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根據筆者工作中的大量接觸，珠三角地區的台商有不少對海關等涉外單位有意見。前年國民黨常務副主席蕭萬長來東莞視察台商企業，東莞台商協會會長張漢文在致歡迎詞時，當著廣東省和東莞市官員的麵，專門提及海關查廠問題，稱這個問題解決了，台商便無後顧之憂了，言談間頗有微詞。而對去年東莞第二年被列入不推薦投資城市名單，張漢文認為，這是因為當長三角更加開放、市場更有秩序時，珠三角卻沒有跟著進步，停滯不動。此外，珠三角地區嚴於查稅，卻沒有提供相應的優質服務。
與此相比，長三角對台商的吸引力並不在於土地價格和稅收優惠政策，而在投資軟環境和未來前景。明基中國營銷總部有關人士認為，在國內有許多地方都可以拿到比蘇州更便宜的土地，台商紛紛遷移華東地區，看重的是這一地區的未來成本、經濟布局和投資環境。有關調查發現，台商普遍看好長三角地區比較健全的法製化、製度化和辦事效率、社會治安等優良環境。
另外，就未來市場輻射而言，珠三角無法同長三角相提並論，隻要占領了長三角地區，就可以沿長江西進，進入四億人口的市場，而這一地區可以說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其市場誘惑力是巨大的。
胡平：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都會受到兩種要素的約束：不可移動的要素（例如土地），可移動的要素（例如生產資本，有知識、有技術的人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說過：土地是不能移動的，而資本則容易移動。猶如候鳥對於季節的敏感，從經濟發展的曆史來看，資本、知識和企業的所有者總是在遷移到這樣一些地區——保護產權和個人自主，政府能夠接受規則的約束，信用和商業文化發達。這樣的地區也許在不可移動的要素方麵並不豐裕（例如土地麵積和自然條件），但由於培育了被經濟學家稱之為的“商業派生品德”，因此在吸引可移動要素方麵成效卓著，並因而擁有競爭中的區位優勢。歐洲文明史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興起的過程中，凡是珍惜與善待資本、企業家們既可惜時如金的工作又可恬適如羽地生活的地方——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安特衛普、紐倫堡、尼得蘭、英格蘭和普魯士，都獲得了經濟的繁榮；那些因專製、封閉、官僚文化橫行而讓資本總想望風而逃、企業家們也幾乎談虎色變的地區，也許其地域更為遼闊，資源更為豐富——西班牙、俄羅斯和奧地利，卻都在經濟上沉淪下去。
資本和企業家總是在用腳投票，而且不管看台上的拉拉隊怎樣鼓噪，這一腳總是命中“球門”。台商們的進入，或者退出，已引起廣東方麵的惕然警覺與深思：為什麼現在投資需求不足？為什麼很多資本和人才東移？哪些因素導致了他們的退出？
曹辛：除了不可抗拒的經濟因素外，珠三角地區自身還有哪些改善的空間以進一步吸引外資？回答這個問題前必須先找到產生上述問題的根子。而當我們進一步傾聽當地台商的感受時，我們不能不把問題提高到文化層次來認識了。
一位台商在對上海廣東進行比較時，講了這樣一番感受：“在廣東，政企關係很多是建立在私人關係上的。而我在上海和市政府並沒有多少交道，而且上海的開放是對全世界的開放，廣東沒有上海的這種氣度，所以發展的後勁不足。”
另一位台商更是直言：“要通過上海的海關、工商等關卡，你找人是七天，不找人也是七天；而在別的地方，你找人是七天，不找人是一個月。”在這裏，我們發現了中國傳統的變通之術，並且它引發了人際關係和法律規章孰輕孰重的問題。
總結廣東20年外向型經濟發展的經驗時，會發現一種處理問題時經常使用的方法論，這就是凡事都講變通。用當年廣東非常流行的順口溜說就是“見了綠燈大步走，見了黃燈趕緊走，見了紅燈繞著走”。反思這段曆程時我們會發現，在當時沒有任何現成法律規章的情況下，這種變通之術對廣東乃至華南經濟的發展發揮過巨大的曆史進步作用。可是時隔20年，當中國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到需要規範的程度，當中國已經加入了WT0，需要和國際經濟接軌時，這種變通之術就變得不再合時宜，尤其是當它和少數官員、行政部門的自身利益結合到一起時，它的負麵意義就開始大過其一度具有的正麵意義了，從而從根本上製約了經濟的發展。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台商得變通之利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這正是吸引他們前來投資的因素；但反過來講，正因為是變通，走政策的灰色空間，其中的風險又很大，從而束縛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上海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作為曾經是中國計劃經濟最大的大本營，它對外開放的每一步都是在相對嚴格的規範下進行的。政策的灰色地帶不多，但投資風險也因此相對較小。
一位東莞台商協會幹部前年和去年對此問題完全不同的感受，生動說明了這一點。
前年這位台商幹部同筆者討論投資環境問題時，表達了一種很有意思的觀點：“做生意按規範做一定死，所以要合理截稅。問題是，發生了抵觸怎麼辦？”他斷言說，“如果在長江三角洲出了這樣的問題，政府一定對你關上大門（意思是不管你），而在珠江三角洲，至少會給你留一條縫（意思是還有商量餘地）。所以你看，盡管這裏問題這樣多，還是有不少台商留了下來。”
可是時隔一年，他的態度大變。當我們再次討論這個問題時，他就開始抱怨當地官員的操守了。他說：我們不少台商在這裏呆了十幾年都學不會廣東話，可是到上海沒有多久，上海話就講得有那麼點意思了（不喜歡廣東文化）。比較之下我們覺得，上海人相對守法，膽子也小（不敢索賄，吃拿卡要），上海人做事是很有規矩的。因此，雖然投資成本比廣東相對高一些，但勞動力素質也高，勞資糾紛也少，隻要你按規矩辦，幾乎沒有風險，起碼海關不會動不動就封我的工廠。而在廣東，一方麵關係未處理好，麻煩事就來了。
他還特別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當地人的本位主義和排外意識。他以不久前當地水電費提價為例說，不同的鎮甚至一個鎮下不同的村，居然提價幅度不一樣（可能又是變通，但一定是台商推動的）。同樣是汙染企業，一條河的這一邊不準建廠，另一邊就可以，難道大家不是喝同一條河水嗎？在談到排外意識時他透露：他們台商協會一直得到當地政府通知，未經允許，不準接待內地省市招商團。一位台商協會幹部因為給內地招商引資提供幫助，受到當地官員的警告。
另外，當地人的種種現象讓台灣商人看不慣。比如以前有不少當地人流行周末去澳門賭錢，後來大陸管得嚴了以後，又盛行打高爾夫球了。但他們的玩法連台灣老板都驚訝：輸一杆球一萬塊。台商們表示，我的錢可是辛苦掙來的血汗錢。於是沒有人和他們玩。還有，當地一些人很有錢，人均存款比台灣也不低，但他們不重視教育，小孩從小就不讀書，成日貪玩，父母則認為反正有錢，讀不讀書無所謂。“長此以往，這裏的人口素質怎麼提得上去？”一個台商不無憂慮地說。因此考慮到各種因素，不少台商還是打算到長江三角洲去投資。雖然那裏的投資成本比珠江三角洲高10—15%，但從長遠來看，風險還是比這裏小，機會還是比這裏更多。
這位台商對上海及上海人的印象是有一定根據的。應該說自建國以來，中國官方對這座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的管理是相當有效的，特別是對人的管理。與此同時，作為中國一度最大的計劃經濟實體，上海在經濟運行上的管理也極其嚴格，因為當時上海經濟總量占了全國總量的1/6。這樣幾十年下來，便有所謂“上海人相對守法，膽小”，以及開放得有板有眼的文化現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