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堆明麗的篝火
胡平：1953年，梁漱溟先生在全國政協的一次會議上直諫犯顏，痛陳農民之苦：“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毛澤東斥責他挑撥神聖的工農聯盟，是“筆杆子殺人”！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農民整體的生存狀況是如何了呢？梁漱溟先生到底是一個不見血的“殺人犯”，還是一位洞燭先機、風骨凜然的大智大勇者？
本來城裏人要了解鄉村的情況並不難。許多家庭在兩代、三代之前腳板上都踩著牛屎。即使是純正的城裏人血緣，如同有人建議的那樣，不久前隻要你試著去做以下三點，便能獲得農民經濟狀態或生活狀態的真實信息——
一、看一看：在乘火車的旅途上，看看車窗外，無盡的田野上幹活的農民操持的是怎樣原始的農具；二、問一問：問問在城裏謀生的農民，總是又累又髒的活，薪酬又如此低廉，為什麼卻有這麼多人潮汛般地往城裏湧；三、拿中國農民的臉龐與電視上常見的阿富汗難民、海地難民或者世界上任何動蕩國家中的難民比，是我們農民的臉上顯得有紅暈有光彩，還是彼此相差無幾的滄桑與憔悴？
然而，記住祖輩來自鄉間的人如鳳毛麟角。
無論對於民族曆史的遺忘，還是對於家族血緣的遺忘，在中國都是驚人的。遺忘，仿佛已成了我們習性裏命定的吊詭。
而且，當城市的百寶箱拉開一道道美容、染發、瘦身、博彩、旅遊、打網球、建高爾夫球場等眼花繚亂的時尚，當城市因充塞於越來越多不倫不類的“羅馬花園”、“時代廣場”、“東方塞納”、“維多利亞華庭”等洋名而滿是虛驕之氣，仿佛城市的好日子在透支了廣大鄉村的利益之後，還要包圓全世界的好風景……
還有，長期以來在大量的報章雜誌、電視電影上，人們很少或很難聽到來自中國廣袤鄉村那早已不是田園牧歌式的聲音，到處是華麗而又甜膩得幾乎能夠粘牢飛蟲的文字、音符、影象，隨時可見脅肩諂笑、錦上添花的姿態心態。它們走馬燈似地製造一個又一個眩目的時尚與風波，它們編織並自我陶醉於時下一個物阜民豐、弦歌不綴的“康乾盛世”。它們百般逢迎的，歸納起來大概是三種人：一是富紳豪門、明星大腕，二是新興的白領階層，三是所謂的“小資”，或曰新時代的“才子佳人”。當然因為後者回報的含金量低，多半就交給文學打發了，這使早已邊緣化的文學不至於淩空蹈虛，獨愴然而涕下，亦可自拉自唱，自炒自樂，多少顯示出有某種存活下去的理由。
總之，你隻要去布滿了明星與美女頭像的報亭看看，或回到家裏，打開被韓、台、港的言情劇與胡編亂造的宮廷戲戧得一塌糊塗的電視頻道，你就會承認我的一個基本判斷——
當今的許多媒體不過著眼於在中國一小部分人富起來之後，又怎樣讓這小部分人先閑起來。或者說，它們已經樂樂嗬嗬地被大麵積“綁架”了，被國內的經濟發達地區所“綁架”，被中國先富起來或正在富起來的人們所“綁架”，被花花綠綠的人民幣、美金、歐元、港幣所“綁架”，已成階下之囚的趙安便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為此，很長時間裏，中西部的聲音都幾近失語，更遑論廣袤的鄉村乎？
靠恒河沙數的報章雜誌、電視電影堆不出河清海晏；靠對底層百姓、尤其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亦抹殺不去迄今為止中國在本質上依舊是一個農民國家。
但這時，你是很難要城裏人去關注農民，走進梁漱溟的。即使有人看一看、問一問、比一比了，但在當今城市這個光怪陸離的輪盤賭的巨大誘惑與巨大壓力下，農村的荒寒，連同農民的困苦，很快便置之於腦後。
九億農民又嚴重失語。在遍布層層的諸多權力積極地或者無奈地屏蔽下，他們沒有一個可以言說其艱幸、冤屈乃至痛苦的獨立渠道。他們唯一的方式似乎就是“上訪”，而許多年裏“上訪”被判定為“非法”或“陰謀”，這進一步加劇了農民幾近絕望的心理狀態。
欣慰的是，在知識界，也在政界，雖然“三個代表”、“人文關懷”的口號，不時成了書房和客廳裏花瓶式的某種道德點綴。人們在杯斛交錯中唏噓著鄉村的日漸沉淪，然後打著飽嗝，帶著悲天憫人的自我滿足返回住所，繼續他們的快意人生……
但中國大地上從來都有風塵壓滿兩肩的行走者、傾聽者。
幾年來，先後有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真話》、曹錦清的《黃河邊上的中國》等問世，並一時有振聾發聵之效——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但給了城裏人看待農民與農村的優越感或麻木感以致命一擊，使其轟然倒下並在倒下處立起一座拷問良心與正義的無形法庭的，像是2003年歲末兩位安徽作家發表的《中國農民調查》。這部實證與時評遠遠強於文學意義的作品，再次把“三農”問題提到了一個極為嚴峻的高度——
其驚濤排撻，岩漿奔突，運動、蓄勢了半個世紀，其矛盾林立、險象環生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
2003年有可能日後讓中國農民經久難以忘懷，更在於中共中央2004年一號文件即以農民增收為主題。在這前後，社會的方方麵麵都在緊急出動，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工具、材料盡可能齊備，以翻修“農民”、“農村”、“農業”這三所早已破敗不堪的房子。窗口陡然亮堂了，屋裏陡然溫暖起來，2003年為中國的農民兄弟點燃了一堆明麗的篝火。
此時，我卻記得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就將“耕者有其田”寫進了“建國大綱”，近八十年前共產黨就許諾革命勝利了要讓農民享有好光景，還有二十多年前，因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中國廣大的農村曾經有過春水盈盈裏蝌蚪獵獵般的活力與歡樂……
我們便會發現，在曆史的長程眼光下，這堆篝火或許隻比油燈亮上一些；我們必會思索：怎樣的“發展”才不至於迷失方向，而怎樣的“改革”才能保持社會的和諧？
摩羅（出生於江西省都昌縣一個農民家庭，在農村接受中小學教育。1978年考入九江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後在都昌縣任中學語文教師十餘年，1993年考入華東師大中文係，1997年獲中國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某高校任教師，現居家寫作。摩羅不僅在文學評論上屢有創見，在國內的知識界這也是一個頗具衝擊力的名字。近些年，他引起青年學子和知識界廣泛關注的著作有《恥辱者手記》、《自由的歌謠》、《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
我的老家在江西都昌縣鳴山鄉萬家灣村，與鄱陽湖隔一座山，這座山就叫鳴山，家鄉因此而得名。這個村是鄱陽湖地區自然條件最好的村落，因為大山的阻隔，鄱陽湖每年的水災不能危害到這裏，村民生活條件相對要好一些。緊靠湖邊的鄉村則比較糟糕，可以說是飽受水災之苦。我們村大概有500多人，全村都姓萬，是一個大家族。
解放這麼多年，農民一直被排擠在體製之外，幾乎被視為社會之外的人。我們考慮中國的問題，很少將農民視為中國的一個階層而存在，把農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來考慮。前不久，我參加了一個休閑文化研討會，與會者很自然地將幾個主要城市作為抽樣調查的對象，研究都市人的休閑問題和精神文化生活問題。當時我就想，什麼時候看見開過一個這樣的研討會，學者、專家，還有政府官員一起坐下來，研究農民、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從1949年以來，中國大概便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模式，凡是討論文化、社會福利、醫療保險等問題，農民肯定不在其中。
我每次回農村都有一種負罪感，雖然我在城裏隻是一般的市民，並沒有過上很富足的日子，但總感覺自己在城裏擁有的太多，一回到農村就感覺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麵對農民覺得不好意思。
農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擊，而現在城裏很多有錢人提倡提前體檢，已進入保養階段了。兩者一對比，農民的生存狀況是多麼艱辛。
我每次回農村都有一種負罪感，雖然我在城裏隻是一般的市民，並沒有過上很富足的日子，但總感覺自己在城裏擁有的太多，一回到農村就感覺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麵對農民覺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們好一些，回家過年是坐硬臥，他們則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來的。他們每年在外麵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或者搞土建，基本上在汕頭一帶，在南昌打短工的也有。打工很辛苦，卻賺不到多少錢，一年不過能攢下幾千塊錢，有的到年底還拿不到全款，隻領到一千多塊錢。在溫總理出麵講話之前，政府沒有什麼硬措施為農民討工錢，許多人一拖幾年，甚至最後竹籃打水，農民哪有能夠說話的地方！
他們多次邀請我到他們打工的地方去看一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廣州開會的機會，特意到汕頭去看他們。他們住的條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高樓蓋到兩層左右，有了一點框架基礎，他們就住進去。條件好一點的用兩塊木板鋪在地上當床，條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掃幹淨，把被褥一鋪就睡覺，我也在那裏住了一晚。他們一點文化生活都沒有，晚上要麼上街閑逛，要麼打牌賭博。在正常情況下，他們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賺到四五千塊錢，這還必須是沒有一點惡習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煙，甚至有賭博、嫖妓等嗜好，可能連這點錢都帶不回來。有的人把錢輸光了，連回家過年的錢都沒有，隻好借錢回家或者幹脆不回家。
除了過年回家，有一次我還專門在6月份回過一次家鄉，在村裏住了一個多月。結果發現村裏的青壯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輕女子也出去了，在村裏悠悠走著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覺空氣裏有幾分淒涼。留下來的那些家庭主婦，大抵都是一臉的蒼白、蠟黃，一看就是嚴重的營養不足。她們的男人都不在家裏，除了要忙地裏的活兒，還要操持家務，三頓飯就隨便打發了，吃點幹菜下飯或者就是喝稀飯，不像是在過日子。這些婦女的犧牲精神很強，隻要是老公和兒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買點好菜，隻有等到來了客人，或者過年的時候打工的人都回來了，才肯吃上幾頓肉。那次回到北京以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滿腦子都是農婦們一臉營養不足的麵容……