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理論界可以討論姓“社”還是姓“資”？溫州模式到底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但在實踐中還是讓大家幹。
陳榮富（浙江大學人文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浙江省的經濟發展在全國來講是比較典型的，因為它的礦產等資源都不豐富，在“文革”前國家對這裏的投入就很少，改革開放以後也不多，外資的投入相對全國其他一些地方來講也不多。浙江的經濟發展是民間推動型的，是靠老百姓自己幹起來的，所以浙江經濟最大的特點是民營經濟，在全省GDP中所占的比例占主導地位，全省大概占70%—80%，有的地方甚至超過了90%。全國各地下崗問題比較嚴重，而浙江的下崗問題不嚴重，特別是溫州一帶沒有下崗職工，那裏不叫下崗叫轉崗，而且似乎都很正常。溫州經濟最大的特點是民營經濟，市場化程度特別高，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一對孿生兄弟，是相得益彰的。隻有民營經濟才能促進市經濟的發展，反過來隻有市場經濟發展了，才能有助於民營經濟的發展，這兩者可以非常好地結合在一起。改革開放以後，浙江人是從很小的生意做起的，從挑著擔子“雞毛換糖”幹起來的。
浙江的市場經濟發展主要是有一種商業文化的支撐。浙江曆史上沒有經過多少戰亂，從曆史上來講它是吳越國，商品經濟相當發達，當時越王勾踐手下一個叫範蠡的謀士，便日後經商成為一個大商人，後人稱為陶朱公。溫州、寧波一帶的人自古以來就有經商的傳統。浙江人普遍能夠吃苦，有很明確的財富觀念，他就是要發財致富，而且沒有限度。他們不僅善於經商辦企業，而且以經商辦企業為樂趣。整個社會對有錢人都有一種認同感，沒有什麼“紅眼病”的事情發生，你有本事賺錢，那我也要去賺！從他們的行為模式來看，功利主義當頭，講究“實幹和實效”，形式上的東西比較少。在政治上的抗幹擾能力也比較強，不管上麵或是左鄰右舍刮什麼風，他們照樣做自己的生意。而且浙江各級政府對自己的功能定位得比較好，過去講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就是放手讓群眾去幹。
我93年以後來浙江親身經曆過幾次浙江理論界的討論，自由討論的氛圍相對來說較好，“扣帽子”、“打棍子”的事情很少聽說。比如對溫州模式的討論，過去就有各種觀點，有人認為溫州就是在搞資本主義，有人認為就是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實踐最後證明觀點正確的人，不會趾高氣揚說“我勝利了”，那些在討論當中堅持認為溫州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也在實踐麵前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有些學者像史晉川，還有我們學校一個副院長，也是研究溫州模式很有名的，他們當時可以說與正統觀點相對，但一直堅持肯定溫州模式。官方對此雖然也會有一些說法，比如：某個宣傳部長有時候也會說這觀點不對，但是從沒有采取什麼行動，還是允許知識分子談自己的觀點。我們學校的那個副院長當時討論的時候是一般的學者，後來還是提拔當了副院長。
浙江的理論界可以討論姓“社”還是姓“資”？溫州模式到底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但在實踐中還是讓大家幹，政府主要所做的事不是用行政手段去幹預市場經濟，它認為市場的問題應由市場自己去解決，市場以外的、市場本身解決不了的問題由政府來解決。政府所抓的工作就是進行宏觀的規劃，比如到哪一年應達到什麼目標。還有就是提供公共產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基本設施，這個問題靠市場是解決不了的，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方麵的建設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競爭性，比如說一條路建好了，誰都可以走，當然誰都不願意投資，因為它沒有回報。所以就要由政府來提供諸如公園、劇院、通訊設備等公共產品，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投資環境。
因為政府的功能定位比較好，群眾又有一個工商傳統作為支撐，所以這麼多年來浙江的經濟發展勢頭不減，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在全國其他地方的經濟出現滑坡的時候，它仍然沒有滑坡，這就表明民營經濟充滿著一種內在的活力，也說明浙江人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現在全世界到處都有浙江人，特別是北歐、西歐這些地方，他們許多人也沒什麼文化，也不懂外語，但他們就是敢到處闖。這就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新興的資產者為了發財敢於冒險，找遍全世界的角落都敢去冒險。
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速度很快，規模很大，收入很高，在溫州百萬富翁是很一般的，很多都是千萬富翁，還有不少甚至是億萬富翁，在溫嶺百萬富翁也不算富，整個浙江有錢的人真是太多了。我認為這裏客觀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中產階級，按我們國家的情況叫中產階級，而不叫資產階級。這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一個中產階級形成的標誌是什麼？就是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人數增多了，而且在產業結構中出現了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型。
我覺得企業家這支隊伍對社會推動作用是相當大的，私營企業家隊伍形成以後，對各級政府的行政行為有影響，因為政府要出台一個什麼政策，要看看是不是有利於經濟的發展，那就要聽聽這些人的意見，甚至要看這些人的臉色行事。所以現在不是有人說，浙江有些鄉鎮裏麵掌權的不是政府，而是一些有錢的主，我認為這未必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為這些人有錢，有能耐，有開拓精神，那麼他可能會看得高一點、遠一點。比如說按傳統觀念去搞企業的話，企業可能會虧錢，而這些人用新的理念管理企業往往會掙錢，企業搞好了，地方的稅收自然就增加了，像浙江這幾年稅收的增長就非常快。前年的財政收入達到了800個億，這是指純利，上繳國家的還不算，有了這些錢可以做很多事情。再說民營企業老板有錢以後，一個人的消費畢竟是有限的。這時他們的資金主要用在兩個方麵，一是擴大再生產，隻要一擴大再生產，社會上就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就可以縮小貧富的差距。因為原來沒有工作的人現在有工作了，可以拿到工資了，貧富差距當然也就縮小了。再一個他們還會投入一些錢做一些社會公益事業。像浙江一些私營老板，對社會捐助過很多錢，比如：捐錢辦教育、辦社會公益事業，這對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也是有好處的。
現在對民營企業家究竟怎麼看？江澤民同誌在2001年的“七一”講話中說他們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三個代表”的提法是在廣東高州講出來的，但在這之前，江澤民和其他一些領導人都來過浙江考察私營企業，浙江經濟的高速發展無疑給他們以深刻印象，他們肯定看到了民營企業對浙江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你說國有企業這麼搞，那麼搞，但投入的錢大多像丟到了無底洞，在總體上總不見成效。浙江的經濟卻沒讓國家費什麼事就發展得很好，而且還解決了很多社會問題。我覺得這個對國家領導人的決策是起了作用的。他們對浙江企業家做過一些調查，發現浙江的企業家在成為私營企業主之前，有90%以上都不是手頭早有啟動資金，他們原來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農民，有的是機關幹部，都是白手起家。他們原始資本的來源有50%以上是個人勞動所得的積蓄，還有的是向親友借的。當然在起步階段對打工人員也可能存在剝削或其他什麼的，但他們的成功主要還是因為自己投入了資本等要素，再一個就是管理。
一個社會如果像浙江這樣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中產階級，那麼整個社會的發展就不一樣，比如說發展旅遊事業，在這裏有很多私人老板投資去搞，國家隻要製定政策從宏觀上去約束就可以了，比如規定要保護好生態，你投資開發的土地隻能占其中多少，要保持多少綠地。一般來講有了這些民間資本的注入，當地的旅遊業很快就會活起來。再比如，農業是政府最發愁的，傳統農業怎麼轉化在哪裏都是令人頭痛的問題，但民營企業投資搞農業，可以加快傳統農業轉成現代農業的速度，至少浙江現在是比較快地朝這個方向轉。有的民營企業也願意投資教育，像浙江的萬裏學院等民辦學校就有不少是民間老板投資的。投資教育應該是非盈利的，至少是盈利比較少，但他們投資辦教育對促進整個社會的教育發展起了蠻大作用。
此外，民營經濟的大量發展，對於形成市場經濟社會所必需的道德觀念也十分重要，比如說現在的道德觀念就是要講誠信。為了誠信，會派生出許多社會的中介組織。因為有的問題市場解決不了，政府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就要通過社會來解決，所以社會就產生了一些中介組織，像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審計事務所、信息中心、技術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技術轉讓等等社會組織。這些年浙江的中介組織發展得比較好，它們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這是市場經濟走向成熟走向完善的一個標誌。
浙江人對解放思想的認識要比其他省區更加深刻，更加切身。這是浙江現代化進程重要的基礎，也是浙江現代化道路從民間邁出的根源。
浙江民營企業家們在經濟生活中的分量日愈加重的同時，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影響也日愈擴大。
史晉川：浙江現代化的進程到底是怎樣啟動的？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複雜。無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是直接的導因，但問題是，同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我國某些省區的現代化進程則不如浙江。由此判斷，浙江肯定存在著一些其他省區所不存在的特殊因素。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浙江現代化的內因，則是浙江民間長期潛存著的物質利益衝動。
改革開放之前浙江的許多地區，地下包工隊、黑市交易、長途販運、高利貸等與當時的體製根本衝突、有著巨大政治經濟風險的牟利行為，就已經普遍存在。許多人曾為此輕則挨鬥，重則判刑，甚至喪命。直至1982年，在當年打擊嚴重經濟犯罪的鬥爭中，樂清縣柳市鎮還打擊了“八大王”。“八大王”實際上是該鎮具有代表性的八大個體經營專業戶。當時7人被判刑，1人在逃，全國通緝。
改革開放之後也不太平，尤其是溫州，由於溫州經濟的特色是以家庭、個體為經濟主體，這一模式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公有製經濟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的數量比例日漸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成分日益上升，迥然有別於“蘇南模式”、“珠江模式”，因此，它招來的非議也屢屢不絕，此長彼伏，引來了一些人對溫州是“資”是“社”的擔憂。隨著家庭工業、個體企業的發展，雇工經營成為溫州經濟又一特色，而且“雇”的數量在日益增加。這“雇”與“被雇”的關係很容易讓人與“資本家”和“工人”關係相類比。馬克思說過雇工超過8個人就是資本家。在馬克思的那個時代基本上是手工業為主，還不是機器大工業時代，生產方式的效率不高，利潤率也不高，他計算出8個人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可以供1個人不勞動，這個人就是資本家了。教條主義者們從馬克思的理論中照搬出來，以“8”這個數字硬往一百多年後的現實生活中套。
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與一支能幹的購銷員隊伍分不開，他們為溫州商品經濟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但由於購銷員隊伍中確有少數“假冒騙”的現象，致使一些人認為他們是“行騙全國、行賄全國、流毒全國”。由於家庭、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使得其分配關係也顯示多種形式，按勞分配、按資分配、按股分配在溫州客觀存在。這些分配方式使得貧富之間的差距日愈擴大，自然又被扣上“兩極分化”的帽子……
為此，自1989年到1991年，國務院和國務院研究室先後三次派出調查組對溫州進行實地調查，每一次調查都形成相應報告，報告中對溫州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狀況作了基本肯定，但這種種揮之不去的非議與責難，還是給廣大實踐中的溫州人以巨大的壓力。
盡管如此，浙江這種體製外的生產和交易從來沒有真正停止過，變化的種子一直在等待適宜的氣候，因而浙江人對解放思想的認識要比其他省區更加深刻，更加切身。這是浙江現代化進程重要的基礎，也是浙江現代化道路從民間邁出的根源。浙江的普通群眾對變化了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所帶來的機會，有更主動迅速的把握，否則就不會有改革開放後小商品生產和交換的迅速崛起。然而，對普通的農民來說，追求物質利益決不是一個需要解放思想的觀念問題，這就像羊要吃草、貓要偷腥一樣成了他們的天性。對於官員來說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追求物質利益在革命的辭典上曆來是被排斥的，長期以來總是和“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掛在一起。因此解放思想對於官員們最為必要，困難也最大。但是浙江文化的柔慧特質和“善進取，急功利”的工商傳統，又使得官員們較其他地區能較快地認同發展生產力的政治目標，越是基層幹部越是能在思想觀念上與老百姓認同。這樣，民間啟動現代化進程所需要的思想基礎很快就確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