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
胡平：在浙江，企業家們（自然是以大大小小的民營企業家為主）確實形成了一個蔚為大觀、風發泉湧的社會階層。浙江企業家的身上有不少東西值得好好琢磨，比如名震全浙、搞汽車萬向節起家的魯冠球，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時省委黨校縣長班的學員去參觀他的企業，在訪談中他很明確地表示中國不能亂，中國就應該穩定，應該集聚全力發展經濟。接著他又談到第二個觀點——即他的“兩袋理論”：在當今中國，國人的腦袋裏要不斷有新知識裝進去，但是你光是腦袋裏豪言壯語、錦彩華章沒有用，最終還要用人民幣來說話，所以要不斷地創造財富，讓人民得到實惠錢袋飽滿。這是不是一種智慧？是不是一種遠見？在那個敏感的多事之夏，作為私營老板的代表人物，他很巧妙、很理性、很機智地回避掉了可能的風險，同時，很清晰地摸到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這麼一個當代中國的命穴，從而集中精力做好做大自己的企業。
又如最近的“足球黑哨”事件，第一把火點自浙江的企業家。綠城俱樂部老總宋衛平，杭州大學曆史係77屆畢業，後來下海做房地產。據說與魯冠球一樣，他平時對政治不感興趣，隻做自己的企業。綠城誕生並壯大於市場，現在規模做得很大，有十幾個億，在杭州數一數二。當綠城未涉足綠茵場上之前，宋衛平以為足球不過是另一個會旋轉、短時間裏決定勝負的公正公平的市場，但是他一涉足這個領域，很快就發現場上場下有很多黑幕交易。他在選擇說還是不說、要不要有可能為了公正公平得火中取栗的時候，他肯定有過猶豫。其實他可以放棄，員工也都勸他不要管這件事了，還是把精力放在企業上。但他最終還是坐到了央視的攝象機前說：“我可以去坐牢，按照法律該我坐牢就去坐牢。但是這種事情如果我不站出來講的話，那中國的足球就永遠沒有希望。”那些玩天下球迷於一張黑嘴的黑哨們，在其他地方或許能鹹魚翻身，但這回魂斷浙江已是板上釘釘。
浙江出了一個宋衛平，還有現在辦汽車廠去了廣東的李書福，這可能不是偶然的。這表明浙江的企業家已經形成一個有力量的群體，它不但能夠捍衛企業自身的利益，還可以捍衛社會的道德底線。這或許是浙江的中產社會如果說還未形成但終將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
浙江人現在當然是很風光，可當年在全國到處被打擊，趕得到處跑。在“文革”後期，江西還驅趕外流，當時江西叫我們是“外流”。
現在中國大地上每天都在鐵路、公路和飛機上跑的人，其中浙江人一定還占相當高的比例。
應國華（上海宇陽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浙江最苦的時候是改革開放前後的那幾年，人們紛紛出去打工，甚至還有人到北大荒去建設國營農場。浙江人多地少，像我老家仙居縣平均每人一兩分地，多的地方也就是五分地。浙江在起步的時候比江西窮，實際上浙江的起步和江西是分不開的，以前有很多浙江人在江西打工，因為我很早以前也在江西，所以很清楚這些事情。我有個朋友原來在江西做木頭生意，後來在九江被抓起來坐牢了，判了十五年，罪名是破壞森林資源。當時像這樣在江西做木材、毛竹生意的人很多，還有做水缸、香菇、燒木炭生意的，當時這些苦力活都是浙江人在做。原來江西人是很牛的，那時候有自行車是很了不起的，有的生產隊長又是帶手表又是騎著自行車，在他們的眼裏，浙江人是很可憐的。浙江人現在當然是很風光，可當年在全國到處被打擊，趕得到處跑。在“文革”後期，江西還驅趕外流，當時江西叫我們是“外流”。
浙江人的起步大都是從改革開放開始，緊跟了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好政策。1974年春季我中專畢業，學的是畜牧獸醫。我的思想和人家不一樣，念完中專以後就沒有幹原來的專業，而是跟著我們縣裏的一個建築公司在宜昌造橋。一般在搞手工業、做包工頭的這些人當中，有我這種文化程度就算是好的，所以建築方麵的技術我一學就會了。當時我們的公司是屬於集體經濟組織，後來我就開始搞承包，就是說隻要上繳一定的數額給公司，你在外麵怎麼賺公司不管，也管不住你。搞建築一直幹到82年，83年開始就沒幹了，而是去遊山玩水，全國每個地方都跑，就像記者一樣，但我不是為了記東西，就是去看一看，玩一玩。
82年的時候，我手上已經有幾十萬，這在當時可了不得，那時候“萬元戶”就不錯了，所以以為自己這輩子錢花不完，再說那時候東西也便宜。到了84年以後，人民幣慢慢開始貶值，有錢的人越來越多，跟有錢的人比起來我就落伍了，自己一想還得幹，那時候三十歲還不到。
後來又幹了一段時間，辦過無機鹽化工廠，又做“三廢”的回收，收白銀、攝影水、底片等等，拉回浙江加工成產品後再賣出去。比如對白銀水加工，拿燒堿打一打，燒堿要有一定的比例，再用硫化堿像石頭一樣的東西，把它砸碎了放進去攪一攪，就沉澱變成了硫化銀。硫化銀像渣子一樣，用一個布袋裝起來，像做豆腐時擠豆腐渣一樣把白銀水擠出來。這個東西很臭，就像原來染鄉下土布的那種味道，一般人是不願意幹的。我開了一個這樣的小廠，他們收回來就賣給我加工。當時全國各地都有浙江人在搞這個，連飛機上的廢電池、攝像機上的舊銀鋅電池也都回收，這些東西回收來一加工就是銀子，就是鈔票，而且不要交多少稅。浙江最大的白銀市場就在仙居縣，現在縣政府還比較窮，是全省倒數第二，省裏定為欠發達地區，財政在全省雖然落後，但是跟江西同樣的縣比起來不會落後。仙居隻有42萬人口，財政可以用的錢有4個億，在江西過了億就是捷報頻傳了。而且仙居老百姓富，這又是沒法統計的。比如收白銀，你問他收了多少，他說多少就多少，政府收不到他多少稅。雖然現在政府組織了一個白銀市場，通過銷售部可以收到一點地稅，但也很少。據我了解，仙居現在大概有幾萬人在外麵收白銀。
浙江人能享福，也能吃苦。全國油漆方麵的產品很多是仙居人推銷的，他們推銷的油漆起碼在全國占50%以上。所以全國各地油漆的大廠商，現在每年都要到我們縣裏去開春節茶話會，邀請很多推銷員聚一聚。你到全國各地去打聽一下油漆店，好多店是仙居人開的，特別是北方更多。開始廠家對這些推銷員也不是很信任，怕他們拿了貨少給錢或者不給錢就跑掉了，但是做做以後就很信任了，廠家現在都是大膽地發貨給他們，開始要他們花錢去買貨，現在可以讓他們付一部分錢，比如你隻付了十萬塊錢，廠家卻可以給你發二十萬塊錢的貨，有的信譽度高的人，甚至不付錢也能發貨。再比如原來在外地收破爛、賣米糖的浙江人都來自黃岩，現在的黃岩當然是很發達了。這個地方你應該去看看，看看過去在外麵收破爛的那些人現在是怎樣生活的。廣州吉利汽車的老板李書福就是黃岩人，在臨海辦了廠，現在又在上海投資5.3個億搞中華牌汽車。
你到浙江的縣鄉去看一看，就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就是每個縣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的主導產品，像我們仙居縣，原來的主導產品是蝦片，其實就用紅薯粉做成片在油裏炸出來的。還有許多飲料、罐頭食品廠，後來變成到處都有煉白銀的小高爐。現在白銀市場放開以後差價不大，利潤不高，做的人就少了，就改做銀製工藝品。臨海是一個島，條件要差一點，但主導產品是花邊，到處是花邊廠。黃岩是模具，黃岩市路橋鎮一年的財政收入就有10來個億。義烏是舉世聞名的小商品。椒江搞文化娛樂，做卡拉OK機和各種遊戲機。溫嶺一開始是做補鞋機，後來又搞摩托車，錢江摩托車就出自那裏，變成以機械為主。溫嶺還生產小電器，技術力量主要來自於上海，原來是從上海請了一批教授、專家之類的人來，每月付1000多塊錢，現在直接在大學培養，這是市場需要造成的。現在浙江民營企業裏的董事長可能不是大學文化，但許多企業的總經理，副總經理肯定是大學文化，現在是第一代企業家向第二代轉型。溫嶺現在很有名，是一個大的縣級市，在全國百強縣中排在前麵。玉環除了飛機的零件不造，其他像坦克、輪船什麼零件都造，主要就是造機械零件。台州市一個地方就有三個進入全國百強縣——黃岩，溫嶺，玉環。
你還可以到上海郊區去走一走，上海原來像“飛躍”這些品牌，現在都被浙江人買進來，而且上海郊區好多鎮的路都是以浙江的地名命名，如：溫嶺路、寧波路、台州路、溫州路等。另外，江蘇昆山招台商已經招得差不多了，現在主要是招浙江的，搞了幾個溫州開發區，上次還發了邀請函請我去。現在上海很多公司的老板都是浙江人，特別是房產公司多的要命。他們既是建築商又是房產商，市場由自己做，利潤賺回來就歸自己。浙江的象山、上虞、諸暨、東陽這些地方過去有很多人在上海搞建築，89年以後發現上海的房產市場這樣好就轉向搞房產。
現在浙江人在外麵已經形成了氣候，大家擰成了一股繩。我上次到蘭州、銀川那邊去接觸了一下浙江同鄉會，他們在當地確實做得不錯，像寧夏有一幢最高的大廈，叫二十一世紀大廈，是溫州人投資的。寧夏評出的十大傑出青年，其中第一名就是浙江人。北京有一個浙江村，甘肅蘭州也有一個，在西部幾個省會城市都可以找到浙江的同鄉會，浙江各地市在外省也有同鄉會，如寧波同鄉會、台州同鄉會等等。浙江人在外麵比較團結，哪怕平時有意見，但真碰到了什麼風浪，大家會互相幫襯，共度難關。現在中國大地上每天都在鐵路、公路和飛機上跑的人，其中浙江人還一定占相當高的比例。
和以前出去跑的情況兩樣了，現在浙江的形象是無形資產，像在北方一聽說浙江人來了，就馬上想到浙江人有錢，可能是來投資的。浙江人有一個好處，比方說我沒有這麼多錢做一個項目，但我可以馬上籌到資。浙江有好多自發組織起來的民間銀行，這種銀行是朱容基總理下過肯定結論的，說浙江這種模式很好，沒有要國家的錢。在錢的使用方麵，浙江人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就是錢得在周轉中才能生錢。很多群眾，現在連一些機關公務員也這樣，喜歡把錢拿出去放貸款，借給人家，或是通過民間銀行，或是隻要中間找個擔保就可以借給你。將錢存到銀行的不多，即使存到銀行也是短期的，不會長期存到銀行。
浙江人還有一個特點，不甘居於人下，有一點可能都想做老板，沒有錢也想做生意。盡管沒有錢，他會從外地人最不屑於做的苦活累活髒活做起，積累起原始資本。然後會想辦法開個小店，雇一兩個人，好歹也是個老板……
浙江人雖然喜歡往外麵跑，要拓展事業，哪裏能發財就往哪裏跑，但還是有故土觀念的，就是在外頭賺了大錢，在家鄉多少還會有一些產業。雖說我的家鄉仙居可稱是窮山惡水，給人的感覺不是很好，但還是想回去看看。每年過年的時候大家都會回來，這時候你來看停在賓館、飯店門口的小車，全國各地的牌照都有。因為現在都不在家裏吃年夜飯了，都在飯店吃，有的甚至一家人過年那幾天都住在賓館。好多人在外麵賺了錢就回家買房子，所以現在房地產的價格抬得很高。縣城裏麵稍微好一點的地方，一畝地能賣到300萬以上，在黃金地段臨主要街道的地方，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最高的可以賣到140萬。
將在家鄉的產業搬遷走的也不少，因為仙居交通不發達，運費比較高。我有一個朋友是做出口蠟燭的，他需要的原料——蠟燭油、石蠟要從寧波、上海拉過來，然後又將成品拉回上海、寧波去出口。他一年的產值是5000萬，而一年的總運費是五、六百萬，這樣一算當然劃不來，現在他也要把廠子遷到上海或者寧波去，已經在看土地了，所以地理位置還是非常重要的。原來浙江和上海的關係很好，現在有些意見了，因為浙江不少企業都搬去上海。上海現在老是招商引資，而且周邊那些縣市、郊區的土地很便宜，三、四萬塊錢一畝地，並且可以不付錢先用，等你廠房建好了再給錢，所以好多企業而且都是品牌企業，像杉杉、雅戈爾、嘉士達、吉利、德力西這些企業慢慢都搬過來了……
浙江人形式上的東西比較少，政治上的抗幹擾能力也比較強，不管上麵或是左鄰右舍刮什麼風，他們照樣做自己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