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有一雙慧眼，便會發現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文明進程中那個最散漶又最本質、最柔軟又最堅硬、最平和又最熱烈的部分，就是“精神氣質”了。它恰似石中之玉，鳥中之鳳，絲中之錦，霧中之凇。
國人必須經曆一場文化意義上的嬗變。在這場嬗變中，一種平實卻又高貴、開放卻又內省的精神氣質的培育或錘煉，可能比具體的改革措施、物質的發展條件更為重要。
胡平：1948年，年輕的法國經濟學家阿蘭·佩雷菲特準備將“各民族的精神氣質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為其博士論文題目，他受到導師的警告：“你踏上了地雷陣！”這意思是用客觀存在的物質條件去解釋一個地方為何領先或落後，這是一般容易順利通過的路徑；而所謂的“精神氣質”卻像阿爾卑斯山上的雲霧一樣不可捉摸，它無法量化為具體指標。野心不死的佩雷菲特，46年後在法蘭西學院以“奇跡”為題作了一係列講演，宣稱令他年輕時代如此作迷的“精神氣質”在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曆史學家們對一些“奇跡”總是大惑不解——從擁有“四大發明”的早期中國、埃及文明，到近代史上荷蘭、英國的崛起，再到“二戰”後日本與德國的複興——它們如何能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內獲得如此驚人的成就？
佩雷菲特1949年至1952年恰好呆在德國。他發現，比起當時其他歐洲國家，作為戰敗國的德國的困境更令人絕望。但麵對舉國幾乎觸目皆是的廢墟時，他常常聽到工人與老板相互告慰：“即使我們發生了爭吵，也永遠不能從這裏走出去，我們一道幹吧！”他們一起睡在地窖裏，一起喝可以照得見人影的大眾湯。15年過後，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
佩雷菲特又以韓國為例，1997年之後的韓國，外部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一片肅殺，內部是工會罷工、企業破產、政府失信、社會動蕩累積的一片瘡痍。有外國人形容說：漢城是一座正在絕望中顫抖的城市。但是從那些走上街頭湧去銀行試圖通過變賣首飾細軟以償還國家債務的平民婦女，到金大中總統盡管兩個兒子因涉嫌受賄入獄，也要努力斬除商界與政府章魚觸角般糾纏不清的黑金關係……5400萬韓國人身上充分表現出一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悲壯色彩。正是這種精神色彩，使得韓國率先在金融風暴後站起來，並日益具備一個地區性大國的影響。像足球一樣，在這幾年韓國的電影和流行音樂風靡於亞洲，僅安在旭那身行頭就“酷斃”了多少以“哈韓族”自居的中國少年……
我很認同佩雷菲特先生“精神氣質”的說法。眼裏蒙了雲翳，當然難看到形而上的東西。倘若有一雙慧眼，便會發現一個地區、一個民族文明進程中那個最散漶又最本質、最柔軟又最堅硬、最平和又最熱烈的部分，就是“精神氣質”了。它恰似石中之玉，鳥中之鳳，絲中之錦，霧中之凇。
現在讓我們掉過頭來看看國內——
在浙江，東陽不產木頭，卻有全國最大的木條產業，嘉興不產羊毛，卻有稱雄國內的羊毛衫市場。浙江全省沒有資源依托的“塊狀經濟區”達300多個，柑橘節、楊梅節、毛竹節、絲綢節等各種發明出來的節慶有200個之多，居全國之最。原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說過兩則浙江商人的創業故事。一是兩年多前，海寧長虹皮夾公司捕捉到一條信息，將要流通的歐元紙票尺寸比當時流通的歐洲各國貨幣要大，這意味著歐盟12個國家內起碼有兩億人要使用新的錢包。於是，他們立即組織生產，出口歐洲後大受歡迎；二是仙居的農民靠回收照相館廢棄的膠片、相紙等含銀的廢料、廢液、廢渣提取白銀，變廢為寶，每年加工交易白銀500餘噸，相當於全國白銀產量的1/4……
對沒有資源依托的“塊狀經濟區”，你可以稱之為遍及錢塘大地的無中生有，即“零資源現象”；對張德江津津樂道的故事，你可說是浙江人發現商業機會的高度敏感和精明的商業計算能力。但我以為，這些往深裏說，都來自於浙江人的精神氣質，猶如來自血管裏的血總是熱的。
其實，以下這一切都在默默地發散著長三角地區人們的精神氣質，並讓我們深深思慮起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欠發達決不僅僅在於經濟層麵——
一位曾在上海嘉定區掛職三個月的江西上饒幹部，回來後同朋友算過這樣兩筆帳：一筆是公務員工作時間對比：上海公務員每天在單位時間都在10個小時以上，滿負荷的工作時間至少有8小時；而我們一些基層上班遲到早退現象時有出現，一些人在單位時間僅6個多小時，真正進入工作狀態時間不到4小時，也就是說兩地工作時間之比是2：1；另一筆是行政機關來客應酬時間對比：在上海行政工作人員的時間表上，“請客吃飯”或“陪客喝酒”很少出現，許多在我們看來必需的應酬，都用工作餐取代，這樣一來，本要兩小時完成的事，隻需半個小時就輕鬆解決了，暫且不算投入的費用，單從時間上看，效率之比即為4：1。盡管這兩筆帳顯得有些細碎，但這恰是每個工作人員每天或經常要麵對的問題。她深感江西的許多發展思路和措施，並不一定比發達地區差，差就差在落實的環節上和“幹”的過程中。試想，如果江西的任何一項工作都能像上海那樣，從決策出台到基層執行，從執行完畢到信息反饋，整個過程都有序運行、高效運作，把節約時間作為加快發展的第一要訣，樹立時間就是效率、就是進步、就是發展的新理念，那麼江西在中部地區的崛起不就大大提速了嗎？
這位幹部還觀察到，上海年輕人聚在一起，談論最多的是最近看了些什麼書，有些什麼心得體會？周末參加雙休日報告會，MBA、MPA培訓以及英語、法律等專業知識學習蔚然成風，“學習的革命”隨處可見——政府是學習型的政府，社區是學習型的社區，幹部是學習型的幹部。她還注意到最近有部門對上饒和溫州兩地分別做過同一項問卷調查，即“賺了十萬元錢後怎麼用”。上饒問卷的結果是：90%的人“用來買房子和存銀行”，不到10%的人“用來生產性投資”；恰恰相反，溫州調查的是：90%的人“用來生產性投資”，不到10%的人“用來消費性開支”。她又查閱了一些統計數據：一組是江西省銀行的存貸差額2001年底為450億，去年5月份上升到530億，資金不是流入而是流出，這說明江西省民間資本還很有潛力；另一組是上饒市2001年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151.7億，如果能將這些“休眠”資金中的三分之一轉為投資，就大約相當於當年上饒市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當年固投為44億）……
不久前，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在一次會上說“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我體會，這不僅是指向“十六大”後中國大地必然要發生的一輪更深刻的經濟甚至政治改革；還表明包括廣東人、江西人在內的所有國人必須經曆的一場文化意義上的嬗變。在這場嬗變中，一種平實卻又高貴、開放卻又內省的精神氣質的培育或錘煉，可能比具體的改革措施、物質的發展條件更為重要。
經濟發展到這種水平，規範就比變通更重要了。這種文化上的改變將是珠三角在未來發展中麵臨的最大挑戰。
曹辛：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習慣於隻做不說的廣東一些地方和部門，現在也開始注意對外宣傳了。不久前一則關於廣東經濟成就的報道稱：經過20多年的發展，廣東綜合經濟實力已經超過東南亞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
經濟發展到這種水平，規範就比變通更重要了。這種文化上的改變將是珠三角在未來發展中麵臨的最大挑戰。事實上，珠三角已經切實感受到長三角的有力競爭，也都在想出對策。據了解，東莞已向中央要求，準許當地台資企業產品部分內銷。可以預見，如果這項要求獲得批準，對於延緩當地台資企業的北上會起到一定作用。
而深圳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即在WTO規定的五年開放期內，率先在服務領域對香港開放。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走的都是進一步對外開放、同國際市場接軌的路子，而越是同國際接軌，就越需要規範而不是變通。
珠三角領了20年風騷，這種“鋒頭”還能否保持下去，端看這個地方的官員們，能否有與時俱進的自省精神和創新意識。挑戰在即，要提振精神來應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