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自下而上的現代化發動力量，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民間發動的製度創新逐步突破來自上麵的文字或口頭的限製，導致正規製度規章的不斷改變或修訂。第二，民間自主解決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和其他資源聚集問題。第三，浙江經濟現代化的主要載體是直接或間接的民營企業。
按照嚴格的產權經濟學的原理進行所有製結構的評估，浙江的民營經濟比重早已突破了一半這樣一個公認的公有製經濟占主體地位的界限。這些方麵共同指向了市場化，市場化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強了民間力量的重組。
此外，還有一個在其他省區很難看到因而值得特別指出的情況，那就是浙江民營企業家們在經濟生活中的分量日愈加重的同時，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影響也日愈擴大。許多人當上了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在溫州，私營企業成立黨委都很積極，像正泰、德力西集團都成立了黨委，浙江的民營企業也大都有了黨組織。雖然老板們能不能加入共產黨，有些領導在這個問題上還是猶豫來猶豫去，但自江總書記的“三個代表”講話後，原來是黨員後來去辦企業當了老板的這些人，他們的心已經放下來了，至少他們不用退黨了。前不久我參加台州一個大企業的董事會，董事長就是黨委書記，這可是一個很典型的私營企業，董事會成員差不多都是黨員，而且董事長絕對控股……
更重要的是，浙江的企業家階層對基層政府形成了製約，這種勢頭在九十年代中期已比較明顯。這對企業家來講是很正常的，我這麼大一塊的經濟利益在這個地方，當然要通過參政、議政等渠道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些人可能是通過損害別人的利益來獲得自己的利益，比如與官場勾結什麼的。有個別地方的企業家，憑著幾十個億、上百個億的產值，在當地頤指氣使，整個鎮政府都唯唯諾諾，沒有他點頭，連鎮書記、鎮長都沒辦法當，給人的感覺有些像當年大丘莊的禹作敏。但是對企業家這個群體來說，都會有這方麵的要求，這有點類似於歐洲原來的工商階層、資產階級興起後對君主必然形成一定的製約。這種製約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你政府如果不是服務型的政府，我拔腿就可以走。留住了企業就留住了產值和稅收，留住了它們也就有了政績，對這一點政府是很清楚的。在浙江，對企業家，尤其是對當地的一些大企業，一般的政府官員對他們都非常客氣。他們的實力擺在那裏，在美國的《福布斯》雜誌為中國大陸排出的2000年度50名大富豪中，雖然南存輝被排在36位，但如果將其冠以”正泰“字號的三家公司合計，納稅總額達到了6227萬元，他的排名可大大提升為第4位。像德力西、正泰這種企業連省長對他們都客客氣氣，縣長、鎮長有時到企業去還不一定能見到老總。有一個典型的事情，比如：90年代中期，天牌皮鞋廠在台州是比較大的企業，省委書記要在禮拜六去視察，黃岩市政府要他們企業在禮拜六加一下班，打掃一下衛生，廠長池幼章說：“這不行，現在有《勞動法》了，雙休日要休息！我到省級機關去辦事，官員們什麼時候禮拜天給我加過班？”此人是記者出身，當過小學教師，脾氣比較倔，這樣說了也真這樣做了，結果沒有誰對他怎樣。
浙江農村搞海選，很多地方肯定會被村裏麵那些比較大的經營戶、企業家控製住，自然錢在其中起了作用。能逐年提高生活水平、享受好的公共服務，這對村民來講是第一位，民主權利對村民來講還是第二位，後者當然會服從前者。村裏的集體企業誰來能搞得好？肯定是那些已經成功的民營企業家比原來那些老支書搞得好。企業搞好了，農民的福利就增加了。村裏要搞幼兒園，要辦小學，農民的孩子上了大學要獎勵，誰能拿得出這些錢？也是這些企業家能拿得出錢。村裏要修路，搞環境衛生，要裝有線電視，誰能拿得出錢？還是這些企業家。這樣村民當然會選他，不會選那些不能提供“公共產品”的人。而且，村民都知道，這些企業家當了村長大概不會侵吞集體資產，這些集體資產對他們來說是個小數目，犯不著去損害鄉親的利益，吃飯更不會花公款，這對於他們是九牛一毛。隻要是符合國家《選舉法》的程序，就得承認這種海選的結果必然會把一些能人選上來的有效性。比起原來那些老支書當家的時候，既不提供公共產品，又把集體經濟搞得沒有效益，而且還把大家繳上來的各種費用拿去請客吃飯，賬目一踏糊塗，集體資產不明不白地流失，這要強得多。這比中國農村傳統社會中靠所謂“德高望重”的家族長老來管理一個地方的事務要民主進步得多，比用什麼政治標準、道德標準、家族標準來選人都要好，比上級派幹部下去也要好。出現富人或者稱做能人普遍當政的情況在中國的鄉村將是一個階段性的事情，沒有辦法避免，不能把這看成什麼都靠金錢操縱的“黑金政治”，這兩者不一樣。雖然也可能出現完全靠錢來賄選的情況，但是根據浙江的情況看，如果大規模出現這種情況，能人之間就會產生競爭，也會有製約。對於一個村的選舉，可能你有幾百萬、一千萬資產就可以控製得了，但要控製一個鄉的選舉，沒有幾億的資產是起不了作用的。
隻要讀過歐洲城邦的發展史，就會發現和中國浙江溫州的發展史有異曲同工之妙。
浙江的幹部越是在基層越有市民“草根”意識，越是基層的幹部越是幹實事，在很多方麵和老百姓，和民營企業家們有共識。
周偉林：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在成功了之後，許多人大概會做這些事：自己在外麵發財了，想法把自己村裏的人都帶出來脫貧致富，求得一種精神永續的感覺，所以會出現“溫州村”“浙江村”這種現象。因為這是積陰德的事，讓祖上有光的事，所以他們還要修祖墳，感謝祖上。再有，人到了一定程度就會追求尊嚴，現在溫州人讓下一代上大學的衝動就表現得很明顯，溫州有民辦大學，很多人掏錢讓自己的孩子上大學，甚至出國留學。第一代人是靠吃苦耐勞靠自己的手藝賺錢，但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需要科學管理企業的時候，他們發現憑第一代人那種做法不行了，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讀書，在知識、能力方麵能有所提高。
最後，他們還會在政治結構上有所要求，你注意一下浙江的鄉鎮、村委會是怎麼選舉的？表麵上看起來是一個選舉過程，實際上它建立在商品經濟平等意識的基礎上，不同於其他地方常常是走過場的選舉。商品經濟的規則不是誰管誰的問題，不是一個金字塔結構，而是一個水平結構，每個個體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行為都是以交換的形式來完成，在此基礎上就會有相應的政治製度產生。在農村向城市化、工業化邁進的過程中，居民結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既有傳統的農民習俗，同時基礎又有些變化。但因為有了經營戶、企業家的介入，才常常提升了村委會民主的濃度，後者會就一些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的問題，交全體村民公決，哪些事是有大多數人的舉手可以幹，哪些事沒有大多數人的舉手不能幹。村委會的選舉和運作，我以為在溫州一帶是非常有成效的。村委會是這樣，鄉鎮和縣的政權必然受其影響。
隻要讀過歐洲城邦的發展史，就會發現和中國浙江溫州的發展史有異曲同工之妙。浙江省90%以上是非公有製經濟，在GDP增長中占主要比重，溫州很早就已經是這樣了。浙江其他地方也逐漸在體現這樣的特點，這個特點決定了製度安排的基礎不一樣，國有企業是由政府從上往下安排的，人事任命等整套運作都是這樣，而浙江許多地方是由下往上逐步演進。因此，浙江的幹部越是在基層越有市民“草根”意識，越是基層的幹部越是幹實事，在很多方麵和老百姓，和民營企業家們有共識，這是我長期和政府方麵的人士交往得出的一個經驗性結論。
我還想說的一點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許多實質性的經濟變革，都是在計劃體製的正式規則“名稱”和“形式”沒有變的情況下，浙江人以務實的精神首先在事實上采取了與舊體製、舊規則相衝突的行為，擺脫了舊體製、舊規則的約束，創造了新的所有製關係和新的分配模式，從而得以捕捉獲利的機會。
在個體私營經濟仍受岐視的情況下，浙江的許多個體私營企業就變通地采取了“假集體”戴“紅帽子”的形式；在對股份製、股份合作製以及專業市場等許多製度創新的行為還存在爭議，浙江人就靈活地采取“先生孩子，後起名字”的方式；許多改革還未得到公認時，浙江人就采取“先看一看，不下結論”的政策。比如，在私營企業、股份製企業得不到政策承認和政策優惠的時候，“集體性質”股份合作製也成為一頂紅帽子，被私有企業和股份製企業競相采用。在此情形下，大批的私有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就戴上了股份合作製企業的“紅帽子”。比起一些政府官員的良苦用心來，一些私營老板倒顯得口無遮攔，全國工商聯的一個調查組在溫州發現，在談到股份合作製企業的時候，盡管“政府官員強調它的合法合理與必然性，而股份合作企業的老板在同我們討論的時候，則往往直率地承認自己其實就是私有企業”。在浙江不少地方，政府對股份合作製的“集體性質”的肯定，使大量本得不到政策承認和政策優惠的私營、股份製等企業有了“護身符”；而一旦政策調整、環境寬鬆以後，大量戴“紅帽子”的企業，又紛紛恢複原形，自《公司法》公布後，由昔日號稱集體企業的“掛靠企業”和“股份合作企業”直接登記為有限責任公司……
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裏，不割或不割盡“尾巴”，在個體、私營經濟被指罪為悖逆公有製而可能陷於河決魚爛的絕境時，政府卻對此少為、無為，甚至暗中支持，這需要多麽大的道德勇氣和政治智慧嗬！
胡平：浙江的現代化發動力量無疑是自下而上。但與此同時，有沒有自上而下的力量呢？
浙江的學術界有一個主流意見，由於民間力量的旺盛和直取市場化利益的內驅力之強大，浙江的各級政府對推進改革和推動經濟為主導的現代化隻發揮了次要的作用，或者說在過去的很長一個時間裏政府表現得比較少為和無為。其實，對於那些一時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卻又難以判斷清楚的東西，不予支持也不反對的“無為”是明智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裏，不割或不割盡“尾巴”，在個體、私營經濟被指罪為悖逆公有製而可能陷於河決魚爛的絕境時，政府卻對此少為、無為，甚至暗中支持，這需要多麽大的道德勇氣和政治智慧嗬！
真是有什麼樣的百姓，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而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會有什麼樣的百姓。《老子》第七十六章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柔弱處上。”第七十八章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宋史·地理誌》言浙江時首提“人性柔慧”四字，對浙江文化的獨特氣質可謂一語道破。浙江文化因為“柔”，故不至於枯槁折滅，而能生生不已，柔弱處上；因為“慧”，故能隨機應變，趨利避害，善進取而巧奇技。既柔且慧，故能在新與舊、中與西的種種夾縫中遊刃有餘，頑強而機智地存活，這可以說是浙江現代化進程生機勃勃的直接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