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兼談“精神氣質”
胡平：現在國內外媒體上，關於長三角正在超越珠三角的文字頻頻出現。
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蘇南地區以及浙東北地區，共15個城市，土地麵積99678.5平方公裏，人口7450.55萬人(截止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13740億元。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在內共計14個縣市，土地麵積41698平方公裏，總人口2262.14萬人(截止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6439億元。從幾方麵數字看，兩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從整體經濟實力來考察，在全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中，長三角地區占了10個；在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中，這一地區占有一半。長三角地區的鋼鐵、石化、汽車、紡織等產品的規模、技術水平、品牌優勢等都高於珠三角地區。世界500強企業，已經有400多家在這裏落戶，合同利用外資總數已超過1500億美元。最近幾年，在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該地區正在逐步形成經濟一體化，各地自覺地認識到上海的龍頭老大地位，開始進行各自資源的整合和調配，主動接軌上海，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在外來投資方麵，目前的現實情況是：製造業去江浙，商業服務業去上海；中小企業去江浙，大型企業去上海。這種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為外來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和市場。
從城市化發展水平來看，長三角地區不僅高過珠三角地區，而且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為次中心的城市帶，城鎮體係等級齊全，城鎮規劃質量較高，城市定位比較準確，省會城市和市、縣、區及鄉鎮的規劃和發展都比較協調。杭州市市長茅臨生曾描繪了這樣一幅藍圖：“未來的交通規劃將把長三角地區連成一個大都市圈，晚上住在杭州九溪玫瑰園，第二天早晨乘坐高速列車或是磁懸浮列車去上海金茂大廈上班。”很難說這是玩笑話，但不管怎樣，卻透露出“天堂城市”也甘於在長三角的南翼做一個副中心城市。與此相比，珠三角無論在城鎮的規劃質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發育方麵，都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市場的輻射性也不如長三角。
與浙江、江蘇咄咄逼人的上升勢頭相比，廣東省統計局將廣東目前的經濟發展態勢概括為“總量領先，差距縮小”八個字。這個結論是將廣東與上海、江蘇、浙江和山東四個經濟發達省市去年上半年的統計數字進行橫向比較後得出的。所謂“總量領先”，是指廣東仍占有規模優勢，經濟總量仍居全國之首，尤其是外貿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長20.9%，一馬當先；所謂“差距縮小”，是指廣東經濟增長速度處於中遊，部分經濟指標增速過低，與後來者的差距日漸縮小。
珠三角地區經過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後，原有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已逐步弱化，急待創造新的條件以促進自身的發展——這或許就是珠三角今天麵臨的最大挑戰。與此同時，卻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長三角地區已成為不但是國內、還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發展前景的經濟區域之一，並被公認為繼倫敦、巴黎等之後的世界第六個大都市群。
紅棉如火如荼和杜鵑雲錦般開放的珠江三角洲，總是和“一個老人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圓”連係在一起，總是和情灑江天的《春天的故事》連係在一起。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珠三角幾乎成了“輝煌”、“奇跡”的代名詞。近年來，這一代名詞在許多方麵被長三角奪去，而掀起時下中國新一輪發展大潮的熱風，也多從東方來。這僅僅是在重複著“風水輪流轉”的老話，還是意味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已經由政策、技術與資金決定的淺層麵，的的確確進入到由製度、精神與文化決定的深層麵？
“春江水暖鴨先知”，首先對長三角正超越珠三角這一態勢作出反應的，可能就是台商了。作為同種同文的台灣人，他們比起真正意義上的外商，更容易透過經濟層麵切入並感知長三角與珠三角兩地差異的本質——文化層麵的問題。
以下引自《南風窗》上曹辛先生的文章——
近日，台灣一民間機構公布了《2002年大陸投資環境與風險白皮書》，調查結果顯示：台商對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投資環境的滿意度連續第三年保持第一，其中蘇州為台商最滿意城市；與此相反，珠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廣州、深圳、東莞等城市則麵臨整體投資環境萎縮的問題。
在投資環境、投資風險、台商推薦投資城市三項內容方麵，調查結果是：投資環境最好的前十名城市全由長江三角洲地區囊括；在低風險投資城市中，前九名全部集中在江浙兩省，第十名為廣東中山；在台商推薦投資城市一欄中，珠江三角洲除中山（排列第四），珠海（排列第五）外，長江三角洲獨攬了七座城市，另一座為山東青島。中國大陸台商密度最高的廣東東莞，今年連續第二年被列入不推薦投資城市名單。
與此同時，台灣官方的“經濟部投審會”去年7月公布的台灣對大陸投資分布顯示：廣東的台商投資已連續11個月呈現負增長態勢，從前年8月比較同期負增長11.54%，到去年6月比較同期負增長24.6%。
台灣官方和民間的統計數字如此，實際情況如何？對於珠江三角洲來說，問題又出在哪裏呢？珠三角，該聽聽一番危言了。
東莞台商協會的一位負責幹部向筆者介紹了當地台資企業北遷長江三角洲的一些情況：目前在東莞投資的台資企業中，幾乎所有企業都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建立了分公司，最不濟的也建個辦事處；而且現在這種狀況呈現連鎖反應態勢，一家企業遷走或拆資設立分公司，會帶動與之生產相配套的一係列上下遊廠家跟著走。
這位台商幹部介紹說：大陸台商為何看上去這樣抱團？一是兩岸關係發展不正常，使得台資企業同港資、外資企業相比總是少了一點安全感和政策上的保護，因此需要團結。二是企業在生產上有上中下遊的配套、相互間資金拆借、信息溝通方麵的需要。因此，台商在大陸的投資極具群體性。這個基本特點決定了台資從珠江三角洲向長江三角洲的遷移或者拆資，不會是個體的行為，而是群體的行為。
據透露，除了已經遷走或到長江三角洲設立分公司的企業外，正在計劃遷走或設立分公司的台商，還包括當地台商協會的負責幹部以及當地為數很少的大型台資企業。這樣的企業出走或拆資外地，對當地其他台資企業是有相當影響的。
廣東當地從事台灣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也對這種現象深表憂慮。長期從事台灣經濟研究工作的暨南大學教授陳恩提到了這樣一組數據：按照廣東方麵公布的材料，到去年為止，廣東引進台資共計228億美元，而江蘇省公布的數字是230億，上海是100億；台灣方麵也對此作了一些統計，根據台灣“經濟部投審會”的材料，目前台灣在廣東省的總額為68億美元，江蘇省是45億美元，不過“投審會”統計的數據隻是登記在案的數字，不包括未向官方登記的數字；但台灣《投資中國》雜誌根據大陸各地台辦統計的數字，認為目前江蘇的台資總額實際上已經超過廣東。
陳恩教授認為，大陸各地統計數字都有水分，比如上海前不久曾宣布上海市台資總額為27億美元，可是現在又說是100億；而廣東省在統計上是“隻計生，不計死”，就是隻計算來登記投資和增資的，撤資和遷走的就不算。但對於台資正從珠江三角洲遷往長江三角洲地區，他認為是不爭的事實。目前台資流失最嚴重的地方是深圳和珠海，僅深圳寶安一地就有200多家台資企業完全流失。
事實上，2001年年底大陸官方就公布，蘇州一地的台商投資額就占了台商在大陸投資總額的20%。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台商們厚長三角而薄珠三角呢？根據在廣東從事台商北上問題調研的陳恩教授介紹，一是內銷的需要。中國加入WTO後，為了搶占未來的內銷市場，必須要占領上海。第二，廣東的投資軟環境存在不少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地方政府對引進台資重視不夠，台商負擔加重等等。
2001年，中國大陸最大的台商協會——東莞台商協會會刊中的一篇文章，專門對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投資進行了比較。文章認為：一般的台商都認為，華東的硬件產業配套比華南好，在基礎設施方麵，中國再沒有一塊地方有浦東這麼大的基礎設施投資了，而且廣東還缺電；在人才的取得和培養方麵，華南也不如華東；在政策法規環境和社會治安環境方麵，文章評論說，“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行政效率和配合度在台商看來還可以，但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等問題都是台商關心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筆者無論是在媒體上看到的還是聽到的，華南發生的機率都遠遠大於華東”；“廣東企業的收費專案多達數十項；許多台商反映廣東海關、商檢等部門辦事效率不高，等等。這些對華南的政策法規環境確實有負麵的影響。”在治安方麵，文章說“華東台商對社會治安滿意度普遍高於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