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京津唐地區相比，珠三角吸引的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很少，因為這裏的人力資源相對貧乏。廣州還好一些，中山大學現在穩居全國高校前十名，還有幾所高校也不錯。但是深圳的情況讓人焦慮，雖然多年來打出了高科技城市的牌子，卻一直沒有像樣的高校群和科研院所。在香港，政府支持的有八所高校，而且支出的經費非常大。為此，我和很多知識界人士都在呼籲當局在這個問題上絕對不能短視，深圳若不發展自己的高校將會犯下極大的戰略錯誤，將來會沒有知識創新源、技術創新源來支撐高新科技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雖然已經引進北大、清華建大學城，但這不是根本的辦法，因為清華、北大首先是北京創新體係中的一個環節，他們與深圳的關係是市場經濟的關係、甲方與乙方的關係，驅動他們行為的首先是在深圳所能獲得的利益，而不是深圳的發展。最近，清華大學辦了一個香港EMBA班，其中要講一天關於香港問題的課程，但在清華大學找不到這樣的人，最後把我找去講課。其實，北大、清華在深圳也大量地使用本土人才。
此外，深圳和香港的教育資源得不到整合，各自為政，勢單力薄而難成氣候。現在看來，深圳以戰略眼光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進行強化投入已經是大勢所趨、大勢所逼，以短期行為謀求長線效益將最終大失所望；同時香港、深圳教育科技資源的優化組合、互通有無、人才往來、協作攻關，也應該立即提上議事日程，這已經不僅僅是教育科技行業自身的需要，而是建設整個區域創新體係、提高整個區域綜合競爭力的需要。
珠三角之所以不能吸引跨國公司的總部和地區總部入駐，則是因為它的市場覆蓋麵太小。如果再不把香港、澳門融入成為大珠三角並把華南的相當部分融入成為泛珠三角，那麼不僅深港兩地跨國公司總部和地區總部難以增加，還會出現跨國公司總部和地區總部繼續從香港遷移上海的現象，因為缺少香港的珠三角經濟總量太少，而缺少珠三角的香港市場覆蓋麵又太小。但如果加上香港、澳門的大珠三角，其GDP則比長三角要多出三分之一，大珠三角的經濟總量即可名列三大城市群之首。據上海財經大學《2003年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中的統計，京津唐城市群10城市GDP為8261.05億元，長三角15城市GDP為15360.8億元，珠三角14城市GDP為7378.58億元，而大珠三角加上香港、澳門GDP則高達21365.46億元。因此，我們可以判斷大珠三角形成之後的經濟總量和聯合優勢將令人刮目相看，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極，中央不可能沒有係統的思考。
城市群對內特殊的經濟效用與對外特殊的經濟職能，使得任何一個沒有依托城市群的城市，不可能獲得獨立的發展。
我以為，要讓京津唐環渤海灣城市群去輻射帶動中國的東北、華北和西北，用長三角去輻射帶動中國東西走向的中部，以珠三角去輻射帶動西南、中南和東南，這樣的區域經濟格局可能更有章法，並能夠緩解中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這也是泛珠三角能夠形成的一個理論依據。
在分析了當今中國的三大城市群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城市群對內特殊的經濟效用與對外特殊的經濟職能，使得任何一個沒有依托城市群的城市，不可能獲得獨立的發展。任何城市的定位和發展戰略都必須瞄準其最近的中心城市或國際化城市。瞄準城市所在的城市群，這取決於中心城市或國際化城市所具有的經濟能量和輻射半徑。在我國，城市的定位以最大的中心城市和所在的城市群作為自己城市定位的參照係已經有不少成功的經驗，如蘇州、無錫、常州等中小城市以上海這個中心城市作為參照係來進行城市定位，所以才取得蘇南模式的成功；同樣，當一個城市緊鄰一個國際化中心城市，如深圳比鄰香港這個國際化中心城市，則必須以香港作為自己城市定位的參照係，現在看來深港的城市定位已經十分清晰。
中國的三大城市群全部位於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這本身就加劇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中國的所謂東部、中部、西部，是根據由西向東，由高到低的地理梯度和經濟發展的水平來決定的。中國要實現共同富裕奔小康的目標，實現經濟發展的相對平衡性，我以為要讓京津唐環渤海灣城市群去輻射中國的東北、華北和西北，用長三角去輻射帶動中國東西走向的中部，珠三角去輻射帶動西南、中南和東南，這樣可能更有章法，並能夠緩解中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這也是泛珠三角能夠形成的一個理論依據。
廣東現在提出“泛珠三角”的概念，可能也是基於這樣一種眼光，當然，珠三角本身也需要城市群的空間，需要產業與市場的拓展空間，廣東提出這樣的概念是非常智慧的。可能在中央的決策裏也會有這樣的潛台詞，我們可以從中國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以來的重大實踐中，看到中央政府對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調控的基本線索和脈絡：
八十年代初，中央有了建立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因此，崛起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等一批經濟特區，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八十年代中，中央要求開放沿海14個城市，因此，中國由南到北發展了大連、青島、寧波、福州、北海等一係列大、中城市；九十年代初，中央吹響了開放浦東的號角，因此，上海迅速崛起為引領長江三角洲走向世界的國際化大都市；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央發布了開發中西部的號召，因此，中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獲得了一個全麵發展的曆史契機；二十一世紀初，中央又與香港簽署了CEPA這樣一個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更加緊密的經貿安排，香港的進一步發展已成必然；同時也使內地特別是泛珠三角地區獲得新一輪的發展機遇。
本人年初提出的深港經濟一體化以跨越方式朝“共同市場”層次邁進，實現人員、資金、商品和服務的四大流通，正在隨著CEPA之後人員進出管製、金融管製、關稅管製和服務貿易管製的鬆動而成為未來的現實，以深港都市圈大麵積地輻射帶動泛珠三角地區的經濟格局正在形成，並為連接東盟自由貿易區奠定基礎，它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總量最大、外向型水平程度最高的一個經濟增長極。因為，泛珠三角地區的GDP總值已經達到34474.2億元，占全國的33.67%，如果再加上港澳1萬多億元的GDP，總量將超過5萬個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