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珠三角看中國城市群
胡平：我與魏達誌先生已經21年沒有見麵，他是我大學同屆不同係的校友，同為地道的南昌人。畢業後他留校，本可以在滬上過著雖有幾分寂寞卻足以讓外地人感到優裕的教書生活。也許因為他讀的是曆史，他太了解在曆史的長河中人生的渺小、短暫，不過是電光石火般的一瞬，他卻偏要追求這一瞬間的飽滿與深刻，在騰挪出盡可能開闊的時空感的同時，也盡量地揮灑出生命的精彩！
留校三年後，他調往深圳特區，不久又遠赴澳大利亞留學，為此耗盡了自己所有的積蓄。回國後，他出現在南中國，一場大病幾乎讓囊中羞澀的他陷入絕境，幸運的是深圳市政府識才愛才，為其支付了20萬元的換腎費用並在北京301醫院成功手術，讓他與死神擦肩而過。老天施他以種種生理與心理上的磨難，終沒能滅他，他卻讓老天刮目相看——一個本科學曆史的人，卻從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的角度，關注特區企業集團的模式構建、體製變革和跨國經營的問題，分別對特區企業集團的對外直接投資、國際技術轉讓、國際融資方式、高新技術發展和外貿體製變革進行研究，其碩果累累引起了社會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原對外經貿大學校長孫維炎教授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他的專著《特區企業集團跨國經營論》由孫維炎教授親自作序，內稱：“它不僅對特區企業的跨國經營具有指導作用，而且對其他各類跨國經營企業都有指導作用。”而這僅僅是他當年住院期間的成果之一。他數十年如一日，躲在深圳的紅塵十丈之外，埋首於書齋裏的那些專業性很強的問題，在我一個外行人看來，其實不過就是一個問題，即今天的中國必須走進世界，融入世界。他的那份執著與激情，可能很大程度上正來自於他早年便洞燭於胸的中華民族閉關鎖國、落後挨打了幾百年的曆史。
此外，他還敏銳地捕捉特區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種種新動向，孜孜不倦為深圳的發展捧出肺腑之言，接受深、港媒體總是有著層出不窮問題的采訪。他因其頑強的意誌與總是藥片隨身帶著的身體的強烈反差，被當地媒體譽為“深圳的保爾”。
其實，我感覺他並不想戴這頂高帽子，他現在搞的是經濟學，他應該比我更懂投入與回報的關係。許是十年前那筆20萬元的手術費以及人們的關愛仍沉甸甸地放在他心裏，他總有一種“欠帳”和“報恩”感；還有，他是一個性格極為謙和寬厚的人，他難得說NO，於是他便像繩子牽著的皮影一樣經常被牽去各種無償或少償的活動中，到了晚上才能坐在電腦前工作，常常有些浮腫的臉上總堆積著難以化開的疲憊……
魏達誌（深圳大學經濟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生導師，民盟深圳市委副主委，深圳市城市化研究會會長）：
香港97回歸之後，很不幸地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等一係列的事件，這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很大。現在香港有相當一部分人屬於低薪階層，每個月的收入不過五千元港幣，這種收入水平在江西可以活得很不錯，但在香港是遠遠不夠的。現在大家都說香港的教授是世界上工資最高的教授，月薪大概港幣十萬元左右，看起來確實是很高，但如果要買一套像內地這樣比較好的、麵積15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得上千萬元左右，幾十年的積蓄可能就要全部砸進去，一方麵是工資太高有損於當地的投資環境，一方麵香港人疲於奔命幸福指數並不高。香港現在的失業率高達8.3%，今天夏天香港有50萬多人上街遊行，據我分析，香港沒有任何一個政黨、社團有如此大的影響力足以組織這麼多人上街遊行，可見市民們對目前的生存狀況很不滿意，經濟滑坡已經開始影響政治穩定，這就不得不令人更加關注。
其中客觀的因素固然很多，但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香港自己沒有轉過彎來。過去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其經濟發展走向聽命於港英政府，其戰略定位亦由英倫本土決定，回歸之後香港經濟轉型太慢，是他們對深圳乃至珠江三角洲的發展缺乏認識，對於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思路缺乏戰略思考，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也是錯失良機。此外，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在思想情感上仍然留戀香港作為殖民地時代的輝煌，留戀那種以中國內地全麵封閉作為慘重代價所帶來的輝煌。
深港融合將促進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並形成自己的特色，將與京津唐環渤海灣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CEPA文件的簽署意味著其創造的模式開創了香港與內地，特別是香港與深圳、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型關係。
香港這幾年經濟不景氣，特別是今年當地官員、財團老板不斷地往北京跑，因為他們開始懂得，香港的發展離不開中央的支持。由於中央尊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一般來說，香港人提出的要求比較容易得到中央的支持，他們向中央要政策比我們更管用。因此，我以為這些舉措既是中央關懷香港的結果，也是香港人民積極爭取的結果——
自2003年1月27日起，深圳皇崗口岸實現全天候通關，成為全國唯一全天候通關的口岸，使深港之間的人流物流實現了24小時不間斷的交流和往來，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評，稱之為“深港合作的一個全新裏程碑”，我也在香港媒體上發表整版文章《深港一體化拉開序幕》。
兩地人士認為，此舉將直接影響深港、粵港的經濟發展，深港經濟合作將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其作用和意義十分深遠：一是將成為深港合作關係曆史性轉折的一個標誌；二是必將產生雙贏與多羸的效應；三是深港融合與一體化是解決香港經濟問題的良方；四是深港融合將會出現世界級特大城市的特征並直接提升其國際經濟競爭力；五是深港融合將促進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並形成自己的特色，將與京津唐環渤海灣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香港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我們無疑應該確保香港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但香港政府與市民必須重新調整視角和心態，以雙向的思維放棄過去那種一枝獨秀的繁榮夢想，勇敢地麵對陣痛，把自己切實地置身於珠江三角洲地區，重新確立自己的產業結構、城市功能、市場作用和區位定位，依托珠三角，使自己成為該地區龍頭城市，以確保香港這顆東方明珠作為世界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交通運輸中心和信息中心的樞紐地位。珠三角也應該考慮到香港是一個中國唯一現成的國際性大都市，要充分發揮其功能，帶動自身乃至整個泛珠三角地區經濟的發展。香港在與深圳、珠三角、泛珠三角的合作中，配置資源的範圍更大，市場的覆蓋麵更大，而首先實現的深港融合將使兩城的經濟輻射半徑成倍地增長。
今年6月29日在香港簽署的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濟關係的安排》是一個裏程碑式的文獻。這個文件的簽署意味著其創造的模式開創了香港與內地，特別是香港與深圳、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型關係，同時也確立了香港作為珠三角龍頭城市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