豐富的關於市場交易的知識。南宋時的溫州，不僅有發達的手工業，還有繁榮的商業，“其貨纖靡，其人多賈”。因為商業的繁榮，北宋熙寧十年，永嘉縣稅場的商稅就已高達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一貫六文，是全國各縣平均商稅的七倍。在南宋的臨安（今杭州），據《夢梁錄》記載，已經出現藥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鮮魚行、南豬行、北豬行、布行、蟹行、油醬行、青果團、柑子團等市場，“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如城南的吳山一帶即是外地“江商海賈”的寄寓地。由此可見專業市場這樣的製度安排早在宋代的浙江就已經出現，長期以來已經積澱為民間的習俗，現在並不需要從頭構思。諸如此類的事例可以舉出很多。從這個意義上說，浙江民間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在起始階段更像是某種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後的後續效應，隻是到了後來才呈現出新的特點。
第三，浙江人的文化稟賦和智力水平極為有力地促進了創新，像均瑤集團包飛機航線的舉動，不僅顯示了膽略，更顯示了智慧。據繆進鴻先生統計，江、浙、滬地區曆史上出的人才，占了全國的68%強，其中曆代傑出人才，江蘇省最多，有484名。浙江省次之，為443人。安徽、福建、廣東、湖南、江西、四川依次排列，均超過100人。近代中國名人有51%強分布在蘇、浙、閩、粵四省，而江蘇、浙江又處前列，這些文化名人掀起的經世思潮、維新思潮、洋務思潮、科技思潮、教育思潮、革命思潮對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產生了巨大影響，功不可沒。再看浙江人發明了風味獨特的黴幹菜，此物的好處一是可貯藏，二是體積比較小，便於攜帶。比如說走街竄巷做小生意或者出去求學、打工的人，一般都很節省，帶一大碗黴幹菜就可以吃上十天半個月，帶上一壇子更可以吃幾個月，他們經常是靠這個下飯的。浙江人大抵就是用這種精神學徒，用這樣的精神讀書，有的甚至一直讀到院士，東陽縣被稱之為“教授縣”，有一戶人家就出了三個洋博士，在錢塘大地流傳有這方麵很多動人的故事。在過去生活很苦的條件下，家裏再苦都是希望孩子讀書，人們常說“把千萬家產移於後代，還不如移之於經”，這在浙江是有傳統的，由此浙江的高考成績曆年都是非常好的。
第四，創新活動中的執行能力，這是創新能否成為現實的決定因素。從頭腦中的構思到現實的行為，要有果敢的舉動和甘冒風險的勇氣。這也是文化積累更為厚實的杭嘉湖地區的製度創新，反而不如在文化上稍遜一籌的溫州的重要原因。有些事情想到了不去做，等於沒有想到。而在某些情況下，勇敢地去做了，才能更多地去想。改革開放前，整個浙江雖然處於計劃經濟的邊際地位，但終也逃脫不了它的輻射，由杭嘉湖平原地區到大半山嶺裏呆著的溫州地區，正是這輻射由較強到極弱的遞減。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乃創造了一個名詞——“父愛主義”，意思是說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對人們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無微不至”的包攬。“父愛”多了，人們的精神體能很難不萎縮，相反的情況，則肯定是如《紅燈記》裏所唱“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第五，浙江人跨地區、省區、國家的流動，有利於創新活動的精神與物質資源的供給，特別是華僑多、分布區域廣的特點，對創新是極為有利的。經濟學家桑巴特曾分析歐洲曆史上最具創新能力的創業家群體發生機製時，曾指出異教徒、移民、受排斥的人最有可能成為創新者。他認為之所以猶太人中企業家比重特別高，就是因為這個民族同時具有以上三種角色。這觀點雖不能照搬來分析浙江，但是其中的道理是適用的。
從1978年以來浙江現代化的區域推進模式來看，思想解放快、舊體製打破較早的地區，農村工業化起步早，發展快，其中以溫州地區最有代表性，“溫州模式”可謂浙江經濟發展模式的精髓。浙江中部金華地區的東陽、義烏等地，紹興地區等也屬於此類。思想較為保守、對舊體製的依賴性較強的杭嘉湖地區和寧波地區，農村工業化要滯後一步。工業化的自然約束較嚴的浙西北、西南地區，工業化進程較為緩慢。因此從區域上看，溫州和台州一帶，由於體製創新活躍和原始積累完成較早，現代化發展的態勢比較持續強勁，其體製的輻射力向周邊地區擴散。另一方麵，浙江中部東陽、義烏等經濟活躍地區的輻射力向西南地區擴散。兩者逐步連成一條線，組成了一條高增長帶，浙江農村工業化中出現的比較出色的企業和企業家，多半集中在這一帶。可以說，浙江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村工業化，主輻射源是溫州，主要輻射帶是浙西北地區和浙西南地區，區域經濟對浙江經濟貢獻率和經濟地位的變化也反映了這種現象。
胡平：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發展的突出表現是來自“計劃外的增長”。1978年至1997年間，浙江國有工業產值年均增長10%。與前三十年（1949—1978）的平均值基本一致，在此期間集體工業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7%，個體及其他經濟成分更以年均60%強的速度增長。
計劃外的增長，無疑是與身處計劃經濟邊際地位的浙江人頻繁的創新活動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從溫州模式中可以發現浙江人的自主創新精神尤其體現在農民身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將浙江這樣一個二十年前的農業大省變成了今天的經濟大省。向來被視為安貧樂道、需要城裏人來躬身教育的農民，為何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浙江大地上風流倜儻地改寫了自己命運嶄新的一頁？顯而易見的原因是，農民享受不到城裏人所享受的諸如醫療、住房、糧食和副食品補貼等方麵的優惠政策，因此，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一直具有較強烈的自主謀生意識。很少聽說有農民因找不到工作去找政府的，不時聽說和看到的都是下崗的國有企業工人在政府門口靜坐……
深層次的原因，讀了美國經濟學家W·阿瑟·劉易斯的《經濟增長理論》一書後（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我有所感悟。劉易斯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對一個集團的岐視會使這個集團在統治階級所不感興趣的方麵顯示出強有力的發展。比如，如果統治階級輕視經濟活動，同時又限製其他集團在統治階級引以為榮的活動——諸如軍事職業、政府或教會——中表現自己，那麼，被岐視的集團就會利用經濟活動的機會，並以此來顯示自己的特色。這馬上使人想起西歐猶太人的地位：當賺錢這種謀生手段被岐視，它幾乎是向猶太人開放的惟一機會時，他們就集中在這一行業中。如果對猶太人的岐視取消了，而且猶太人也可以不受限製地在科學、農業、軍隊和所有比較“受尊重”的生活方式上顯示自己時，他們也許就並不比其他大多數集團更擅長於賺錢了……
劉易斯的上述見解，對於理解浙江農民強烈的自主創新精神頗有裨益。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製下，我國的社會群體可以大致分為體製內社會群體和體製外社會群體兩大類型。由於受阻隔城鄉人口流動的戶籍政策、商品糧政策以及勞動用工製度等方麵的限製，體製外群體成員如農民，除了當兵、上學等羊腸小道外很難轉化為體製內群體成員。但是，當1978年堅冰打破、春潮乍起之後，恰恰是主要成分為農民的體製外社會群體，成為浙江這二十餘年“體製外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
中國的農民，什麼時候也在各自的土地上上演一場威武雄壯的活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